​旅法少年,初心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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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何其艰难、经验何其宝贵、精神何其崇高!”这是今年已84岁高龄的民革老党员吴西林,在接受采访时对百余年前从上海出发、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道路的爱国青年们的评价。吴西林的父亲、上海民革前辈吴琪,正是其中一员。他不仅参与了国共两党旅法组织的筹建,还先后担任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巴黎支部书记、中国国民党巴黎支部负责人。

1919年3月17日,89名青年背着厚重的行囊从上海北外滩汇山码头乘船出发,由海路赴法。这是那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第一批青年,26岁的毛泽东也第一次(此后还有两次)出现在码头送行的人群中。

百年后的今天,黄浦江畔涛声依旧,微风轻拂着位于秦皇岛路32号的“留法勤工俭学出发地”(码头旧址,现为秦皇岛路游船码头)。从靠近公平路码头的滨江最佳观景点一眼望去,江面上有一个红色的浮筒,它曾见证过一个世纪前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勤工俭学学生为寻求救国之道踏上“启航之旅”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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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勤工俭学学生赴法乘坐的法轮“宝勒加”号。

在周恩来的影响下踏上“正途”

“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从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吴琪(字惊向,江苏宜兴人,其父吴志仁为同盟会会员)作为留法江苏学生会负责人,和其他共20批、总计1600余名勤工俭学学生一起,怀着寻求救国之道的坚定信念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强烈愿望,在上海乘船,踏上了人生的全新旅途。

留法学生中有不少在国内参加过“五四”运动,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爱国主义思想普遍有所提高。“让积贫积弱的中国富强起来”,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同时,这些旅法青年年龄普遍都在二十岁上下,认知和分析能力都有限。来到欧洲后,面对各种学说、各种报章书刊,中国学生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有的信仰国家主义,等等,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好在,其中有像周恩来这样关注世界新潮流、探索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同志在。1920年到法国后,周恩来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在同学中宣传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批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乌托邦”思想,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陈乔年和陈延年两兄弟(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经周恩来的耐心帮助,最终转变了思想观念,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旅法革命团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至1921年初,中共旅法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与此同时,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向警予等建立起各类革命团体。吴琪与这些中共早期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三次运动:2月28日,400余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的领导下,到中国驻法使馆(北洋政府)请愿;7月,在周恩来、李立三的发动下,300余名勤工俭学学生参加拒款大会,抗议北洋政府向法国秘密借款(此借款,名义上是救灾,其实是用于购买军火等,借款条件是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川滇粤桂铁路建筑权、采矿权、全国实业购料权作交换);9月,120名勤工俭学学生,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带领,发动“争取回里昂大学”运动。吴琪作为旅法学生的代表(共5人),参加了与时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的面谈。

有了这三次政治运动的经历,为吴琪第二年参加“旅法少年共产党”奠定了基础。1922年6月,吴琪与周恩来、李维汉等一起在巴黎郊外的巴杭特波尤涅森林集会,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成立,会议推选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为主要领导人,其中赵世炎任书记,吴琪任巴黎支部书记。

在邓榕(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两次提到吴琪:

当年的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吴琪回忆道:“我所接触的同学中,年纪最轻的要算邓小平同志。1922年下半年,我在巴黎郊区皮浪哥饭店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他年龄虽轻,却很老练,才气横溢,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说话爽直,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时过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切仍印在我的脑海中。”

另一次:

1925年10月25日,法国情报员报告:“昨天(即10月24日)20点至21点30分,在伊希-莫利诺市(issy-les-moulineaux)夏尔洛街(rue charlot)一家咖啡餐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25人参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吴琪宣读了共产主义教育课,并指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

同年底,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因旅法青年发展到了比利时、德国、瑞士等国,“旅法”二字已不适应)正式宣告成立,旅欧党团组织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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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1日,旅欧团组织创办《少年》月刊。图为《少年》第二期和第三号。

吴琪的好友王京歧,同样在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但因参与“拒款运动”和“争取回里昂大学运动”被遣返回国,这使得他科学救国的理想破灭了,进而让他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1922年,王京歧在受命重回法国担任国民党法国里昂通讯处筹备员之际,专程到上海向孙中山先生汇报工作,先生在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党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接待时作出指示:“联络同志,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王京歧到巴黎后即与周恩来商讨,并在巴黎第五区巴黎大学附近一家旅馆内设立筹备处。3个月后,已有100多人相继参加。成立大会上,公推王京歧、周恩来、李富春、张星舟、习文德、曹德三等为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成立后,吴琪大力支持王京歧的工作,出任中国国民党巴黎支部负责人。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改组国民党发表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以谢持、邹鲁、居正、张继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后来的“西山会议派”)明确表示反对。这股逆流很快就吹到了西欧,中国国民党巴黎总支部内张星舟、习文德、曹德三等起而响应,开始自立“门户”、搞不团结。此时,周恩来和李富春已先后回国,吴琪再一次坚定地站在王京歧一边,与“西山会议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革命的烈火硝烟中留取丹心

1926年,吴琪回国参加北伐,同周恩来同志一起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7月,吴琪又随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一起到前线,并担任《革命军日报》随军总编辑。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吴琪在南京利用自己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营救了张曙时(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毛啸岭等20多位同志。

全民族抗战时期,吴琪在沪杭线一带配合地方政府救助伤兵和难民数十万人,功绩显著,获得国民党政府特别嘉奖。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桂公路,吴琪又参加了战时服务团,被派往云南马龙县,抢救伤员和难民,做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

作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吴琪与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关系密切,曾共事多年,1949年后也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56年,在邵力子的关心下,吴琪在上海正式参加民革组织。其实早在上海解放初期,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函示,原拟安排吴琪负责组建成立“上海人民政府交际处”,但吴琪因身患肺结核无法承担此项工作。待身体稍事恢复后,吴琪以其本人专长,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委员,从事征集革命文物工作。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2月,吴琪在山西省太原市的物资仓库内找到了一方玉玺,经鉴定为太平天国洪秀全所用玉玺,最终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藏品。吴琪晚年在上海市文史馆工作,直至1980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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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聘请吴琪为筹备委员会召集人。

吴琪生前曾向其子吴西林留下遗言:因自己在淞沪抗战中立过功、受过伤、流过血,故希望身后葬于松江的九峰三泖之间,可谓“碧血洒松江,丹心照汗青”。

纵观民革前辈吴琪的这一生,旅法时期的经历对他的一生有重大影响,他先后担任过国共两党巴黎支部的负责人,并且在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影响下,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正确、事实上经过历史考验也被证明了正确的道路。他坚定不移地与“西山会议派”等反革命势力作斗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在上海始发、统一战线在革命斗争中的法宝作用。

当年的汇山码头早已不复存在,如今黄浦江两岸灯火璀璨;当行人途经“留法勤工俭学出发地”时,滔滔不绝的黄浦江水拍击着堤岸,仿佛是在提醒今人:擦亮“红色”底色,感受历史中的故事、故事中的细节、细节中的精神,永葆初心、永担使命。

(作者金鑫,系民革上海市委会理论文史委主任助理、民革上海市委会宣传部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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