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润年看来，喜剧是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更是一种价值观。越是令人恐惧的事，我们越要尝试用别的视角看待，将它小丑化、喜剧化。“如果观众将来真的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心里能想起来，曾有一个电影的一帮主角真的‘傻呵呵’地去主持正义了——哪怕动一下这个念头，我都觉得善莫大焉。”
作者：大蝎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从跨年前的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到跨年后的“裁员”每天都在上热搜；甚至四年前曾火出圈的年会讽刺公司的打工人，这两天又搞了一次进阶版的吐槽……《年会不能停！》与现实之间，很难说清楚谁在给谁当预告。
但这部踩中了每一个热点的电影，靠的实打实是故事胜利法。
套用电影自身的语境来说，《年会不能停！》深挖职场叙事的底层逻辑，在身份错位的经典模式中对齐了观众笑点的颗粒度，打出喜剧、讽刺、现实主义、价值上升的组合拳，形成了过去工人下岗潮和现当下互联网大厂裁员潮遥相呼应的时代闭环。
这些“互联网黑话”，连同“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废话文学一起，成了《年会不能停！》中的职场奇观。值得玩味的是，主创对职场文化的展现并非停留在段子式的抖机灵中，而是深挖上班族内心深处的理想与欲望；辛辣讽刺的搞笑中，扑面而来的是正统的生活烟火气。
事实上早自2017年起，编剧、导演董润年便想创作一个关于职场的故事，以年会与裁员为两个关键元素，关照上班族所面临的职场境遇，给予一些积极的能量。而时间的流逝，诸多创作版本的推翻，背后连接的正是这六年来社会经济、职场风口的巨变。
董润年一边在找寻职场变化中的关键命题，一边建构更为合适的戏剧模式。作为天津人，《连升三级》《扒马褂》等董润年自小浸润的传统作品，回馈了重要的灵感，而脱口秀、sketch情景喜剧等新领域也带来了丰富的经验。最终，董润年找到了这部职场喜剧的“抓手”：不靠夸张的台词与表演来博取眼球，用心塑造人物，从剧情人物的生活逻辑出发，寻找那个错位的突破口，用极致的反差来构建剧情，与观众对话共情。
在电影的尾声，一场盛大的年会终于开启，浪漫化的理想主义溢出银幕，既把观众的情绪推向了高潮，也让一部分观众思忖其中的现实性。而董润年在接受黑白文娱的专访时则表示：“我想，我们可以用笑声对抗恐惧，让困难变成一个没那么可怕的东西。”
让错位喜剧，经典再现
尽管自己做了很久的自由职业者，董润年依然从对他人的持续“挖矿”中，撞见种种职场“奇遇”——比如互联网公司的年会“真的”会花费好几千万；或意外或咋舌之间，他积累起了一个个行业和职场发展的切面。
最初时，董润年想透过一家公司十几年来年会的变迁，折射时代的变化与大家面对未来的希望。但随着2019年后进入疫情时代，职场态势迅速发生变化，裁员这个词进入了主流语境，他的故事也在因应而变：为了避免被裁员，一个年轻人组建队伍，想通过年会上保住自己的工作。但几稿之后，董润年仍然觉得单薄，“这样一个故事离我想要表达的职场，还是没有对味儿”。
想要重构，就得深入。在职场氛围由高到低的大跳水后，董润年开启了新一轮的“挖矿”。这时，他发现，大家讲述的故事变了，“我意识到，真正让他们感到失望与绝望的从不是加班，也不是辛苦，而是两件事：不公平，没价值”。
干了最多的活儿，却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自己辛苦半天，功劳却被别人夺走；总是写日报、周报，做了一堆ppt与excel，工作被大量的形式主义琐事填充，找不到工作的意义——这两种常态，董润年认为打击着当下年轻人的职场心态，“他们寻求公平的情绪，我特别能共情，我想用创作为他们发声”。
2020年时，一个流浪汉在某公司偷住的帖子，又打通了董润年脑中的一个重要结点。“哪儿能找到吃的，哪儿能睡觉，他都摸索出来了，藏了一个月都没被发现。我意识到，即便像大厂这种管理严密，聪明头脑相对来说最聚集的一个地方，竟然也会出现这种漏洞。这个漏洞，就是我一直在找的生活错位点。”于是，故事终于逼近了今天的雏形：一名想要拯救分公司的员工，利用总公司的漏洞，在年会上以表演节目的方式来澄清真相。
但创作永远是优中取优的过程。在这一版本的故事中，仍然缺少关键性的一个核。这一次，身为天津人的董润年，想到了刘宝瑞老先生的传统相声《连升三级》。不学无术的地主家儿子，因为算命的一句话，就进京赶考；考官以为他是魏忠贤的亲戚，对他大加照顾，最后让他考上了；魏忠贤看大家如此尊重他，也以为这个人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对他信任宠爱，形成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闭环。
这是一个经典的喜剧结构。当人物发生错位之后，观众站在全知视角上俯视，看着人物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有了层层叠加的喜剧效果。兢兢业业的高级钳工胡建林，因为错调，阴差阳错地被提拔到总公司人力资源部，从k7到k11一路腾达。巧合、谐音、误解、意外等种种设计，让胡建林躲开了一次次穿帮的危险，错位冲突让人忍俊不禁。
看完电影后，观众们普遍反映觉得最好笑的部分，在于胡建林“点名”的桥段。因为信息差，没活儿干只能数人头的胡建林，成了员工们臆测中的裁员信使，叫了谁的名，谁就得“滚蛋”。这暗含现实根基的素材，贡献了全片最密集也最具记忆点的笑点。
而如果说，前半段的误会，是戏剧性的精妙巧合，善用现实逻辑的董润年，则让后半段的误会变成了“人为”。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这场错调拉下水后，误打误撞的胡建林便变得身不由己，被更多为了自身利益的人裹挟着往前推，每次升职加薪的背后，都是一次装傻充愣的权力斗争。这是许多错位喜剧没有的场景，呈现难度更大，却也更深入人心。“这些事情，都非常值得大家拿出来讨论，值得反讽。”
董润年自2017年便开始构思的职场故事，在当下契合了社会情绪，让电影某种程度上拥有一定的寓言感。在他看来，让作品往生活中深挖，只要足够深，就能挖出矿石；时代总是在变，但生活有时一成不变。
“我觉得创作的难度在于，职场主题怎么跟你的叙事有机结合起来。很多职场作品的问题在于，职场是职场，剧情是剧情，没有把人物的职场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讲出来。观众平时评论职场戏时会说，‘一看就没上过班’，他们真正在意的，是职场中人工作的心态和职场氛围的真实感。”
将现实逻辑，喜剧表达
作为一部群像电影，广撒英雄帖后，董润年召集来的20多位喜剧人风格各异：东北喜剧、网生喜剧、日和漫画、即兴小品、舞台化、传统西南喜剧……如何风格统一，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饰演庄正直的王迅，在开拍前曾写过一篇万字的人物小传，包括这个角色的学历、工作状态、行贿调职的动机、家人的情况、孩子的处境、面对各种状况时的心理状态……当这些详细的逻辑和简史建立完成后，会发现这就是一个拥有现实存在性的真实人物。大家逐渐达成共识：别把这个电影当成喜剧去处理，演员们就做出日常生活的正常反应，然后通过结构与镜头语言达成喜剧效果——另一种现实主义。
电影中，胡建林、马杰、潘怡然三角组合，是董润年由传统相声《扒马褂》中获得的启发，“《扒马卦》中有一个惹事的，一个挑刺的，一个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去替惹事的人圆话的，这三个人的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基于现实的讽刺创作总有持久的生命力，它穿透时代外壳，到了今天的创作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
董润年关于胡建林的性格有过两版设计：一个是有点小聪明、善于自我掩饰，一个是电影成片中的后知后觉、真老实版的。在跟大鹏讨论后，大家都认可执着、认真、淳朴的人设更适合演绎。白客饰演的马杰，则是最典型的社畜形象，被职场磨平了棱角。庄达菲饰演的潘怡然，有种“00后整顿职场”的率性，而在董润年看来，“其实也不算是整顿，00后最大的特点是直接，他们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等级观念，我觉得这是他们真正的表达”。
他同时觉得，这三个人其实代表了同一个人的三个阶段：潘怡然是刚入社会时的理想热烈；胡建林是爽文般升职的未来；马杰也许更契合大多数人当下的境遇，遭遇不公、不敢反抗，但内心的火苗未灭，也许真的可以迎来人生的翻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副完整的当代职场浮世绘成型，而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董润年与团队始终都在仔细推演三个人的行为逻辑，去揣摩每一个人在面临抉择时最合适的倾向。
胡建林自然是理想主义的，当一个善良、有底线的人，发现因为自己的一个错误导致旧工厂的老工友们失去工作时，他一定是要去拨乱反正、主持公道的，“因为对他来说，公平正义很重要，他的内心是有追求的”。
马杰的深谙规则，从一开始就透了出来。他很早就明白，自己的职场命运已经与胡建林深度捆绑，无论胡建林出了什么问题，他都不可能全身而退，所以他一路为其遮挡护航。同样，当后期胡建林要马杰一起揭发真相时，马杰亦没法对他所持的绝对正义进行反对，现实逻辑中的他，只能趋利避害。“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于，虽然我们讽刺了站队，但是其实，马杰也是在站胡建林的队。”
至于00后的外包工潘怡然，游离在利害关系之外，是出于对其他二人产生了革命友谊才一路跟随。“‘叛逆’其实早就不想在这干了，所以她是愿意去冒这个险的，因为她没什么损失，还出了这么多年的一口恶气。”
当乌龙与权谋落幕后，电影进入较为温暖的尾声，胡建林拯救工厂回到了最初的原点，马杰终于可以不做“蓬蒿人”，潘怡然则将叛逆贯彻到底，离开了她一直想转正的这家公司而走向更大的世界。如果深度剖析，这三人看似圆满的结局其实藏着更为嶙峋的暗喻，欢笑与嘲讽中，注入的也是主创团队反思人性、体察当下的现实表达。
2019年，董润年在网上看到了新东方年会上那支广为传播的辛辣吐槽职场的节目，“那首歌非常地燃，我听到最后都热泪盈眶了，它的表达很智慧很勇敢”。
在《年会不能停！》的最后，主角团们也用了一首说唱，犀利控诉着职场的不公。舞台上，灯光闪耀，公司员工们纷纷起身鼓掌欢呼，连董事长也起身声明，自己会给所有人一个公道。剧情导向了一个he，不少观众则认为，这太过理想主义。
董润年在我们的专访中回应说：“我觉得我可以明确解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结尾。”
在董润年看来，相较自己前作《被光抓走的人》的“向内挖”、让观众反思自己、“冒犯每一个人”的状态，《年会不能停！》则是一个往外挖的故事，它首先整体遵循着一部类型片的创作经验和模式，让观众更易代入一个正面的好人，也让电影更好地“履行契约”：“一部喜剧的允诺，就是让观众开心，让观众感受到温暖，最后再带出些力量。我认为这是我们对观众、对这个类型的一个尊重。”
而电影中董事长的做法，董润年认为也遵从着现实逻辑。作为能把一个小厂子发展到如今大厂规模的人，智商、情商一定无需置疑。如果真的有人在年会上把一些暗箱操作的丑闻公开，证据链已经摊开在了所有人面前，这位董事长无论是站在个人还是公司立场上，他只有，且必须有，这样一个一锤定音的表态。
作为创作者，董润年也有着自己的“狡猾”。“他的台词我们也是推敲过的。他没有说任何更满的话，只是说了他会调查这件事，如果是真的，他会让那些本不该失去工作的人回来。但是‘本不该’这个词很重要，哪些是不该的，哪些是该的，这个到底怎么定义？其实我们没有进一步地去细究和表现，所以你看，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oe，开放式的结局。”
电影中确实埋下了许多细节与伏笔，留给不同观众的，将是他/她解读后的专属故事。“有观众真的觉得这个结尾太理想主义，真的去批评这个结尾，我觉得恰恰说明他们的内心渴望得到这样的结局，他们对现实的不公是愤怒的，内心有这个火苗，这一切与看片的情绪混合、纠结在了一起，一起表达了出来，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现实。”
在董润年看来，喜剧是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更是一种价值观。对于上班的人来说，裁员失去工作确实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但越是令人恐惧，我们越要尝试用别的视角看待，就像《哈利·波特》中巫师们对读取每个人内心恐惧的博格特使用“滑稽咒”，我们也可以勇敢把恐惧小丑化、喜剧化。“你只有不害怕它，才能有勇气去克服它，想到怎么解决困难的方法。另一个角度，如果观众将来自己真的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心里能想起来，曾有一个电影的一帮主角真的‘傻呵呵’地去主持正义了。哪怕动一下这个念头，我感觉都善莫大焉。我都会觉得，这个电影结尾这种美好的、给人力量的设计，没有白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