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7月14日，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一行首次登陆日本。
一、黑船来航
以前看过一点大河剧《龙马传》，特别留意到第五集里的一个“名场面”：为了看美国的“黑船”，坂本龙马偷偷跑到浦贺，在那里还遇上了长州藩的桂小五郎——即后来“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在巨大的船身面前，龙马的刀渺小得一无是处。不到一眨眼工夫，龙马和小五郎已浸在海水中。‘密西西比号’激起的巨浪，将龙马和小五郎吞没。”（据福田靖、青木邦子《龙马传Ⅰ》小说版，陈娴若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所谓“黑船”，本是泛指西洋船，当时为防锈蚀，西洋船的外壳皆涂以焦油，故呈黑色，到后来则专指先进的蒸汽船。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炮舰强闯江户湾（即今东京湾）浦贺海面，强迫幕府开国，遂于次年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是为东亚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坂本龙马本是“攘夷”派，也就是排外的，按电视剧的情节，他是见识了“黑船”的厉害之后，才明白武士刀无法与“黑船”对抗，才转而成为“开国”派的。
龙马是日本民间最景仰的历史人物之一，甚至没有之一，而“黑船来袭”又是“开国”的标志，等于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龙马加上桂小五郎，一起与“黑船”相遇，这个场景显然极有戏剧性。但不难想象，这想必是虚构出来的，龙马身为土佐藩的武士，当时是不可能跑到最前线浦贺去的。
试看司马辽太郎的笔下：“嘉永六年六月初三，也就是美国东印度舰队抵日的那一瞬，日本史随之一转，进入了幕末的风云时代。龙马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当天他却并不明白所谓黑船意味着什么。听武市讲完黑船之事后，他突然觉得肚饿。”（《坂本龙马》第一部，岳远坤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47页）其实龙马什么时候听说“黑船”，多半亦不可考，司马辽太郎这个情节大约也是虚构的，只是他的虚构节制了许多，没敢说龙马亲眼见到了“黑船”。对照这个细节，用不着查对专门史料，我想就足以判断，龙马见到“黑船”定是编剧者言，当不得真的。
日本维新志士坂本龙马（1836-1867）。
龙马见“黑船”的情节，固然引人入眼，却只是今人虚构的；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胡林翼见洋船的轶事，跟龙马见“黑船”的情节如出一辙，却是于史有征的。
这个轶事的文本见于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一“荩臣忧国”一则，全文如下：
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公麾下为戈什哈，既而退居乡里。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忧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盲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噫！世变无穷，外患方棘，惟其虑之者深，故其视之益难，而不敢以轻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为文忠也。
这里说的“楚军之围安庆”，指1860－1861年间湘军围攻安庆之役，在太平天国立场来说，则是所谓“安庆保卫战”。胡林翼自信安庆已指日可下，但一见长江上的西洋轮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想到日后中国军备实无以抗衡，乃为之失色，以致病况加重，终告不治。
胡林翼这个轶事，同样极有戏剧性，且细节丰富，较之恰坂本龙马见“黑船”的故事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胡林翼、龙马两人也不无可比性：作为“晚清中兴名臣”之一，胡生前的地位不在曾国藩之下，而魄力尤过之，却因病早死，不及见太平天国的覆亡；而龙马居间造就了长州和萨摩两大强藩的联合，客观上成了倒幕运动的幕后英雄，结果英年遇刺，也未得见“明治维新”的功业。在东亚世界，两人可谓历史上的豪杰之士，也是西力东渐时代最杰出的人物，而皆未尽其才，这自然是令人很为之唏嘘的。
二、好事者所编？
不过，话又说回来，胡林翼见洋船这个场景，也有学者质疑其真实性。
专门研究胡林翼的刘忆江先生认为：“此事之不可信在于……胡驻节太湖时，大部分时间卧病不起，能一出巡视城防已觉不易，而太湖距安庆二百二十余里，他又哪儿来的体力跃马龙山呢？再有，主帅既来龙山视师，主持安庆战事的曾国荃必会全程迎送陪伴，又怎会于曾国荃当时的书信文牍中全无踪迹？且胡病势沉重，无须看到洋船，每日也都会大口吐血不止。故此乃好事者所编，以附会胡林翼的忧国情怀，不足凭信。”（《胡林翼评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页）应该说，刘先生熟知胡的事迹，他的辩疑是持之有故的；但我又觉得，书阙有间，史料的保存是有偶然性的，故“言有易，说无难”，对于这件事，我们虽很难坐实，但恐怕也无法绝对证伪。退一步说，即便此事是附会到胡林翼身上的，但伪造的情节里，也未必没有可信的史实，不宜径以“好事者所编”而一笔抹杀。
首先，刘先生所引述的文本，来自《清代野史》，其书史源驳杂，的确难以尽信。但如上所引，这一文本实际来源是《庸盦笔记》，作者薛福成自称“史料一类，涉笔谨严，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参私见”，其史源是不好轻易否定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无论胡林翼有没有“亲见”洋船，这一轶事是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的。事实上，正因为我偶然留意到有关当时洋船的日记材料，才起意重新讨论胡林翼这个轶事的。
如今以藏书家闻名的莫友芝，在其生前，大抵是以“幕友”身份周旋于诸大僚之间，包括胡林翼和曾国藩。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十九日（公历2月28日）到达湘军驻扎的太湖城，次日即进谒胡林翼，到了二十四日（公历3月5日），中午又拜见了胡，胡“问肯留幕下否”，莫则半推半就，“以钝拙不能任事为辞”，但同时又表示：“不分职事，不劳薪奉，许时月相依，得亲炙当代伟人，开拓胸臆，则出都之素志也。”——正是在拜见胡林翼的这一天，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一句：
是日闻洋船以二三日前过安庆。（《莫友芝日记》，张剑整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此后，他对“洋船”或“鬼船”一直相当关注，留下记录颇多，仅此后一个月之内，就有以下这些：
（正月廿六日）食后，出西门散步，闻洋船至武昌者凡六。
（二月初五）又闻鬼船上有至汉口者，其中太半是潮勇及兴国州人。又颇搜买硝磺禁物，极可虑。
（二月廿一日）十四日江夏来信云：璧过阳逻，人传夷船数十助逆黄州，其时四洋船实皆在夏口，后乃三船下驶，意彼未必张目助逆，特不免启轻中国之心耳。
（二月廿二日）杨厚庵军门十八日信言：洋船泊安庆小南门外者，带有小划二只，竟夜有灯烛，与城贼往来，次日乃开下去。水师皆愤，因问下次该夷船仍如此通贼，径可攻打否。宫保复以此事应商之涤帅，恐目下尚非其时。（皆见《莫友芝日记》，第8页、第10页、第13页、第14页）
以上这些记录，皆系莫友芝得之旁人的转述或书信，可知当日洋船进入长江，且驶过安庆，实为众所瞩目的大事件。作为宾客的莫友芝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作为主人的胡林翼对此必然更为关注，得到的信息也必然要多得多，故而他对洋船的事一定是相当了解的。这样的话，无论他有没有亲自登上龙山，无论他有没有亲自俯视长江见到洋船，他对洋船所代表的西洋势力深感忧心，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很可能实有其事。易言之，胡林翼视察安庆前线的事，确有可疑，难以尽信；但即便此事为伪，伪的事情之中也当有真的成分，胡林翼对洋船的反应这一细节，作为史料仍是很有价值的。
晚清名臣胡林翼（1812-1861）。
三、先见之明，还是后知后觉？
在《庸盦笔记》那条记录里，薛福成将胡林翼对洋船的反应概括为“荩臣忧国”，“惟其虑之者深，故其视之益难”云云，既是突出其忧患意识，也强调其先见之明。但我们凭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胡林翼之忧，却已谈不上是“远虑”，不如说是“后知后觉”罢了。
对于西洋最先进的蒸汽船，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就已有了“亲见”的记录。早年随外国商船游历海外的谢清高，曾留下一份名为《海录》的口述资料，在关于“咩哩干国”也即美国的记录里，有这样的话：
其国出入多用火船，船内外俱用轮轴，中置火盆，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行自驶。其制巧妙，莫可得窥。小西洋诸国亦多效之矣。（安京《海录校释》，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64－265页）
谢清高死于道光元年（1821），《海录》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他在澳门口述，由同乡杨炳南执笔记录的。《海录》的准确刊刻时间似难确定，但总之流传是很有限的，恐怕更没有什么人会留意这条“火船”的记录。
又如道光十五年（1835），广东巡抚祁贡上奏：
据洋商伍绍荣等转据英吉利夷商覃义理禀，夷人来粤贸易，所有书信，必须往来传递，逆风难行；今有港脚烟船能行逆风，并无帆樯，止有烟管，船内烧火，烟气由管通出，船旁两边各驾车轮，烟动轮转，行驶甚速，欲行进省递信，恐沿途炮台关口疑虑驱逐，信达转禀，饬行知照等情。（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卷二十七，袁钟仁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1页）
可知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邮船已使用明轮蒸汽动力，而中国方面，至少洋行商人对此是会有一定了解的。
以上，当然只是中国人的零星认识，对群体的刺激几近于无。
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兵临城下，中国人直接面对其军事机器，始震惊于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参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注9，《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当时英军仍以旧式风帆战舰为主力，舰队中只有几艘中小型的蒸汽船（最著名的是复仇女神号），但这种不依赖风力的新式船只，已引起了中国人异常的重视，当时如张喜、琦善、陈逢衡、汪文泰、耆英、怡良、王蕴香、徐继畲等人都有基于实际观察的详细记录，郑复光更有专门的著述《火轮船图说》（王尔敏前引文，注12）。只是此次战争进行的地点，以及战后的“五口通商”，都限于东南沿海，内地更广大的人群仍无缘目睹。而此后时过境迁，朝野依然故步，国人在战时对西式“坚船利炮”的热情消灭于无形，遂错过了“师夷长技”的时机——历史给予中国人的一个“贴士”，就这样被我们忽略、被我们浪费了。
直到历史重演，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度战败，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继开放沿海通商口岸之后，又开放了长江通商口岸，包括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几处重要商埠，于是，英国商船从此可以驰骋大江，深入内地。而这个时候，英国人的船舶已从风帆时代升级到蒸汽时代，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又远非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可比，相对于停滞的中国传统军备来说，更是具有了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这也就意味着，在漫长的长江沿线，西洋人得以直观地展示其“坚船利炮”的威力，这种视觉冲击力之强烈，是足以让两岸无数的中国人为之目眩、为之心惊的。
——这，就是胡林翼“见”洋船轶事的历史背景。说到底，这个系于胡林翼的轶事，真也好，假也好，从历史背景来说，总归是事出有因的。在这个轶事里，不只反映出胡林翼作为军事统帅可能的震惊和忧虑，更是反映了当时中国士民普遍的震惊和忧虑。
可是，我们要知道，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有二十年，才发觉“洋人之势方炽”，实在已有点滞后，算不得太高明了。事实上，曾、胡固然是当日第一流人物，但论对“洋人之势”的认识，其实还比不上当年如琦善、耆英那些亲与其役者。因为，在整体守旧的语境里，琦善、耆英作为“投降派”，早已被摒弃于权力中心之外，他们的外事经验无法传承下来；而处于权力中心的胡林翼们，则不得不从实践中重新积累经验，亲见或亲闻洋船之威，才可能再次认识到“洋人之势”，认识到琦善、耆英当年本已认识到的事。
到了这一步，当胡林翼、曾国藩这些政治中坚也承认“洋人之势”，承认中西技术的差距，洋务运动也就不能不展开了。此后的洋务运动，虽是在曾国藩等人主持下开展的，但我们不妨说，在胡林翼惊诧于洋船的时候，洋务运动实际上就已开始了！只可惜，从事后视角来看，这终究是一场姗姗来迟的洋务运动——这个洋务运动，一般被认为是失败的，而它之所以归于失败，又何尝不是由于它来得太迟的缘故呢？
牛津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约翰·达尔文（1948- ）。
四、全球化不是一件新事物
在今人惯常的表述里，全球化好像只是一种当代的现象，只是我们时代才有的现象。但在我看来，全球化当然是古已有之的，甚至可以说，几乎任何时代都有全球化。只不过，我们后来居上，拥有了更优越的技术条件，我们的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更胜于古人罢了。
我很认同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的看法，“全球化最好是被理解为人、货物、金钱、技术、思想、信仰和生物群——动物、植物和（不太明显的）微生物——的远距离交换。”全球化不是一件新事物，其历史是漫长的，“‘我们的’全球化不过是便于各个遥远地区之间累积的一系列更紧密接触中的最新一次”。事实上，他特别强调的是“蒸汽全球化”，“1830年至1930年间，世界被蒸汽重塑。中国、印度、欧洲和美洲的世界最大经济体通过海路和铁路（以及越来越多的电缆）连接在一起，人员、货物、思想和金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流动。这种影响不只是让人们更容易、更便宜地到达世界各地。蒸汽动力还带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商业、技术和军事力量的高度集中。在1830年之后的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蒸汽作为一种广泛应用的新能量来源主要局限于欧洲和美国，即新兴的‘西方’。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蒸汽动力的拥有者似乎可以对全球进行重新排序。他们塑造了新的铁网以使自己的控制成为现实：移民、商业和统治的帝国；运送货物、移民和邮件的汽船船队；为了占领和贸易而撬开更遥远内陆的铁路线。”（《港口城市与解锁世界：一部新的蒸汽时代全球史》，孙伟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第12、11、1页）
《港口城市与解锁世界：一部新的蒸汽时代全球史》，孙伟译，译林出版社，2024。
这个“蒸汽全球化”造成的一大变迁，是蒸汽船以空前的效率进入诸大陆的腹地，“真正的革命在于蒸汽对内陆空间的影响。江河上的汽船延伸了港口城市上游的可达范围，从而扩大了商业化农业的范围，并加强了海运对内陆社会的影响。这些汽船促进了塞纳河或易北河等‘不可靠’航道的渠化和控制。它们让亚洲和非洲的各条大河——印度河、恒河、伊洛瓦底江、湄公河、长江、刚果河、赞比西河、尼罗河和尼日尔河——向欧洲探险家、冒险家、商人和传教士开放，有时还向欧洲陆军、海军和炮艇开放。”（第14页）“内河轮船、铁路和最终的远洋轮船，将曾经似乎无法到达的内陆地区带到了欧洲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和移民触手可及的范围内……蒸汽驱动的运兵船和炮艇，现在只要几周而非数月就可到达几乎任何可能的目标。”（第103页）
具体到中国，长江通商口岸的开放，可谓近代史之“大事因缘”，“让西方拥有的汽船涌入长江，以获取其贸易。汽船可以在几天内逆流而上，抵达汉口，一个巨大的内陆茶叶市场”，而按传统的交通技术，“大部分贸易的帆船需要数周的时间”（第284页）。
这样，从世界史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蒸汽船通过长江进入中国内地，实在是“蒸汽全球化”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无法阻挡的。
这一历史场景，正是胡林翼当时所面对的、所震惊的、所忧惧的——“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参照莫友芝的日记，胡林翼得知洋船过安庆的时间，当在1861年阳历三月或三月以前，而他就死在这一年的阳历九月。这样的话，他确可能如薛福成所言，是抱着“忧国”之心死去的。
胡林翼所“见”的，实际上不只是几艘洋船，更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蒸汽动力的时代。“蒸汽全球化”的世界史背景，当然非胡林翼所能知，但他的直觉，已感受到这样一个迥异于昔的时代：“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胡文辉
责编 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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