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周轶君探访全球教育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播出，让人们看见考试、补课、升学的单一路径之外，在世界不同地方教育的多种样貌。在见证他人成长的同时，许多人重新养育了自己，疗愈创伤，反思成长历程中那些隐藏的问题。
时隔五年，导演、主持人周轶君再次踏上旅程，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发现教育的可能性。这一季，节目组来到竞争激烈、面向未来的新加坡，以哲学思辨为日常的法国，求真务实的德国，从玩乐中寻找终身兴趣的新西兰，以及近几年热门的留学陪读地点泰国。日前，《他乡的童年2》上线优酷，正在播出。
走过许多国家，周轶君越来越觉得，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在第二季中，透过各国的教育理念，也看见这个国家如何理解人的存在，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
法国这一集，回答了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自由、多元和松弛感从何而来。这是一个珍视人的童年阶段的国家。从婴儿阶段开始，他们将孩子当成完整的人去尊重，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勇敢表达自我，注重培养人的思辨精神，尽可能多地体验生命。在法国的教育理念中，找到自己要走的路，成为你自己，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巴黎的学生拥有双休日，每周三放半天假。在巴黎教育厅官员看来，让孩子每天八小时学习语言和数学是不可能的事情：“孩子们必须放松地学习。”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法国的失业率逐年增加，2023年为7.4%。
许多观众在看新加坡这一集时，会感叹这里的教育面貌与中国何其相似，竞争甚至更加激烈。在新加坡，小升初考试的重要性不亚于高考，被称为“小六”的阶段至关重要。新加坡小学每天下午2点放学，大量孩子涌向补习班。补习班张贴的标语是：“我来这里，不是要成为普通人，而是要成为优秀的人。”新加坡允许家庭体罚，疫情期间的网课让家长抓狂，“藤条”成为他们的训儿利器，也为自己解压。
1965年建国的新加坡，因资源匮乏选择投资于人，通过考试筛选人才，从小渔村发展成为花园国家。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样的教育体系，它培养了大批服务于全球资本的高端人才，国家也因此充满活力，经济繁荣。
与“怕输”心态盛行的新加坡不同，以严谨著称、以制造业闻名全球的德国，背后由一种允许犯错的教育理念支撑。在德国人看来，一个从不犯错的人是没有尝试过的人。与此同时，德国的教育直面现实，在小学阶段就开设性教育课程，坦诚而透明。
“所谓教育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是指文化当中我们如何定义人。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还是在既定的社会规则中超越其他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难讲是否有绝对的好坏。”在周轶君看来，没有完美的教育。一位居住在希腊的朋友告诉她，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教育就是伤害：“孩子最初是浑然天成的状态，而教育像一把刀在人的身上留下刻痕。”如何雕刻人、塑造人，取决于社会、学校与家庭的观念。
《他乡的童年》第一季播出之后，有父母选择带着孩子移居到他们向往的教育理想国比如芬兰。体验过后却发现，现实与想象仍有不少落差。除了教育之外，还需要面临如何适应当地气候、文化和语言的问题。换一个环境，未必能够带来理想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你所认为正确的理念，也是一种方法。在周轶君看来，有时候看见差异，就是为人父母迈出的第一步。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旧的教育方式存在某种问题，也将更多选择的自由交还给子女，但与此同时，他们仍会被现实的焦虑所裹挟。
周轶君坦言，自己也有很多“忍不住”的时刻，比如在最大限度尊重孩子的选择自由之后，懊恼自己是否让步太多，丧失了作为母亲的权威。但是，如果给她再来一次的机会，她还是会选择不去过度掌控孩子的课余时间：“现在的父母认为自己知道得多，不停地为孩子去操心：上哪个小学、哪个中学，假期要去哪个夏令营，上什么培训班。有时候父母别那么使劲，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自己选择，可能真的会不一样。”
在德国一所较为偏僻的小学，实行着一种让学生自主规划学习进度的教育方法。今天学什么科目，学到哪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当然，这意味着老师也需要尽职尽责，解答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种学习方式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孩子普遍拥有较强的自驱力，升至中学后也往往会展现出更强的学习能力。女校长告诉周轶君，很多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每天都在被告知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该起床、刷牙、洗脸，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选择。”
在周轶君看来，这种教育理念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小孩子最原始的欲望是长大成人。看着周围的这些大人，他也想主宰事情，想变成大人。但很多时候，我们把这种欲望剥夺了、压抑了。”
中国家长一直在寻找一种去杂质的生活方式，无法接受孩子偏离既定轨道。周轶君觉得，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能够长出一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能力，并且有强烈愿望要去实现它，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只要不是坏事，为什么不让他去尝试呢？我们不是要替孩子做选择，而是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思考的过程。”
专访周轶君：“卷”里有很大的盲目和荒谬
第一财经：新加坡与中国国情差异很大，为什么在“卷”这件事上如此一致？
周轶君：一方面，新加坡资源匮乏，需要培养大量的精英为国际资本服务，把国家治理好。另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心态叫“怕输”。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态，实际上就是相互比较。
在新加坡，学习成绩不好未必没有出路。我们采访的人工智能研发工程师“小六”考得不好，没有上过大学，也可以凭借努力实现梦想。可是家长为什么还要这么“卷”呢？
有一个妈妈告诉我，因为所有家长在一开始都觉得自己的小孩是天才，从一开始就不能输，要和别人去竞争。新加坡的教育局倡导因材施教，认为这种小学阶段的竞争带有盲目性。他们要求孩子下午两点放学，按照各自的喜好发展特长，结果孩子们全去补课了，这不是教育局的初衷。我想让大家看到，“卷”这件事情里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荒谬性。
第一财经：你提到，教育没有绝对的好坏。如果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做选择，我可能会选择在德国接受教育，而不是新加坡。
周轶君：如果我是你，也会这样选。之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讲郎朗学琴，他的父亲当年会说非常狠的话去逼迫他，郎朗成才了。有人问郎朗的老师加里·格拉夫曼如何看待郎朗的学琴经历，他说，首先得知道郎朗是有天分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逼得出来”的孩子。我们也看到，王羽佳没有被这么逼过，她也成才了。有时候，这种因果关系不能太看表面。也许郎朗当年没有被这么逼迫，也能成才。什么是最适合他的方式，我们不知道。童年教育说不清楚的地方在于，它没办法再来一次。所以我们应该尽力了解孩子的可能性，再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
第一财经：在新加坡这一集里，你提到激烈竞争下成长的孩子可能会将成功归功于自己，忘了这是与他人协作的结果，这种思维可能会造成哪些影响？
周轶君：新加坡的一位专家认为，人通过“精英主义”的教育体系，会觉得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赚到大钱、拥有社会地位，都是自己挣来的。如果有人做不到，是他不够努力、不够聪明。包括职业分工之间的鄙视，用财富、收入来判断人。如果你有钱、考名校，那说明你好，这种观念，掩盖了这个人真正是谁。
第一财经：在谈到德国职业教育时，有一句话叫作“只有分工，没有贵贱”。但在中国，不少家长目前还是比较难以接受孩子分流到职业学校。
周轶君：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过去大家确实形成了一定成见，认为职业学校不太好，风气不好，学历低。在德国，职业学校毕业的人收入并不一定比本科生低，有一种说法，一个资深的水管工人挣得不比大学教授低。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除了说学校、教育局应该如何，社会观念的转变也是非常重要的。
新加坡教育局很早就倡导不要补课，“小六”考试的积分制度也改变了，比以前更宽松，可是所有家长都在传，越改越要“卷”，社会观念还是没有变。德国可以做到，是因为社会观念认可工种没有贵贱之分。
社会观念的改变是一件特别困难、特别缓慢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改变不了。法国是一个最重视童年的国家，生育率在欧盟排名第一。但是我们采访的一位妈妈，她的祖母，甚至她的妈妈，对孩子也没有那么尊重。他们对孩子的尊重来自于法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可能需要几代人观念的改变。
第一财经：近几年，大家对儿童心理问题、青少年抑郁的关注度似乎比过去更强烈，这是否意味着社会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周轶君：也是因为问题越来越多，需要非常重视。这涉及大家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家长能不能接受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走错一步，比如，哪次没有考好。纪录片里我们采访的小孩，后来“小六”有一科没有考得那么好，没有进入非常理想的学校。他的妈妈也在反思，觉得孩子虽然没有去到想去的学校，但在新的学校会有不同的经历和收获，这对孩子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该学会接受这种计划外的事。
第一财经：在《他乡的童年2》线下观影会，有一位母亲提到，她在看纪录片的时候感觉内心很平静，一回到现实生活，又会被大量的信息所裹挟，在普遍焦虑的环境中，如何做到不被影响？
周轶君：家长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们都是被过去的观念所塑造的。当你发现别人的孩子都上名校了，你的孩子读职业学校了，肯定会觉得丢人。除非这个国家非常认可职业学校，也根本没有所谓“名校”一说，那你可能不会这么焦虑。我们的确会受到环境、观念的影响，我们都身在其中，我自己也无法完全摆脱。我们这一代父母已经开始接受教育上的新观念，和我们的父母辈已经很不一样了。
如何不被普遍焦虑的环境影响，每个人的答案各不相同。就像我们在新加坡这一集中采访的妈妈，她希望儿子能够考出好成绩。当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发展时，我们该如何应对，是生气，还是接受？我觉得要有耐心，尝试去理解。
新加坡的一位补课老师说，她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有让她补过课。我们不知道她的父母为什么内心这么强大，你看她的性格，很快乐。可是在我们剪片的时候，有同事开玩笑说，所以她现在只能当补课老师。这就是外人的判断了，而不是她自己心中的得失。所以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成长，什么是他人的感受，这是两件事情。
第一财经：第一季在日本，这一季在德国，都谈到了一件事，最好的童年是有选择的童年，所以你认为给孩子自主权是很重要的？
周轶君：德国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兜底，它不是让你不去尝试不犯错，比如性教育，不是让你不去实现欲望——不能谈恋爱、不能早恋、不能和别人亲密接触，而是底线就是别怀孕。但我们的管理通常是欲望层面的管理，不能去玩、不能恋爱。小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成人，如果你掐死了，会对后面许多事情产生影响。
第一财经：你提到，这次在法国、新西兰，最大的触动是看到孩子们都很自信，背后的原因是否有相似性？
周轶君：他们小时候长大成人的欲望没有被拿走，至少没有拿得那么干净，很小就能自己做主、自己选择。在新西兰，拿走一点限制，所谓的限制就是大人的担忧，而不是真的安全问题。稍微拿走那么一点，就能长出来自主、创造力。就好像养花，把上面盖的一层玻璃挪开，它就自己长出来了。
第一财经：反思旧的教育体系的同时，也需思考新的方法如何建立，从家庭、学校、社会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纪录片中得到哪些启示？
周轶君：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家庭教育是父母的三观，社会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教育是如此复杂，我认为家庭教育的影响比学校更大一些。家庭内部如何看待教育非常关键，父母可以从自己的角度为孩子做一些加减法。
德国这一集，你可以看到，孩子与孩子之间的推搡都没什么事。在中国，很多小学老师花很多精力调解家长矛盾，有时只是同学之间的口角或者擦碰，结果居然会有家长为此在校门口打起来，甚至需要警方介入。这带来一个更严重的后果，为了减少类似事情发生，学校命令学生课间不能出去玩，不准下楼。孩子们没有自由活动，没有玩，身心怎么健康？
新西兰这一集，你会非常惊讶他们能玩到那种程度，撒野、挂在树上，但他们不会互相伤害。有一项科学调查发现，孩子玩彻底之后，学校几乎没有霸凌事件。霸凌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孩子觉得太无聊了，所以欺负别人。中国孩子的绝大部分问题在于没有玩好。我们要正视人的欲望和冲动，而不是压抑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