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代价》前后(上)——与周晓文导演对谈80年代娱乐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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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代价》前后(上)——与周晓文导演对谈80年代娱乐片现象 - 陆剧吧

经济观察报 王小鲁/文 在当下,娱乐片作为电影产业的主体,已经不再是需要辩论的问题。但是在80年代,当陈昊苏在1987年提出“娱乐主体论”的时候,却遭受到了当时电影界的创作者和学者们的质疑。今天回顾80年代的娱乐片现象,是很有趣的事情。在80年代电影史中,周晓文导演曾经是娱乐片的一面旗帜,他被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厂长称为80年代后期“中国娱乐片界的numberone(头号人物)”。也许他的影片在票房方面,未必最高,但他对娱乐片的提升,曾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周晓文最有名的作品是《疯狂的代价》,这是一部娱乐片,但同时也是非常具有艺术价值的影片,十分超前,乃至当时在国外放映的时候,外国学者会觉得难以置信,这是中国人拍的吗?他们坚定地认为,周晓文起码应该是一位留学归来的中国导演。

《疯狂的代价》是八十年代电影的标志性作品,它打破了娱乐片和艺术片的界限——雅俗共赏。如果想要了解这部影片,必须要从周晓文导演的第一部影片讲起。他的创作是一个整体,三部影片的命运也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三部影片分别是:《他们正年轻》(1986)《最后的疯狂》(1987)《疯狂的代价》(1988)。

《他们正年轻》其实并未公映,只有少数人看过。这部影片没有被禁,而是在后期被要求删改的时候,西影厂自行暂停了这个项目。今天可以说它是一部独立电影,其中有关于战争的反思。对于士兵形象的塑造,它也有别于传统。它的文化思想显然已经和国际战争片接轨。

第二部影片《最后的疯狂》一亮相便获得了巨大荣誉。这是一部犯罪片,是警察追踪逃犯的故事。周晓文将片中的两个主角视为了一类人,故意对逃犯和追捕他的警察在家庭和感情以及人生经历等方面,进行了雷同式的设计,两个人仿佛是由一个人分裂而成。我们甚至可以把这部影片看作是中国第一部黑色电影。两位男主角一个是逃犯,一个是刑警,但导演并未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加以视觉呈现,观众并不会觉得他是坏人,而且他外表英武周正,对人有情有义,观众很容易对他产生认同。他后来误杀他人,然后一路逃亡,而观众的视线跟随他的脚步,感受某种必然暗淡和必然走向死亡的命运。结局也是两人同归于尽,一起丧命。这其中显然有黑色电影的真味。

《疯狂的代价》是周晓文在八十年代导演的第三部电影。影片的开头,是一群女性在浴室内洗澡的镜头,虽然用了磨砂玻璃遮挡,但是身体的起伏仍然一览无遗。电影镜头摇过每一个年轻的肉身,这一沐浴场景长达两分半钟。这部电影在当时,被视为娱乐片的典范,它里面加入了很多欲望的感性元素,但同时,又有着一种反思欲望的思想。娱乐片在八十年代的兴起有其内在的逻辑,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个体欲望合法化的一个必然过程。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慢慢释放了人们的欲望,由于六七十年代普遍的压抑,人们的肉身开始激烈反弹。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欲望的老虎在大街上逡巡。周晓文说,当时,在大街上充斥了许多色情读物。这是一种矫枉过正,所以《疯狂的代价》对于欲望的展现是复杂的。

中学女生兰兰在晚上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个男青年强暴,她的姐姐青青决定将犯罪者找出来。她来到大街上,来到海滨浴场,审视每一张脸,她还拿着摄像机对城市中的行人进行拍摄。海滨浴场人山人海,充斥赤裸的肉体,这些肉体被电影的女主角一一盯住,于是这些人都被看作成了潜在的犯罪者。

影片拍摄于山东的海滨城市青岛。以上的一幕幕,即便在今天观看,也让人觉得震撼。在那样一个时代,仿佛人们都已经无法控制自身,在欲望法则面前,所有人几乎都成为了嫌疑犯。在影片开头的裸体群浴镜头之后,切换到一个男青年拿着望远镜窥视的镜头。这个男青年叫孙大成,就是那个强暴兰兰的人,他的视线和观众的视线一下子重合,观众也成了“窥视者”,是欲望的主体。这样一个精巧的设计更是强调了上述意涵,它揭示了观众和犯罪男青年的同构关系。

因此,和八十年代同时期的影片相比,我们可以发现,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犯罪片,不是公安擒拿罪犯、为民除害的常规叙事。八十年代是探索电影的黄金年代,但没有一部犯罪片呈现出如此形而上的气息,如此轻盈而深刻的表意。它不用言语,仅仅使用镜头画面,就将人性欲望和时代环境做出了如此深刻的联结和复杂的评价。

扮演强奸犯孙大成的演员,是当时长相英俊、身材很好的电影小生常戎。导演督促他在影片中不停地展现青春的胴体,他藏在一个阁楼上锻炼身体,看当时流行的色情杂志,他脾气暴躁,仿佛对于自己充满能量的身体束手无策。他在这里仿佛被处理为八十年代欲望的化身。当青青终于见到了孙大成的时候,非常奇特的是,青青并未流露出愤怒的表情,她的眼神甚至是充满深情的,她毫无怨怒地凝视着对方。导演在安排这场戏的时候,是这么说戏的:“你们应该呈现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感情状态,希望能在一起,但又不被世俗所容。”

这的确是十分独特的一幕,八十年代是充满了探索和实验的年代,但是很多探索并不成功。周晓文导演的这两部电影,虽然是娱乐片,但是也很具探索性,而且这些探索都做到了相对的自洽,保持了一定的水平。

|对谈|

    王:在《疯狂的代价》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女性视角,这在当时是很新颖的,对于这样的电影设计,您有没有受过别的书籍或电影的影响?

周:《复活》对我影响很大,我是在十几岁时看的,对里面的女性角色充满了同情,甚至是热爱。还有左拉写的《小酒店》,对我影响也很深。当时我能读到这些书,是因我当兵的缘故。我从小学开始,在外语学校读书,十五岁当兵。当时,我们的部队在河北宣化,附近有个学院,里面有图书馆。后来该学院因运动而荒废,我们这一群北京兵,在夜黑风高的时候,溜进了图书馆,不敢开灯,也不敢开手电,一人背上两三个挎包,使劲往包里塞书。也看不见书的名字,塞一本算一本,去了几回。后来,图书馆的窗户被加上了木条,这证明我们偷书的行为,被人发现了,不敢再去了。

我们拿了不少书,互相交换着读。部队里还有很多农村兵,他们要是知道了偷书的事,绝对会告密。部队都是大宿舍,在晚上,我们把被窝盖得死死的,中间用棍支起来,然后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特别艰难。

有两本书在轮换到我手里后,我便再也没有转出去,那是关于电影艺术表现方法的书,我看了很多遍。后来在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了学校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两本书是由北京电影学院本科四年的全部教材整编而成,就是这么偶然。

王:您在80年代拍摄的影片都很超前,思想意识也比一般导演高出很多,您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但并不像张艺谋、陈凯歌,他们都是78级的,您在80年代早中期的时候,已经是西安电影厂的老职工了。当时您是如何学习和获得自己的美学思想的?

周:在西安,我没有过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没有去过卡拉ok,只在图书馆里读书。虽然西影厂并不大,但是图书馆的藏书可不算少。那些最有价值的书,主要是两个人在读,一人是我,还有一人是后来的编剧芦苇。这些都是我挺庆幸的地方,还有比较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吴天明、马继龙两位厂长。

王:您在北京电影学院学的是摄影,后来怎么当上了导演?

周:那是在1986年的春节前后,西影厂的导演室工作人员找到我,说厂里得到一个出国留学名额。吴天明把这个名额给了导演室,主任认为我去比较合适。他们又查了档案,知道我小学读的是北京外国语学校,有英文基础。

我当时快速地想了一下,反正也没事干,就去吧。隔了几天,我去西安外国语学院报到,学员来自各个单位,主要是学医的,基本都是马上要出国的人,到这儿来紧急补习一下。我这纯属“凑热闹”,英语基础虽不是零,但接近于零,人家可都是大学的高材生,有的都是硕士毕业。进去以后,我跟不上那里的学习节奏,学了两个月,就意外地准备去拍《他们正年轻》了。我走的时候,他们送给了我一个绰号——“外国文盲”。我的单词量,是所有人中最少的一个,但是我的口语是所有人中最好的。

在学习期间,吴天明在西影厂发布了一个命令。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西影厂有三个电影指标,厂里很多导演都想要。吴天明说,咱们来个公平竞争,参加者先把剧本发给十三位厂领导,由领导看一遍,然后再给每位参与者十五分钟时间,谈谈自己拍摄的想法,最终由领导决定具体拍摄哪三部。

我立即从西安外国语学院回来了,问厂长有这事吗?他回答说有,并问我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剧本?我当然说有剧本,然后赶紧跑去找文学部部长郝炬才,向他要剧本。郝部长从桌子上拿起一个信封,当时还没有开封,说里面装有一本杂志,杂志里有一个剧本。

我拿回信封,拆开一看,那个剧本名叫《假如你也年轻》。我特别不喜欢这个“假”字,当时的大部分电影已经够假的了,而这剧本名字的第一个字,还是“假”。并没具体看内容,我就想把名字改成《他们正年轻》。这个剧本是讲前线的故事,写了一群年轻人在猫耳洞内的生活,整个思想倾向是为祖国而战、祖国在我心中等,这是它的主题。

看完以后,我心想,真不是我的菜,但好歹是个剧本,刻不容缓,没有第二根救命稻草了,就是它了。

吴天明称竞争演讲为“打擂台”。据说,所有人在20分钟内都讲不完,而我连15分钟都没有用尽,我只讲了自己想怎么拍。意外的是,最后我竟然得到了这个机会。我当时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太意外了。我跟吴天明提出了特别过分的要求,要去体验生活。怎么体验呢?去前线。去多少人?我要求二十六人参加。吴天明都惊呆了,我几乎把一整个摄制组,全部都列在了体验生活的名单里,包括导演、摄影、美术、服装、化妆、道具、制片等,最后居然被批准了,这是西影厂空前绝后的一次,可能也是中国电影史的第一次。

王:您跟我讲过,在边疆您了解到了很多事情,然后您根据采风所得,修改了剧本,后来好不容易拍完。这部电影带有80年代强烈的思想痕迹,富于反思性,这种反思在当时是特别超前的,那时可以看到的关于战争反思的电影,比较著名的有《雁南飞》(苏联)《现代启示录》(美国)等,这些之前您都看过吗?

周:我没看过《雁南飞》(1957),但是很认真地看过《现代启示录》(1979),它对我的冲击力非常强。可以说,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对科波拉导演,也是佩服至极。我觉得他有一种潇洒,把一个巨大的战争题材,拍摄得跟玩闹一样,但是同时又有很深刻的反思。所以真是令人佩服。它对我产生影响,那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具体的,应该是那种潇洒劲儿,吸引了我,对于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认为,自己也应该拍得潇洒些。

王:据说,当时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认为非常好,包括当时的电影局的人也认为很好。但为什么这部影片后来没有最终上映呢?

周:电影拍完以后,我被电影局石方禹局长叫去。当时的审查是面对面进行,不是背靠背,也就是说,局长就坐在我的旁边,边看边聊,气氛非常友好。看完以后,石局长站起来向我鼓掌,并且说:“太棒了,我们的军事题材电影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一部,我一直在等,现在终于有了。”

我当时特别感动。这样开明的人!顺利通过。这是1986年的12月31日。1月1日,我回到了厂里,吴天明在忙着拍摄他自己的影片《老井》,根本不在西安。剩下的这些人开会研究,吴厂长助理叫柏雨果,他说:“今年是1987年,是建军60周年,咱们在8月1日上映,以此献礼。”大家一片欢呼。

3月份,召开全国会议,一些人说:“我们白天开会,晚上在宾馆休息,能给我们送几部电影吗?”因为我的这部电影被局长称赞过,电影局就把它送过去了。没想到,很多人提了意见,电影局就出了一个文件,让西影厂修改。吴天明看完以后,决定等等再看。我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没过多久,在87年的3月份,吴天明把我叫去,他说:“我现在替你背着锅,那些人都在看我笑话,也在看你的笑话,都在骂我提拔的导演不行,拍的电影宣扬战争残酷论,所以,你给我拍一部赚钱的片子吧,把那些人的嘴堵上。这事就算过去了。”

王:吴天明说让您拍一部赚钱的电影,这句话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大家都不太喜欢拍这种赚钱的电影?

周:对,是的!在1984年,陈凯歌拍的《黄土地》,在欧洲获得了口碑,张军钊拍的《一个和八个》,也有很大影响,中国出现了第五代电影的这种说法。张艺谋正在积极筹备《红高粱》,吴天明自己拍的也是《老井》这种电影,所以那时候的商业电影,是被人看不起的领域。我觉得吴天明这个厂长特别厉害,他不是因为我的电影没能上映,就说这个导演不行,不要再拍了,他反而让我接着拍,所以就有了《最后的疯狂》。可以这么说,《最后的疯狂》,不是我想拍的,而是没有办法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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