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6日刊 | 总第3787期
“在角色面前，我的脸没有那么重要。”
这是女演员陶昕然，在自己的个人抖音账户上留下的一句话。
11月8日，由陶昕然担任出品人、总制片人、监制并领衔主演的悬疑犯罪片《夹缝之间》全国上映。昔日受尽命运摆布的“安陵容”，一下华丽地转身为掌控电影命运的制片人。
不过，经过与陶昕然的面对面交流，《影视独舌》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爽文故事。
在她眼里，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行为，只因她有一个“不吐不快”的故事。
以下为陶昕然的讲述。
2014年，在和母亲一次很平常的嘘寒问暖的电话中，妈妈问我：“你好吗？”
我说：“挺好的，你还好吗？”
妈妈说：“我今天不太好。”
然后她就告诉我，今天她供职的学校里发生了一起留守儿童被性侵的案件。因为当时电话那头她停顿了，所以我能感受到她的情绪。
那时我才刚拍戏没几年，没有想着要去做制片人，要去找项目、找素材什么的，只是单纯地被这件事触动了。
后来去到云南的彝良、四川的凉山，我发现这样的案件并不是孤案，而是挺多的。
这才开始思考，以我的从业领域，我能做点什么？
这颗种子在2019年夏天发芽，从ppt开始，到200字大纲、2000字大纲、5000字大纲、1万字大纲，逐渐成长为现在大家在影院里看到的《夹缝之间》。
虽然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于我母亲就职学校里发生的真实案件，但我们并没有去强调“真人真事改编”，因为在创作中，导演、编剧郭大路老师又融入了很多其它的类似案件。我所饰演的李青草，是编写出的一个集合体。她并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人，名字也是我取的。
《夹缝之间》更类似于《孤注一掷》和《我经过风暴》，是我们参考大量同类型案件后进行的现实主义创作。它虽然不是对某个真实案件的还原，但具备100%的现实底色。
以往的留守儿童题材影视作品，大都直接把镜头对准儿童角色。经过大量的采风和调研后，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口——留守儿童成年后的人生。留守儿童所经历的童年伤痛，对他/她成年后的性格、事业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发现，很多当年因父母随着改革开放浪潮出去闯荡而留守老家的孩子，长大后也会选择外出打拼，从而导致他们的下一代不可避免地又陷入了同样的留守命运。
因此，《夹缝之间》讲了一个“因为他/她小时候曾经被留守，所以他/她‘长歪了’的故事”。这就多了一层自我救赎的主题，他/她需要与自己和解、与社会和解、与过去和解。
讲具体发生一件什么事并不是一部电影的重点。借助这件事观众能感受到一些什么东西，才是我们最为看重的。我不是为了做制片人而做制片人，是因为想讲这样一个故事而成为了制片人。
因为我一直想在家乡湖南安化拍《夹缝之间》嘛，就没能察觉到某位投资人希望改到他的家乡重庆去拍摄的暗示，导致我们失去了那笔投资。他当时的表达比较含蓄，我也没有经验，就没能听明白。
我以前是一个没那么喜欢沟通的人，觉得不管什么东西心里有就可以了，但制片人是需要做大量沟通工作的，而且是必须带着良好、稳定的情绪去深度沟通。
在创作和拍摄上，我是会放权给各位主创的。我要的是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至于怎样去构建它，用什么样的叙事风格、什么样的拍摄手法、什么样的视觉元素我都不管。
这部戏我比较多给出意见和建议的，是美术和造型这两个板块。我出生在湖南安化，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背什么样的书包，当年的学校、操场是个什么质地等等。用真实的记忆去还原美术和造型细节，也是希望电影能呈现更真实的质感。
一个有代表性的，是我向剧组推荐了一个景，就是片中那条隧道。这部戏大都是外联制片带着导演、美术、摄影、灯光去看景。我并没有全程参与。但是那条隧道，是我自己走过的。
我父母退休后搬到乡下去养老。那条隧道便是从城里到乡下的必经之路。它非常特别，洞穴壁上是凹凸不平的石头。虽然也能通行机动车，但其高度和宽度又比常规隧道小很多。这带来了视觉上的压抑感。导演和摄影果然很好地利用了它的特质，赋予了它很多隐喻。
放手一些事后，我会更专注地把李青草这个角色演好。李青草便是留守儿童长大后的样子。她身上有岁月的刻痕，有生活的磨砺。我需要让观众一眼就能相信她。为此，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准备，学习打麻将、做米粉等。
在深圳拍摄《女士的法则》时，我有时间了就会去布吉街道，去那里的城中村，看人来人往，看他们怎么生活，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我注意到他们因为常穿夹脚拖鞋和无袖衫，会造成皮肤有鲜明的黑白分界。于是我也常常穿着夹脚拖鞋和无袖衫去晒，晒出自然的黑白分界，以及脸上的一些斑。
我们的摄影指导是许之骏老师（代表作《醉·生梦死》），曾提名过金马奖最佳摄影。他使用了大量的肩扛和手持。这种摇晃非常靠近人物内心的失重感。片中李青草知晓了自己被骗走5万元的那场戏，郭导和他给我设计了一个比较长的近景反应镜头。
那个镜头全程拍我的脸，对面的教育局主任一直在画外念台词。我要连贯地演出李青草脑袋发懵的全过程。那5万块钱既是她的全部家底，也是她女儿能够在城市里上学的最后希望。得知被骗的一刻，她一定是哭不出来的，而是定在那里、懵在那里，脑袋里嗡嗡的。
我不喜欢好多戏都用哭去表达，因为哭太简单了，对于一个职业演员，那是基本功。戏剧表演有时要把重场戏当过场戏演，过场戏当重场戏演。如果重场戏当重场戏演，很容易用力过猛。
做过制片人后，我看剧本和片场的视角会有所变化。以前只停留在演员视角，现在的我会更广角一些，看的东西更全。我知道了演员所扮演的除了戏里的角色，还有在整个片子当中是个什么角色。
《夹缝之间》路演的过程中，有很多观众在映后一边分享观影感受，一边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每次听到她们泣不成声地讲述，我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流泪。我觉得，这是因为她们与影片共情，我与她们再共情。这是一种真挚换真心的结果。
相较于男性制片人，我作为女性肯定本能上便会更关注女性。至于能不能为女性去发声，能发声到多大音量，还取决于我的能量有多少。至少，我特别渴望去为所有的女性发声。女性非常可爱、伟大，需要被关注、赞美、关怀、理解、包容。
当能量不够的时候，我能做的也仅仅是我能做的，起码我能做到不视而不见，不袖手旁观。至于作品能辐射多少，能抵达多少，则是我们跟观众的缘分。
路演时有观众出于尊重叫我“陶昕然老师”，我觉得挺惭愧的。我其实也没有为她们做什么。我做得太少了。
以前不太玩社交软件，最近宣传电影才会关注多一些。我呼吁大家走进影院看《夹缝之间》，是坚信观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内心一定会留下一定的痕迹。
至于说我打破自己的事业舒适圈，从演员变成制片人的经历能够给人们，尤其是女性同胞，一些积极力量的话，我会觉得非常开心。我觉得，让对你有所期待的人满足或满意，还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不是一个一拍脑门说干就干的人，我不会让人生失控。继续做制片人的契机，一定是有特别想要讲的故事。这个故事出来以后真的能给观众留下点什么。我不会为了权力、为了控制、为了虚荣心去做制片人。
孤注一掷地要把《夹缝之间》带到观众面前，只因为我渴望能够抵达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希望它能够成为沟通你我世界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