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安·汉普歇尔—蒙克：《现代政治思想史：从霍布斯到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
严格说来，这部著作取名《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或许更为妥帖。不过，蒙克也没错，自古希腊、古罗马以降，西方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乃至政治制度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其次，霍布斯、洛克、休谟等近代思想家，他们的观念对于现代政治观念的塑造乃至具体实践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
具体而言，霍布斯、洛克、休谟等人的政治思想较为古典，关注的是相对静止、复杂的道德哲学与政治信仰；卢梭、《联邦党人文集》、边沁、密尔和托克维尔则对应于启蒙运动至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之初的阶段，中间还有两个大事件，即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由于这四组思想巨擘置身于显见的历史巨变时期，故致力于动态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理论；而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政治关怀已接近于当代人，譬如对权利、国家和经济的高度关注，尤其后者，系二十世纪及至今日社会主义思潮之直接肇因。
皮埃尔·布尔迪厄：《论国家：法兰西公学院课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4月
在这部根据布尔迪厄讲座语录编辑而成的著作中，将国家理论在马克斯·韦伯实体暴力垄断的基础上推进到了象征暴力垄断的新阶段，并主张国家正是基于对象征性暴力的垄断来构建自身正当性基础，进而塑造了人们的心智结构和所认知的社会现实。
作为游走在结构主义和实践理论之间的文化社会学者，布氏坚决反对功能主义学说。他认为，就国家理论而言，功能主义正是从国家思维中认识和解释国家制度的，这是一种套套逻辑或者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力有不逮。于是，他从结构主义发生学研究思路出发，从源头上追问国家是如何诞生的，从而突破了国家思维的桎梏。
我们熟知的布尔迪厄“场域理论”，说的是行动只有在其特定的“场域”中才会有意义。“场域”提供了行动的可能性，但只提供某些可能性，换言之，排除了他种可能性，行动者在其间是受制约的。而他的国家理论研究，以国家为主线，从国家这一终极源头——元场域，来重新认识其他领域和现象。因此，理解了元场域，也就是理解了国家；理解了象征性暴力，也便理解了国家之内的一切事物和现象。
总的来说，布尔迪厄的国家建构理论是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混合物，系国家理论的第二次飞跃（霍布斯创建国家理论，韦伯使国家理论第一次飞跃），一种国家建构理论最新的精细化表述 ，一种非传统的反向理论编织方式，比起古典政治学理论，知识量更大，更具有现实意义。
包刚升：《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7月
作者通过霍布斯、阿克顿、洛克和托克维尔四大问题，将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思想与具体政治实践相结合，检视历代政治得失。霍布斯问题阐述的是国家起源，如何通过国家获得秩序，分析“利维坦”这种专制主义权力观的局限性；阿克顿问题则因霍布斯问题而起，以君主制为例，对国家悖论或权力悖论进行剖析，追问和解答“人类为何要限制权力”这一至今困扰人类的谜题；洛克问题则有了现代政治的意味，其分权理论探讨了个人与政府的关系；而托克维尔问题则在洛克问题的延长线上，探讨现代政治如何融合民主政体，指出后发国家如何制造和制约“利维坦”，并展望人类政治演化如何朝着普遍良善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前两个问题属于古典政治演化阶段，后两个问题属于近现代政治演化阶段，概括起来四个关键词：秩序、自由、分权和民主。
这是一本集政治学理论创新雄心与政治学通俗读物传播于一体的著作，放眼国内近年相关出版物，针对具体某个知识点的著作很多，提炼人类几千年政治演化史的理论著作鲜有，从参考文献上即能看出作者下了苦功，亦能够感受到其学术抱负。作为国内70后一代重要的政治学者之一，开放、平衡、包容、节制，又不失批判是其这些年来研究的主要特征。
笔者向作者提了一个问题，其政治演化理论如何处理政制与宗教的关系。作者直言不讳地回应道，宗教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
刘守刚：《何以现代：来自西方的财政智慧》，上海远东出版社，2023年7月
作者以财政视角，针对具体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通过15个特定选题，阐述现代国家的进步进程。其中，由历代各国政治家和学者共同推动的财政思想演变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考察西方财政思想和财政智慧，对于进一步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国家之方向、路径与动力裨益匪浅。财政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高度同构，或者说财政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在财政领域的具体体现，而现代国家在财政上的首要特征便是税收国家。随着现代国家的日益扩张，如何在不伤害市场的情形下竭尽所能地为国家筹资（征税），同时避免过度攫取社会财富进而导致财政危机，这令人深思。
奥地利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言，“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等，都写在民族的财政史中。”事实的确如此，财政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关乎每一个人。而本书的贡献在于，它透过财政史的重重迷雾，揭示出财政理念在制度变革、现代转型过程中厥功至伟的作用。
罗伯特·f.埃贝尔、阿尔伯特·n.林克：《企业家精神理论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
在现代主流经济理论中，企业家一直处于“隐形人”的尴尬地位。标准厂商理论分析的是充分运作的企业之重复管理决策，企业家不过是该函数中的一项既定参数，一个被动的元素，其行动仅仅构成对过去已经学习和实施的程序和技术的消极重复。
原因有二：一、最先进、最强大的微观经济学模型研究的是永恒的静态均衡。但对于企业家而言，转变过程是一切的核心，注重的是变化；二、大多数微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基础是最优分析，此种最优化计算包含了对可能的替代选择对比，而创新型企业家并不存在这种对比，一定意义上，他们的创新可以说是无中生有。
而《企业家精神理论史》一书从理论层面确立了企业家作为市场体制的“中心角色”，是整个市场过程的核心驱动力。该书认为，企业家所处的是一个动态的世界（所谓动态世界，即一个均衡不断被打破、建立新均衡、然后再被打破的持续不断的过程），使其在这个世界中成为关键性人物，并孕育出人们耳熟能详却不知为何物的企业家精神。作者抽丝剥茧般梳理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伊斯雷尔·柯兹纳“企业家警觉”、奈特“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的承担者”等一系列重要的西方企业家精神理论史，为读者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方理论肌理，填补了企业家精神理论史研究的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张维迎教授2022年出版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海南出版社，2022年6月），以学术兼通俗的笔调，告诉人们，企业家精神就是那种创造变化但其本身不变的东西。对于迫在眉睫的当下，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如何让企业尤其民企回归市场主体地位，事关每一个人的未来。
（作者系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
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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