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怀旧中的“话语制度”——基于电影《不止不休》的案例研究

现代人正在从已失去、被盗走或被抛弃却未死的过去中寻找各式各样的乌托邦，或称“逆托邦”（retrotopia）（鲍曼，2017/2018：8-9）。面对新闻业的剧变，人们也越来越频繁地回望已经过去的“黄金时代”。社交网络上涌现回忆“因读《看见》而看见新闻理想”的热帖，直播间里中年失业后去送外卖的《南方周末》前记者大谈被现实磨平了新闻理想。近期社会讨论热度最高的关于新闻业的怀旧事件之一，是关于新闻业的电影《不止不休》的上映。如果说其他怀旧事件是在公共空间偶发的、零星的怀旧活动，那么这部电影的全国公映无疑将关于新闻业的集体怀旧推进到了大众文化空间。

“新闻业怀旧”源自“怀旧”（nostalgia）这一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意义上的“情感结构”概念。在文化研究中，怀旧被视作通过怀念美好过往，来回应不完美现实的策略（tannock，1995）。对实际上不可企及的、甚至只是刻板印象的美好过去的追忆，能够创造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记忆连结，并成为憧憬“更好未来”的文化资源。在面临转型和危机的现实时，新闻业同样表现出显著的怀旧倾向。本文提出“新闻业怀旧”来概括以报业的“黄金时代”为关注核心的情感现象。它借助追溯“新闻业曾经如何”的言说策略，生产共同记忆、形塑本体论意义上的新闻业话语（hanitzsch & vos，2017）。

新闻业怀旧广泛地存在于新闻职业场域，特别是在从业群体的集体记忆生产中。比如，有学者借美国新闻编辑协会（asne）定期论坛的影像数据，研究了“前互联网”时代以“怀旧”和“危机”为主题的言说如何帮助新闻业联结成为一个集体领域（buozis，rooney & creech，2021）。还有学者对美国都市报业衰落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怀旧话语的收集分析，分别是记者失业、新闻室搬迁和报纸停刊（gilewicz，2018）。基于记者离职的纪念文章、编辑室场所变更的新闻报道,以及停刊前的最后一版报纸等资料，研究者发现新闻从业者的集体怀旧向更广泛的文化空间传播了职业记忆，从而为未来发展保存重要观念。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的黑箱被进一步开启，职业群体开始在社交媒体等数字空间积极展示职业后台（周葆华，2013），怀旧活动和文本也更频繁地出现在数字空间。这些怀旧的言说成为新闻人将行业危机归咎于外部环境的自我防御机制（usher，2010），又或是在个体和集体记忆间达成联结、赋予新闻人在当下重建身份权威的途径（spaulding，2016）。

新闻业怀旧的客体与特征因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新闻历史而不同。西方的新闻业怀旧大多缘起于数字技术冲击下的报业经济衰退，而以市场化改革为重要转折的中国新闻业则更多关注对新闻体制变迁的反思。陈楚洁（2015）借用甘斯（herbert gans）将上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媒体全盛期称作“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的概括，讨论了中国新闻人对“杨伟光领导下央视锐意改革时代”的集体怀念。李红涛（2016）则扩展讨论了2013年前后，弥漫在更广阔的中国新闻职业空间内的集体怀旧现象，将中国纸媒业的“黄金时代”界定为“19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的新闻改革和市场化媒体勃兴”阶段。以上研究沿着文化权威和集体记忆的脉络展开，证明了诉诸“已经过去的黄金时代”早已成为“现在的新闻人”对外树立权威和向内凝聚信心的神话式建构和合法性资源。然而，当下的新闻业怀旧现象与十年前有所不同——关于新闻的言说越来越不局限于“业内文化”。随着大量媒体人离职、都市报倒闭、国家对新闻工作的管理进一步严格规范，新闻从业者呈现出“分群”、“割据”的特征，新闻职业价值观则“跨平台流通，时隐时现”（王薇，2019）。职业群体的流动和职业边界的模糊让新闻业怀旧也成为一个弥散的文化现象，影视作品对都市报业“黄金时代”的描写就构成一类新兴的怀旧形式。向更大社会空间弥散的叙事结构如何作用于新闻制度场域，要求跳出职业共同体的“同温层”来认识新闻业的怀旧话语生产。

关于怀旧叙述的批评应当对其内容、作者，以及观众进行清晰的辨别（tannock，1995）。因此，本文将聚焦讨论影视再现作为新闻业怀旧的一种特殊叙事，关注其如何被接受或批评。今天，新闻的生产与消费场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都市报业“闪闪发光的黄金时代”对现在习惯于从屏幕上的推送和榜单中获知新闻的年轻人来说无法想象。由电影所虚构的新闻业怀旧故事呈现出对新闻业的何种想象，又如何与观众评论互动，成为本文的基本关切。

（一）影视中的新闻业

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主要流行形式，中介了大众想象，构成文化研究中一类重要的经验对象。电影将社会现实以话语符号的形式传送，把创作者对新闻业的认识转化、编织进视听化的语言规则；而在知识结构、生产关系和技术条件上不尽相同的观众对影视文本的接受，则构成了与之协商的“解码”实践（霍尔，1973/2000）。

中国当代流行影视中对记者等新闻职业角色的呈现并不算多，未能构成一种类型影视（邹高翔，2022）。反观在商业片制作发达的好莱坞模式之下，新闻电影已然成为类型片（genre），关切新闻业与西方社会的结构性张力，比如公共利益与商业盈利的矛盾问题、真相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问题等（ehrlich，2004：12）。这一现象引起了新闻研究者的兴趣。

学者首先关注了影视对职业的再现，讨论电影对新闻人形象建构的方式和意义。艾里奇（matthew c. ehrlich）将美国电影对新闻职业的呈现视作一种带有怀旧色彩的神话（myth），发现电影中的新闻人往往依据“官方英雄”或“非法英雄”的类型建构。前者代表社区的和进步的力量，后者则象征个人主义和自由。与“新闻英雄”相对的，还存在“恶棍”，他们总是向短期利益或非正义压迫妥协（ehrlich，2004：8-9）。不论是对影视中新闻人形象的类型学归纳，还是对“女记者”、“坏记者”等特定群体角色的阐释，都没有超出“表征解读”的框架，可以被概括为“影视中的记者形象研究”（ghiglione & saltzman，2005；good，1998；ehrlich，2006）。

对影视再现新闻业之手法与类型的研究仅停留于对影视这种文学式叙事的拆解，并未能深入挖掘虚构文本与现实中职业文化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鉴于此，新闻学者越来越将关注点转向了“新闻人如何感知和处理影视作品对自身职业的再现”。早在19世纪初，美国现代新闻业的诸多特征已经显露，新闻小说（newspaper fiction）成为流行文学，影响着从业者和大众对新闻业的认识和评价，虚构的刻画时刻牵动着记者们的“不安全感”（good，1984）。在调查新闻的全盛时期，诸如《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 's men）等电影加强了新闻业的核心神话。水门事件作为美国新闻业的“中心神话”，经由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两位记者的自述及衍生影视，被标记成为美国现代调查新闻之始，亦服务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对“媒体力量的展演”以及“对调查新闻最成功的广告”（brennen， 2003；mcnair，2011）。

进入数字新闻时代，新闻业危机在全球掀起浪潮，影视中对于新闻业的描画越来越遭遇职业群体的反对。当出现引发公共注意和批评事件时，比如“异类”或“越轨”的新闻行动，从业者总是使用符号性的策略来挽回其专业名声或重申解释权，以期维护当前职业共同体中共享的主导范式，即一套被业内共享和维系的知识形式与常规（bennett，gressett & haltom，1985）。影视作品对新闻业的再现也挑战着新闻范式。有研究者关注了新闻从业者对美剧《火线》（the wire）中有关报社负面剧情的批评，并将其归纳为对职业边界自主性的捍卫，构成“范式修补”（steiner et al.，2013）。然而，“范式修补”带有一个隐含预设，即“只有在被打破的短暂时刻，新闻范式才会真正进入职业群体的视野，并上演修补活动”（vos & moore，2020）。实际上，在其他状况下，记者和新闻机构也在不断寻找和重建支持该行业的理想化叙事，以求从外部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合法性的支持（koliska，chadha & burns，2020）。因此，一个制度性的视角对理解围绕新闻业的话语互动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理解怀旧话语的新制度主义视角

受现象学和常人方法论的影响，新制度主义关注社会行动者理解其所面临情景的“意义”的方式。与传统的组织研究不同，新制度主义将“意义”提升到社会制度的层面，将其视作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提示研究者关注组织环境中文化信念体系的运行状况（斯科特，2008/2010：52），从而更好地解释关于职业组织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问题。

研究者最早以“制度神话”的概念阐释了新制度主义的思路。迈耶（john meyer）和罗恩（brian rowan）在1977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讨论了“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对于某一特定的职业组织来说，作为合法性来源的理想准则是一种理性神话，并被社会普遍接纳；然而，日常活动中的效率要求却与之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为此，组织将进行“脱耦”（decoupling）的实践，即保持制度化组织正式结构稳定性与合法性的同时，灵活多样地完成现实中的操作（meyer & rowan，1977）。

科利斯卡（michael koliska）与埃克特（stine eckert）转借了“脱耦”概念，解释新闻从业者对影视作品中过于理想化的新闻人形象的抵触。他们认为，美剧《新闻编辑室》（the newsroom）对新闻人形象的理想化处理挑战了从业者对自身职业的解释权。从业者通过声称“实际上的新闻实践和电视剧里刻画的毫不相关”，来与这一神话“脱耦”（koliska & eckert，2015）。值得商榷的是，“脱耦”概念原本是用来解释在组织日常活动中存在的向现实妥协的实践策略，而非修辞表达。例如，医院虽建立起治愈病人的职业神话，但在日常工作中仅以治疗而非治愈为目的（meyer & rowan，1977）。因此，将新闻从业者对影视再现进行批评的现象解读为“脱耦”，存在对这一概念的误读。

本文认为，新制度主义的分支——话语制度主义更适合讨论“作为制度性过程”的话语现象。话语制度主义将话语视作内含观念（ideas）的意义结构，关注其所指向的政治性行动或观点，主张通过话语来定义制度本身和制度的维系与变迁（schmidt，2008）。新闻业同样可以被理解成话语制度，由包裹特定利益诉求观念的话语构成（vos & thomas，2018）。具体而言，包括新闻从业者定义何为新闻、如何做新闻的言说（hanitzsch & vos，2017）。有传媒研究者改进了话语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提出“话语的媒体制度主义”，强调关注媒体制度场域中除职业精英以外的多元话语主体，包括政治、经济、公民组织，及其包括的多重话语空间（ganter & löblich，2021）。如此，存在于职业空间和更广泛大众文化空间的关于新闻业的言说都构成了讨论作为观念和文化制度的新闻业的经验基础。影视创作本身是一类特殊的话语形态，服务于特定人物形象塑造和主旨传达。它拥有独立的叙事目的，而非直接服务于职业理性神话的建构，但新闻从业群体与影视再现所产生的话语互动，则构成新闻业制度建构过程的一部分。

综观既有研究，在关于“影视再现新闻业”的讨论中，局限于“符号性表征”的研究仍占多数。近年逐渐浮现的关于新闻职业群体如何感知、接受影视刻画的研究，则更多从“范式修补”的文化路径上切入讨论，局限于讨论职业群体对影视中“越轨行为”的纠偏。基于此，承接话语制度主义的理论关切，本文将从电影文本和批评文本的话语互动出发，解释作为制度过程的新闻业怀旧是如何运作的。

于2023年在中国大陆地区公映的电影《不止不休》为解决本文所关切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案例。2003年，《中国新闻周刊》第157期刊登了封面故事《中国1.2亿人的反歧视主张》，并以4篇报道和1篇评论的组合形式报道了“乙肝歧视”问题。同样在2003年，《南方都市报》登出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后，全国上下为收容遣送制度哗然。那是一个记者“以笔为刀”，调查、记录社会问题，以“四力”切实推动社会改变向前的激情年代。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和传统媒体式微，新闻人的心态和话语急转成为对“黄金时代”的集体怀旧。电影《不止不休》所讲述的2003年的记者故事，引发对新闻职业的讨论热潮，诸多针对影片的、关于新闻业的言说被生产，构成难得的怀旧时刻。就激起“阐释社群”集中讨论新闻业重要性的意义上，亦构成了一个“热点时刻”（hot moment）（zelizer，1993）。

延续文化的新闻研究路径，并结合新制度主义的关切，新闻业可以被视作一种话语制度，故可以从关于它的言说入手研究（hanitzsch & vos，2017）。首先，以《不止不休》本身作为文本材料（包括对白、场面调度和情节等电影语言），关注其对新闻职业的刻画描写，特别是对新闻职业价值观的呈现。影片讲述了一个高中肄业的“北漂”青年在《京城时报》做实习记者时跟随师父黄江报道“矿难瞒报”和“乙肝代检”的故事，总体上描绘了2003年前后都市报业的“黄金时代”，构成一重新闻业怀旧叙事。

其次，对电影的批评又构成了另一重怀旧的话语材料。使用慧科新闻数据库和listen notes播客数据搜索引擎，研究收集者整理了电影最早在电影节小规模展映到本文写作之时（2020年9月至2024年1月）关于“电影《不止不休》与新闻业”的新闻报道和媒体评论，共计104篇、27集。排除简单关联以上两个主题的、局限于美学分析的和内容重复的材料后，共得到41篇经验材料以供话语主题分析，言说主体包括机构媒体和网络自媒体。

围绕案例，本研究关注《不止不休》这部电影如何搭建对新闻业的怀旧叙事、引发了新闻职业群体的何种言说，并试图解释其原因。从话语作为新闻业建制的理论关切出发，研究旨在回答的问题是：怀旧话语如何塑造新闻业的制度性地位？又如何在当下对新闻制度进行维系或修补？

电影《不止不休》的主干叙事讲述了“北漂”实习记者韩东凭借一腔热血，调查揭露乙肝歧视真相的故事。对于这一艺术再现，职业群体的态度并非与之针锋相对。电影和职业群体“共同的故事”是“黄金时代”，但在具体的言说中却指向不同的落点。

总体来看，影片制造了一个清晰的理想主义叙事，在职业群体中则同时出现了两种声音。借用博伊姆（svetlana boym）对怀旧的类型划分，可以将其大致归入“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的范畴。前者旨在提供一个关于过去的“完美快照”，为怀念提供一件“安慰性的集体稿本”（博伊姆，2001/2010：47）；后者则直面今时与往日之间的断裂，“指示新的可塑性”（博伊姆，2001/2010：55）。表1归纳了这一现象。

（一）影片：复现“黄金时代”

影片的故事时空框定在都市报业正繁荣的2003年的北京。这一年无疑是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南方周末》2004年的新年献词这样记录2003年的重要公共事件：

影片精心设计了视听语言，将与“黄金时代”有关的记忆符号编织进影片叙事中；使用互文式的叙事修辞，铺展出“黄金时代”的叙事背景。其中一条叙事暗线是主人公的“北漂青年”身份，调用了作为新闻业怀旧符号的“孙志刚事件”。韩东是一个“北漂青年”，生活拮据，也没有办理暂住证，因此在租住的公寓失火后被派出所“控制”。来到报社报到时，黄江听说事情原委后问他为什么不办暂住证，韩东直白表达了对暂住管理制度的不满。在报道失事煤矿的情节里，电影设置了黄江与线人通话的桥段，电话对面的那个人正叫做“志刚”。孙志刚是我国“收容遣送法”废除过程中的关键人物。2003年，他因是“三无人员”而被收押，后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之死”的报道，最终推动了收容遣送条例废除，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热点时刻”（张志安，甘晨，2014）。剧情对这一事件的调用带有修辞作用，目的在于唤醒“调查报道推动社会进步”的集体记忆。

另一条叙事暗线则是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漫游太空”这一象征新闻媒体作为历史见证者之专业角色的媒介事件。影片设计了多处细节让主人公与“神五飞天”事件互动。在刚刚进入报社见习的情节中，“神五飞天”的新闻版面被展览在《京城时报》编辑部的墙面上。实习生们被告知如果做出好的头版报道，也可以被展示上墙。在韩东调查写稿的间隙，影片对漂浮的飞船和韩东那支漂浮的钢笔做了互文的浪漫化处理，意在塑造新闻人为重大社会事件的见证者、当下历史的执笔人。

在集中体现“新闻何为”的调查报道生产情节中，影片呈现了“黄金时代”新闻工作的怀旧细节。就集体工作的场景来说，新闻编辑部被描写成一个极具生命力的工作空间。在摄像机跟随主人公韩东的视角第一次进入《京城时报》编辑部时，编辑和记者正在会议桌前激烈地争吵，其中内容大意是关于报道中死者肖像权和隐私权的新闻伦理问题。片中的调查记者黄江出场时刚从调查工厂违规排污的现场赶回报社，他风尘仆仆又眉飞色舞地向同事讲述着自己在现场的所见所闻，手里还握着采集回来的污水样本。编辑部的空间里充满了笨重的台式电脑、滴滴作响的qq提示音等关于千禧年初的细节（文本附表材料编号：14。下同）。

就记者个人的工作来说，影片描写了通过网络论坛“西祠胡同”维系的记者虚拟社区，以及通过乔装打扮等卧底方式调查真相的工作方式。“西祠胡同”是始建于1998年的中文网络论坛，成为互联网刚刚起步时最为活跃的网络言论社区，也是诸多记者“混迹其中找线索”的重要途径（21）。在黄江和韩东二人第一次搭档外采、报道“矿难瞒报”的情节中，为了潜入表面风平浪静实则发生事故的煤矿，他们乔装成当地的务工人员，扑在土里打滚、弄脏衣服以保证记者身份不被暴露。后来韩东为了调查“血牛”、“乙肝代检”也伪装成了参与代检赚外快的学生。记者为了深入调查现场而伪装甚至卧底的情节，也是对调查记者工作的真实还原。据媒体人回忆，在当时“记者为了隐藏身份，借工服甚至顺走医生的白大褂穿”都是真实发生过的（18）。

尽管影片以都市报新闻的繁荣景象为背景，但创作者的核心叙事指向了为与草根共情的英雄主义书写赞歌。在借助视听语言和情节设定对“黄金时代”进行表层的复现和还原之外，影片主人公韩东的新闻记者角色还被“北漂”、“高中肄业”等社会弱势群体身份所包裹，“冷静客观”的职业观则被置于主人公所主张的新闻理想之对立面。电影致力于复现“黄金时代”，在怀旧策略上倾向于“修复型”的怀旧，既为新闻职业社群所采纳，也被反思性的批评所质疑。

（二）折中话语：“以理想为纲”

《不止不休》上映后，有大量新闻报道、文化专栏和媒体人评论涌现。其中最先突出的一类话语主题是在媒体职业群体中形成的折中主张，即以影片中对理想主义的描写为鼓舞，从对“黄金时代”的怀旧记忆出发，抒写当下对新闻工作仍然抱持的感动和信心；与此同时，隐去了影片所具体刻画的调查细节，更无意勾勒都市报时代与数字新闻业的差异之处。在这类言说中，“以理想为纲”，就足以将“黄金时代”的光辉洒落至今天的新闻业之上。

《不止不休》创作团队对21世纪初的中国新闻史进行了积极的取材，让不少新闻从业者体会到亲切感并感慨其珍贵，也因此产生了积极的评论反馈（8，27）。根据外围报道，《不止不休》的四位署名编剧中，有两位是前时政记者，而参与剧本草创的七位编剧中，更有五位曾是记者（30）。除了故事由前媒体人“孵化”之外，导演为了使影片贴合时代细节，还拜访、邀请了2000年代曾在都市报一线新闻工作的记者、编辑参与影片的制作。“乙肝歧视第一案”的报道者、电影主人公韩东的角色原型韩福东，也被邀请客串报社新年聚餐的镜头。在与其他影视再现的对比之下，试图从世纪初新闻工作的现实经历中取材的《不止不休》被认为相对真实地再现了纸媒时代新闻工作的轮廓，其叙事核心“赞美热血的新闻理想”亦被职业群体所接纳，成为评论文本所呼应的主要内容。

“以理想为纲”的主题大多出现在报道新闻工作者参加观影活动的新闻或评论中。其中，“振奋”、“鼓舞”等因电影而产生的积极情绪是主要的情感基调。例如：

另一类言说虽言及怀旧，但落点往往在于弥合今时与往日之间的差异：

之所以称这类言说是一个“折中”，是因为它们都采取了积极正面的态度接纳影片所建构的对“黄金时代”的完美“快照”，而对报道写作中的调查过程不做追究、对影片中所刻画的新闻工作细节不予评论。仅以“理想主义弥足珍贵”为共识、以怀旧“黄金时代”为中介，新闻职业群体的折中话语借力影片的赞歌叙事来加固关于新闻业的理性神话，构成针对职业群体内部的“强心剂”。

（三）反思话语：为新闻工作除魅

一个特定版本的叙事为了服务其主旨，总是会聚焦主题并排除冗余的部分，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更是如此。职业群体的反思性言说针对这些部分与影片叙事展开协商，强调今昔新闻业之间的断裂性，并投射了他们对作为社会制度之新闻业的应然观念。

《不止不休》对“黄金时代”调查新闻的最大改编是将一篇关于乙肝歧视“民告官”的报道改写成了“病毒携带者自述”，成为职业群体所着力攻击、试图重写的部分。电影中《一亿人的反歧视主张》报道的原型是安徽芜湖人张先著状告地方人事局一案。该事件当事人因乙肝病毒检测出“一五阳”，而在公务员考试中被取消资格。影片将这一真实事件改编成了实习记者韩东独自走访、记录多位遭受乙肝歧视患者的个人自述，并最终在《京城时报》编辑部的认可下登上头版。

不少评论都沿着影片的线索去追溯了被改编的真实事件，并对影片对报道原型的简化和缺省处理表达不满：

影片的剧情设计可概括为调查和撤稿两个情节单元。调查主要聚焦描写主人公韩东作为实习记者的个人工作，撤稿则是对韩东与新闻编辑部集体工作的刻画。以上两个主要情节都成为职业群体展开商榷的对象。

电影所表现的实习记者的卧底调查情节，挑战了新闻专业知识操演的合法性。韩东最初是通过流散的“卖血小广告”找到调查线索，并通过假扮卖血赚外快的学生进入非法从事乙肝代检活动组织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他了解到那些遭受乙肝歧视人的痛苦和不甘，更发现自己的好友也是其中一员。冷血地揭露违法代检实情和共情好友不公遭遇的两极不断撕扯着主人公，推动叙事发展。而来自新闻从业者的批评指出，片中对调查记者工作的描写根本不符合专业规范。片中的韩东既没有做到平衡信源，也没有交叉互证，甚至从头至尾没有搞清楚乙肝病毒相关的医学事实——影片只借助病毒携带者和从事非法代检的医生之口讲述了部分内容。因此，有记者批评，“这部电影不是在致敬调查记者，而是在致敬自媒体”（16）。

除了否定对职业个体形象的刻画，作为全片高潮的“撤稿情节”描绘了《京城时报》编辑部的集体工作情景，更为批评者所不满。媒体人对此段剧情的批评从都市报真实的组织架构出发，指出该情节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也不符合新闻业的价值逻辑。首先，报道的编发，特别是头版报道的“撤与发”，并不是记者一人能够单独决定的，而是由严格的编审流程把关的，更不必说一个实习记者能够要求撤下并没有虚假内容的调查报道（9，16，18，24）。其次，为了让主人公韩东完成赞美和坚守理想主义的叙事主旨，在撤稿冲突之后的剧情中几乎没有其他新闻人的身影出现。韩东通过走访遭受乙肝歧视的人、通过病友的网络社群寻找亲历者的故事，最终“单打独斗”地完成了另一篇“为弱者发声”的报道。评论批评了剧情设置中着意将“共情弱者”与“冷静客观”进行二元对立的刻画（13，20）

与仅取影片刻画“光明面”的折中话语不同，围绕《不止不休》的反思话语攻击了被电影虚构、改编的新闻业故事。媒体人虽也肯定电影对“黄金时代”进行演绎的价值，但更苦于电影中高呼的“理想主义”背后只有韩东一个人在苦苦支撑：电影是一个“单一视角统摄报业”的个人故事，而不是“2000年代初期新闻业的历史故事”（6，22）。

电影中的都市报业故事让现实中的新闻从业者感到无奈。重新面对“黄金时代”，他们看到的是与20年前相比不复存在的新闻生态，以及只能在记忆中缅怀的过去。这类话语的情绪基调有些愤世嫉俗：

评论生产反思话语的核心旨意是给新闻工作除魅。通过指出电影叙事所缺省、改编的部分，批评者试图还原“黄金时代”所代表新闻理想的真正内核——它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故事；并提出当下并非一个盲目崇拜热血理想就能重新挽救新闻业的时代——它需要恰适的土壤和环境，而不能只靠空洞的理想而活。

对新闻业进行怀旧的记忆生产被研究者视作新闻人与社会协商职业身份、权威、边界和价值观的方式（tenenboim-weinblatt & neiger，2020：428）。围绕《不止不休》的上映，涌现了诸多媒体和媒体人对“黄金时代”所象征的新闻业制度的怀旧话语。在他们言说下的“黄金时代”，有的洋溢着理想的光辉，与电影中主人公的座右铭“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呼应；也有许多饱含着不甘和无奈，诉说着理想梦碎后，新闻工作的一地鸡毛。多版本话语交流碰撞，给当下对都市报业“黄金时代”的怀旧带来了复调色彩。这些怀旧话语指向关于“新闻业是怎样一个社会机构”的不同观念，反映着新闻制度场域中不同行动者对意义生产和制度维系的诉求，构成针对新闻业的“制度性怀旧”。

博伊姆在讨论“修复型”和“反思型”两种怀旧机制时提出，不同的怀旧类型对应差异化的怀旧策略。前者关注“集体的图景象征”，后者则更注重“个体叙事”，并以流亡者、移民等群体的怀旧现象做了案例阐释（博伊姆，2001/2010：55）。转借这一研究思路，在新闻业作为一个职业场域的怀旧场合中，不同怀旧策略的选择也与怀旧言说者在场域中的位置紧密相关。研究者对上文析出意义主题的怀旧文本特征做了归纳，意在勾勒生产新闻业怀旧的差异化的话语空间（见表2）。透过对不同主体的话语生产场景、特征的辨析，研究意在解释怀旧话语冲突的成因和意义。代表组织、单位发声的言说者更倾向于保守地使用“修复型”的怀旧，而那些站在“黄金时代”废墟上怀揣着自己生涯故事的个体则更多从个人经验中寻找言说的出口。

（一）电影叙事：新闻业只是一个媒介

影视创作的叙事直接体现了创作者对新闻职业的“应然想象”。例如，有学者对韩国影视中的记者形象进行探究发现，围绕记者角色的剧情冲突和反转，几乎都是“对新闻业‘看门狗’、监督功能的象征性回归的期盼”，构成一重对“新闻业的审视”（陈科，2018）。《不止不休》的叙事也投射了创作者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具体而言就是对主人公韩东这一草根英雄形象的塑造。

得益于影片出品团队的媒体人“基因”（19），电影创作顺利地将剧本选题框定在新闻记者这一职业群体上，投射了创作团队基于个人经历的怀旧情结。但对于影片的“作者”，即导演来说，理想主义是第一主题，主人公的记者身份只是演绎这个主题的媒介：

尽管影片做了大量努力让布景、环境尽量贴近和还原2003年的北京都市报工作场景，但一切对“黄金时代”的还原是为了服务赞美理想主义的叙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叙事上的悖论：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新闻改变社会”的集体职业神话，但其精神内核是浪漫的个人英雄主义。导演在采访中称自己受到21世纪初大学里“正统的现实主义美学教育”影响（25），与都市报业“黄金时代”的精神内核相契合。然而，在诠释这个现实主义题材时，影片创作却以主人公所代表的个人英雄主义取代了集体专业主义叙事，与弱者共情的声音盖过了新闻从业者群策群力的职业力量。

影片主创表示，“我们以为我们在唱媒体人的赞歌”（6，29），电影最核心的受众是“当年那帮新闻记者”、“你们媒体人”（7，15），“最重要的是寻找那个年代大家的共同记忆”（4）。可惜的是，这一目标无异于刻舟求剑。面对不复当年的新闻环境和在影片主线中消失的其他记者、编辑的身影，观众对影片中的理想主义赞歌只能表示遗憾：

通过对影片创作者叙事动机的分析可以发现，《不止不休》再现于银幕之上的新闻业所承担的制度性角色有两重：一是历史的见证者，二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发声者。为了诠释叙事主旨，影片对真实历史进行了拣选、对真实事件进行了改编，结果却挑战了新闻专业技能操演与社会价值实现之间的合法性关联。这引起了观众对“黄金时代”记忆书写的混乱和遗憾，因此，评论文本积极参与进了新闻业意义生产的言说之中。

（二）新闻从业者话语：群体分化下的观念分野

本研究通过收集分析新闻职业群体对电影《不止不休》的评论文本发现，新闻业自身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意见并不统一，文本出现的样态也丰富多样。一部分文本采取前文所述的折中话语，大多出现在机构媒体的文娱新闻版面和自建客户端中，包括对新闻单位组织观影活动的报道。另一部分文本采取反思性的言说策略，除了零星登载于报刊评论版，更多出现在以微信公众号、播客平台等为载体的自媒体平台，文风也更加口语化。

“以理想为纲”的主题显然是为了鼓舞当下，并成为代表新闻单位的一种表态。反映在具体的报道文本中，大多肯定了影片对“黄金时代”新闻调查情景和精神的刻画，并借观影记者之口表达对职业的热忱。在这类文本中，“黄金时代”和当下的差异被无限缩小，新闻业被刻画为一个始终践行着崇高使命的职业范畴：

积极的声音代表了承担报道使命、与民众站在一起的主流新闻价值观，多登载在主流媒体新闻版面。而更多出现在市场化媒体、自媒体以及离职媒体人评论文本中的叙事则是“灰色”的：

对于诉诸反影片叙事策略的新闻从业者来说，他们不惜揭开有关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灰暗面——日常新闻事件中不能抹去的风险、琐碎，以及不同已往的创作环境等，通过祛魅为新闻的专业性正名，并对新闻业衰落的复杂因素穷追到底：

在新闻从业者的言说中，一方面仍要保持对理性神话的维系，因为这象征着职业合法性和权力的来源；另一方面，面对错置、虚构的影视再现，又不得不书写愤懑，表达对盲目推崇理想神话的不满。这两种情绪所代表的话语策略同时存在，都活跃于当下作为一个意义场域的新闻业制度中，昭示着有关新闻职业价值观的理念分野。

（三）怀旧：作为新闻业建制的意义结构

接续前人研究所指出的中国传统媒体“黄金时代”作为集体记忆的多义性（陈楚洁，2015），本文进一步提出将围绕“黄金时代”的话语互动视作一种“制度性怀旧”。经由《不止不休》上映涌现的这波集体怀旧与10年前的“黄金时代怀旧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展现了当下新闻业怀旧的新特点，即话语活动和专业文化的弥散。之前对“黄金时代”的怀旧更多集中在职业社群内部，形成对媒体市场化改革、调查报道专业范式的共同追忆。而当下的新闻怀旧则出现在更广泛的大众文化空间，存在多方言说主体。他们倚靠着“黄金时代”这一共同时空背景，采用了迥异的前景言说策略。

博伊姆在论述“修复型”和“反思型”怀旧时指出，这并不是两种截然分立的怀旧策略，反而往往采用同样的“记忆导线”，即相同的符号性表征（博伊姆，2001/2010：55）。针对数字媒体个人用户的怀旧研究也发现，“修复”与“反思”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地带，前者的行动和话语内核可能是反思性的（肖珺，张帆，2023）。虚构的影视再现与职业社群也达成了关于“黄金时代”共同的表层体认。在媒体人风光不再、纷纷转型的当下，那个“镀金的理想年代”仍是需要追忆的过去。他们认可电影在介绍新闻工作、“致敬现代游侠的诚意”方面具有珍贵的价值（3，16，17，20，31），但更期待对新闻业所面临现实问题的触及，即“除了依赖个人的坚守和理想主义之外，做新闻需要什么？”（10），以及“正视新闻业变迁……重拾新闻业公共价值”（17）。比起理想，他们更愿意谈论的是新闻工作的骨感现实，从而避免因过度神化新闻职业的崇高性、对个人英雄“造神”而消解日常新闻工作的合法性。

对话语现象的反思不应止于文化意义上的分析。布尔迪厄将关于“何为正确现实”的符号性争斗视为政治性行动。他认为话语等象征性的建构一方面能够创造物本身，一方面又受到特定结构的规限（bourdieu，1989）。怀旧话语的互动是中国新闻业作为社会信息流通和言论发布机关角色复杂性的清晰呈现。怀旧所诉诸的中心对象——“黄金时代”是媒体市场化改革的产物。随着时空变幻，市场化媒体所奉行的商业盈利模式和在凝聚社会共识中所保有的文化权威都已经衰退，但市场化媒体所带来的调查新闻等以专业理念为中心的职业范式仍然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弥散在仍然从事或曾经从事过调查新闻生产的媒体机构和媒体人所构建的话语空间里。与此同时，主流新闻业的强大影响力和话语权维系着崇高和光鲜的职业神话。因此，本文认为怀旧话语的互动彰显着中国新闻制度场域的政治运作动态。

制度不仅是给定的政策、程序以及世界观，也是行动者通过话语策略的积极建构。复调、互动的怀旧话语体现了施密特（vivien schmidt）所谓的行动者对“制度的背景性观念的理解能力”与“在前景发挥的话语能力”相结合的观点（schmidt，2008）。怀旧“黄金时代”一方面为当下的制度维系创造了背景性的资源，另一方面又构成全新的建构性的话语契机。在职业群体分化、离散、逸出职业边界的当下，怀旧成为建制新闻业的一个关键主题。

对职业的共同记忆，特别是职业神话生产的研究是解读新闻建制的重要方面（zelizer，1992：9；schudson，1992：125）。本文通过对以怀念“黄金时代”为主题的新闻电影及其批评文本的解读，借助话语制度主义透镜，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解释了新闻业的怀旧现象。

此前关切怀旧记忆之于职业权威意义的研究大多沿用“阐释社群”的理论概念，将怀旧叙事视作新闻业内部的话语实践。吉莱维奇（nicholas gilewicz）在此基础上概念化了“记忆社群”（mnemonic community）的提法，讨论美国新闻人面临不断消失的报纸时的反应如何帮助职业群体建立自反性的认同，以便在行业衰退时保存新闻业的核心价值（gilewicz，2018：39）。然而，对热点事件中职业意义生产的研究已经发现，“中国新闻界的集体记忆其实是‘非集体化’的集体记忆”（张志安，甘晨，2014），诉求一致的阐释社群是否存在仍需打上问号，能否继续使用“阐释社群”来解释中国的新闻业怀旧成为一个亟待讨论的理论问题。“范式修补”这一舶来概念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其隐含前提是“新闻业存在一个主导范式”。而在当下的中国新闻场域中，对绝对主导范式的界定还是相当模糊的。

博伊姆基于现代社会文化史所做出的对怀旧的类型划分部分呼应了本文对中国新闻业怀旧案例的观察和归纳，并为解释这一中观职业场域中的怀旧现象提供了线索。不过，本文更倾向于使用新制度主义，特别是话语制度主义的关切来理解这种既同时存在又有所冲突的怀旧，以揭示新闻制度场域内的权力运作动态。研究发现，10年前涌现的“黄金时代”怀旧神话在当下再次涌来，且调用的怀旧符号与先前具有一致性。不同叙事之间虽然存在对“黄金时代”的共同怀旧，甚至高度共享怀旧符号（人物、机构、热点事件等），但从符号性再现的传播与接受过程来看，这种共同怀旧是错位的。错位来源于与理性神话松散耦合的职业现实。影视再现构造了英雄主义的理性神话，将新闻工作用作诠释理想主义的媒介。新闻从业者虽也有积极接纳影片对职业的正面赞颂和呈现，但却无法忽略影视再现中缺失和改编的现实。

将新闻业怀旧话语生产视作一重制度性的过程，意在将此前从文化和审美方面出发的怀旧讨论与政治性的视角相连接。怀旧话语的冲突和竞争源自对新闻业制度重建的诉求。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强调新闻业怀旧的制度性价值，并关注到了前人研究未能充分讨论的大众文化与职业文化的话语互动。研究无意在业内和业外之间划清界限，而是认为，多方社会主体都参与了新闻业建制的过程。研究不足来源于定性的话语主题分析这一设计，未能将同样作为新闻业意义阐释主体、边界工作者和集体记忆生产者的大众也纳入考察之中（张洋，2020；kananovich & perreault，2021；zirugo，2021）。若要讨论这部分内容，须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取大众关于新闻业的观念话语，比如爬取新闻影视或热点事件中的用户评论等。

站在2024年的时间节点，关于“新闻业何为”的社会争议层出不穷。有人追忆“一篇调查报道废止一部恶法”的光辉过往，也有人对在社会危机中越来越频繁的媒体“失声”现象不满，还有人唱衰新闻专业的培养教育。随着数字媒介设施的开放和近用，这些活跃在大众文化空间的关于新闻业的言说并非无关痛痒，反而都与新闻场域发生着紧密的互动。从大众文化视野切入的新闻研究在阐释的和制度的理论脉络之间搭建了桥梁，帮助我们去寻找“社会期待何种新闻业”这一问题的新答案。

（施好音 白红义：《新闻业怀旧中的“话语制度”——基于电影<不止不休>的案例研究》，2024年第4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