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款好人》（2024）
2024年，67岁的葛优迎来了一个作品“井喷期”。由他主演的《非诚勿扰3》《刺猬》《爆款好人》分别于贺岁档、暑期档和国庆档三大档期上映，占尽天时地利。然而，这三部作品的票房和口碑均不达预期：《非诚勿扰3》票房1.02亿元、豆瓣评分5.4，《刺猬》票房1.44亿元、豆瓣评分7.3，《爆款好人》票房2690万元（上映的27天数据，发稿时仍在上映）、豆瓣评分6.1。
对于沉寂已久的葛优来说，这是一份有点尴尬的复出成绩单。作为亚洲首个戛纳影帝，作为曾经的贺岁档的代名词，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葛优是兼具质量保证和票房号召力的艺术家。但截至发稿时，葛优主演的电影票房累计105.13亿，在中国影市中排名第30位，被沈腾、黄渤、王宝强等头部喜剧演员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票房当然不足以说明一切，更直观的感受是，葛优的角色们不再能引人共情、也不再能令人发笑。无独有偶，葛优在这三部电影里饰演的角色，都是一个被“卡”住的形象。“卡”住他们的可能是爱情、可能是性格、可能是流量……无论甘不甘心，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抛弃了。对照现实来看，这种“卡”住的感觉，仿佛也暗示了葛优当下的处境。
在中国男演员序列中，葛优算得上一个奇迹般的存在。他没有出众的外表，也没有夺人眼球的话题，他所获得的一切赞誉纯粹靠演戏积累。
《顽主》（1988）
以1985年上映的银幕处女作《盛夏和她的未婚夫》为起点，在葛优近四十年的表演生涯里，他出演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充满悲喜况味和平民色彩的喜剧人物，比如《顽主》（1988）里的杨重、《编辑部的故事》（1992）里的李冬宝，以及一系列冯氏喜剧里的角色，诚如网友所说，“一看见葛优，我就想过年”或者“见不到葛优，不能算贺岁档”；另一种是承载了时代痛感的复杂人物，比如《活着》（1994）里的福贵、《霸王别姬》（1993）里的袁四爷、《卡拉是条狗》（2003）里的老二等等。国内能将这两类角色都演到极致的演员凤毛麟角，葛优正是其中之一。且时至今日，他仍在新作中不断地摸索、演绎着这两类角色。
只不过，放在当下语境，尤其是喜剧语境中看，葛优的这种摸索多少有点“脱节”的意味。在娱乐产品多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观众笑点的阈值被不断拉高，更易被强情绪的搞笑机制所触动，而葛优这种慢条斯理、“人物随着情节自然流露出来”的幽默，则因其刺激程度较浅，被观众认为不够好笑。
不得不承认，演员是一个被动的工种，一直在被选择：被导演选择，被市场选择，被时代选择。所以葛优被“卡”住的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了国产电影创作的变迁。被时代抛下的，远不止葛优一人。
《编辑部的故事》（1992）
平民形象
葛优长了一张天生就适合演小人物的脸。他太没有明星相了，没有俊朗的外形，也没有不食烟火的疏离感。所以由他饰演的平民角色，往往极具说服力，能让观众有代入感，也能打动人心。2003年，导演路学长携《卡拉是条狗》剧组参加柏林影展时，有外国观众甚至认真地问导演“这位演员（葛优）是不是专门找来的业余演员”。
葛优在电影里的平民定位，刚好契合了王朔笔下那种“冷面热心、有心帮手却又无力相助”的小人物形象。这为他提供了出名的契机。有人将1988年称为“王朔电影年”，这一年作家王朔的四部作品被搬上银幕：《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四部电影中，尤以米家山导演的《顽主》最为名声大噪。跟电影一起名声大噪的，还有作为主演之一的葛优。
当时葛优被米家山选中，全因一张照片——“一张合影，四个人在一个上下铺那照的，葛优坐在最里面，一个小脑袋，我一看他那样，就觉得特逗。”米家山一眼相中了葛优的气质，给他定下了“杨重”这个角色。
《顽主》讲的是三个无业青年在创立了“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的3t公司后，引发的一系列故事。葛优饰演的杨重，表面诚恳，实则玩世不恭。他以嬉笑怒骂的姿态悬浮于时代之中，别人打个喷嚏，都能被他说成“鼻粘膜刺激喷气现象”。别人为他担心，他反倒自嘲地发出警告，“我就是一傻波依，您甭为我费心。”这种将喜剧的松弛与现实的荒诞杂糅在一起的表演方式，后来成了葛优喜剧表演中的一大特色。在李东宝、姚远、刘元、尤优、秦奋等多个角色身上，观众都能捕捉到这种表演的蛛丝马迹。对此，冯小刚曾这样评价：“他总是一本正经地演一个不着四六的人，也总是非常诚恳地说一些不着四六的话。”
《顽主》未能帮葛优获奖，但却帮他打动了还在做编剧的冯小刚。冯小刚找到葛优，盛情拳拳地邀他主演自己参与编写的新剧《编辑部的故事》。权衡再三，葛优接下了这部剧，在剧中摇身一变，成为了真诚、热心的李东宝——一个在《人间指南》杂志社供职的编辑，为无数迷惘青年排忧解难，指引方向。饰演这个角色，葛优将知识分子的善良与贫嘴融为一体，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拿下了第10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编辑部的故事》之后，冯小刚很快就成为了葛优人生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冯小刚最受欢迎的贺岁喜剧，男主全都由葛优承包，正所谓“铁打的葛优，流水的冯女郎”。1997年12月下旬上映的《甲方乙方》是两人的“定情之作”，以超3000万元的成绩成为1998年中国电影票房冠军，在内地影坛确立起了“贺岁档”的概念。
《甲方乙方》（1997）
葛优有一种让人打破幻想的能力。无论眼前场景多戏剧化，他总是能温和地卸去夸张，让人毫无滞碍地退回到生活本身。冯小刚在《甲方乙方》中就借用了他的这种能力。《甲方乙方》讲四个年轻人合伙创办“好梦一日游”业务，帮人圆梦。片中，英达饰演的书商没过够当将军的瘾，直接放话“好梦十日游不行么？你们开个价，开个价”。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搅局者去婉拒、去点破这种“美梦”。而葛优饰演的姚远承担了这样的功能，他劝慰书商，“过过瘾就行了，和平年代真巴顿也得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啊，撒野警察照样抓他。好好卖书，当你的良民。”——“诚恳”、“正经”、带着点“不着四六”，没有多强的情绪，但是足够把人物和情节拽回来，也足够观众会心一笑。
不止如此，在姚远身上，观众还能感受到葛优独到的喜剧节奏。有次姚远被花盆砸伤了脑袋，他喜欢的周北雁关心他，问他“还疼吗”。姚远先摇摇手，再噘噘嘴，停顿一下才吐出一个字：晕！这停顿的一下，其实埋着个“哏”，葛优对表演的分寸感和节奏感，有着绝妙的掌握。
《甲方乙方》首战告捷，葛优与冯小刚又在10年间合作了七部电影：《不见不散》（1998）、《没完没了》（1999）、《大腕》（2001）、《手机》（2003）、《天下无贼》（2004）、《夜宴》（2006）、《非诚勿扰》（2008）。这些电影票房喜人，共拿到了两个年度票房冠军，三个年度票房亚军，两个年度票房季军。票房统治力极强。
这期间，葛优在冯小刚电影中的形象也愈发多变——谎话连篇的严守一、盗窃团伙头目黎叔，以及叨念着“我泱泱大国，诚信为本”的昏庸厉帝。在葛优的演绎下，他们的“坏”也都带上了葛优的特质，蔫蔫的、不动声色的，颇有辨识度，比如《天下无贼》中那句温吞吞的“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成了那一年的流行语。
但相较这些名利场上的、道上的有灰度的角色来说，葛优更被观众记住的形象还是在生活化场景中百无聊赖的“葛大爷”。
互联网时代，葛优有两个表情包最为出圈：一个是电视剧《我爱我家》（1993）中的“葛优瘫”，被网友称为“最销魂躺姿”；另一个是电影《卡拉是条狗》中的“嚼黄瓜”，带出了无声胜有声的颓废气息。这种“躺劲儿”中包含的无奈和无声的抵抗感，与现下年轻人“躺平”“反内卷”的精神状态相得益彰，意外缝合进了时代。
经由这两个表情包，我们能归纳出葛优的喜剧风格——一种带有解构意味的冷幽默。与卓别林、金·凯瑞、周星驰乃至正红的沈腾不同，他的表演没有太多夸张的肢体动作和表情，而是松弛自然，冷不丁地幽观众一默。电影《不见不散》中有个名场面，葛优饰演的刘元假装失明向女主表白，刚开始说得挺真诚，感动了不少人，结果说着说着身旁走过一个大胸美女，刘元的眼神立马飘了过去，飘一半意识到可能会露馅又赶紧收回来。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短短几秒，葛优演出了小市民身上那种滑稽的喜感。
葛优数十年如一日地演着喜剧、演着小人物。小人物随着时代浮沉，葛优也演出了他们的多面性和成长性：改革开放初期的年轻人，自由自在的无业游民，开过公司、去过美国、当过出租车司机，就算上过班也下岗了，生活看起来没什么正经事儿，但是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在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蓬勃的时代背景中，葛优和他那些莫名其妙的遭遇逗得观众哈哈大笑。当葛优年岁渐长，当年的年轻人也都不再年轻，于是葛优成了《非诚勿扰》三部曲中财务自由但缺爱的中年人秦奋，以及宁浩用三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爆款好人》）塑造出的“张北京”：住在胡同里、开出租车、离婚了，算不上成功人士，但是尚能自娱自乐。
故事同样发生在北京，张北京与葛优青年时期塑造的“顽主形象”已经大不相同，当年他眼里没有所谓规矩，尽是机灵调侃和满不在乎，如今他成了传统的代表，是市民阶层的自发秩序，与冯小刚早前饰演的“老炮儿”不谋而合，意在告诉观众：大爷们老了，但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他们依旧占着理儿、管着事儿。
《大腕》（2001）
悲剧内核
冯氏喜剧演多了，人们给葛优贴上“喜剧演员”的标签。但其实，演悲剧也是他的拿手好戏。出演喜剧让葛优收获了观众的喜爱，出演悲剧则让他收获了更高的影响力。中国电影在1990年代的艺术探索期和21世纪初的市场化探索期，他都占据过重要位置。他是为数不多的与多位第五代导演有过合作的演员，与张艺谋、陈凯歌、姜文、顾长卫均有过不止一次的合作。
有趣的是，葛优与第五代导演的合作，并非起于文艺片，而是起于商业片——在张艺谋导演的《代号美洲豹》（1989）中，葛优演了一个劫机的劫匪，戾气十足。事后葛优回忆，因为把张艺谋奉为大师，他不敢怠慢，下苦功去钻研如何演坏人。好在功夫没有白费，直接演到了张艺谋的心坎里：“绝了，葛优这小子，天生的反派！”
于是，这才有了两人二次搭档的电影《活着》。《活着》对葛优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让他成为亚洲首个戛纳影帝，还被观众视作他的“演技巅峰”。他在片中饰演的福贵，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从富少沦为穷人。葛优用表演清晰地分割开了福贵“富”与“穷”的两个人生阶段：富贵时，他嗜赌如命，眼里透着得意，千金散尽；潦倒后，他的眼神不再满足，反而带点茫然和怯懦，双颊凹着，整个人都瑟缩着。
葛优以一种极其内敛的表演征服了观众。他演福贵的悲，没有嘶吼、没有泪流满面、没有默默抽噎，而是演出了一种被噩耗击中的猝不及防的沉重感。有场戏，是福贵原本在乐呵呵地表演皮影戏，突然得知自己的儿子有庆被院墙压死。其他人都跑去看尸体，福贵先呆愣原地，满眼都是不可思议，待反应过来，才颤巍巍地跑到有庆身边，伸出抖动的手试探。确认有庆已死后，他脖子青筋暴起，因绝望和伤心导致失声，只剩下无助的干吼。这段表演，葛优从肢体悲、情绪悲、声音悲层层递进，感情细腻，让人不自觉地跟着福贵悲恸。
这种表演方法葛优一直沿用至今。今年在顾长卫导演的《刺猬》中，观众依稀能够看到类似的表达。电影里，葛优饰演的王战团是一个年龄跨度长达三十年的人物，他被确诊为“精神病人”，但却在浊世中保有一份独醒。这是一个有些疯癫的角色，观众起初难以分清他是悲是喜，直到深入他的内心，才能理解他的无奈和格格不入。葛优用表演分割开了角色的“疯”与“醒”，演出了不同层次：被妻子喂安眠药时，王战团乱发蓬松，胡子拉碴；停药后，他又会收拾利索，自己对着镜子绞胡须。混沌时安静，清醒时狡黠。
《非诚勿扰》（2008）
葛优身上还有一种独特的表演能力，擅长将悲剧人物在表层形态上转换成荒诞的银幕形象，同时又让角色不失深刻和厚重。这种宝贵而复杂的特质，在《让子弹飞》（2010）中凸显得淋漓尽致。他在片中饰演买官的县长马邦德，前往鹅城赴任的路上被劫，为了保命冒充师爷辅佐劫匪当上县长。这个角色有多个层次：他贪，才进鹅城，便将跪着挣钱的法子侃侃道来；他奸，舍不得钱也舍不得命，惯爱做墙头草，总揣着明白装糊涂；他悲，卑躬屈膝苟活到最后，终究失了妻儿，丢了性命。直到人之将死，他才交代出了几句真心话：听我的，千万别回鹅城，你呀，弄不过黄四郎（鹅城霸主）。看上去可憎、可怜，又有几分可爱。
电影《霸王别姬》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人呐，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葛优就是这句话的践行者。这跟葛优爱琢磨的性子分不开。一句平平无奇的台词，能被他琢磨出几种不同的语气：前半句该怎么说，表达什么情感；后半句该怎么说，人物心境是否有变化。跟他合作过《大腕》的李诚儒曾说他“拿到剧本，恨不得挨个字查字典”。
在编剧柏邦妮对葛优的专访中，他说诚是做演员的本分：“演员要诚，你得对得起观众。观众喜欢你，对你有期待，你不能把这点儿期待给砸了。绝没有什么演员，能演任何角色。演员这个行当，往好里说，是什么表演艺术家，往坏里说，就是戏子。你得牢牢地记住你的本分。你红了，要本分，不红，也要本分。一个演员的本分就是，你得演戏，演好戏，好好演戏。”
演技好，外加守住了做演员的本分，让他在后辈眼中成了一个标杆式的存在。2014年，在电影《心花路放》的记者会上，曾有记者问黄渤，“你能超越葛优吗？”黄渤说的是，“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辉，人家是创时代的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一些晚辈，对这个不敢造次。”
黄渤说这话不算夸张。2010年，葛优迎来了演艺生涯的巅峰期。那一年，他肩挑《赵氏孤儿》《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三部贺岁档大片，与陈凯歌、姜文、冯小刚三位当时很有权势的导演合作，狂揽12.74亿元票房，是国民度极高的“票房保证”。
《一步之遥》（2014）
无奈之举
2011年，英皇出高价签走了葛优，宣布将与他合作三部电影，总投资超过5亿港元。这意味着，葛优将从冯小刚及其所属的华谊影业抽离，拥有更多的剧本自主权。然而，这种商业价值却并未给葛优带来等量的艺术价值和口碑，与英皇合作的几部玩票性质的电影堪称灾难：豆瓣4.6的《决战食神》（2017），豆瓣2.9的《断片之险途夺宝》（2018），豆瓣5.8的《两只老虎》（2019）。
葛优的事业滑落，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一步之遥》的票房失利。该片票房预期20亿元，实际上映后却只拿到了5.13亿元。作为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二部，姜文拍爽了，但观众却看懵了。《一步之遥》后，受行业、家庭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葛优开始主动减产，退出了内娱商业大片的“男主首发阵营”。
资本和流量的侵袭，使国内电影业陷入了剧烈的变动。整个行业都笼罩在一片混沌当中。从某种角度来说，葛优的减产，甚至可以算是一种“战略性撤退”。以烂片频出的2009年为例：张艺谋拍出了豆瓣4.8的《三枪拍案惊奇》；成龙参演的《寻找成龙》被观众骂为“根本不能算是一部电影”；王晶导演的《大内密探零零狗》让进影院的观众感觉受到了诈骗；葛优主演的《气喘吁吁》很多人看完一头雾水……评选烂片的“金扫帚奖”，在这一年应运而生。
《非诚勿扰3》（2023）
与行业乱象相呼应的，是老一辈创作者的衰颓。人称“小钢炮”的冯小刚，曾一度与外界撕扯得很难看。他怼豆瓣影评人“永远跟你们势不两立”，也怼观众“中国电影现在这么的垃圾遍地，一定和大批的垃圾观众有关系”。那时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但观众的眼睛却是雪亮的，冯小刚的“变与不变”都被大家看在眼里：从《甲方乙方》到《私人订制》（2013），资金叠加了，但还是“好梦一日游”的模版，没有任何深度上的挖掘；从《非诚勿扰》到《非诚勿扰3》，主人公秦奋的状态以及“戏不够，爱来凑”的套路似乎从未改变，而观众对此早已厌倦。“观众永远需要喜剧，但不是永远需要冯小刚的喜剧，”这是冯小刚认清现实后得出的感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口味。对老一辈创作者来说，脱节在所难免。以喜剧创作为例，笑点其实就是痛点，只有真正在痛的人才能抓住。当下年轻人的痛点是什么：是催婚、是失业、是996、是爹味……观众对老一辈创作者那些温情的套路、团圆的结局，通通不感冒。以《年会不能停！》和《抓娃娃》这两部在今年获得票房成功的喜剧为例，它们皆在反讽——前者揶揄公司体制，后者质疑苦难教育。当张北京在《北京好人》中像维护尊严般维护传统秩序时，年轻人早已反其道而行之，尖锐地指出权威、秩序背后的虚伪、异化与崩坏。
语境变了，观众也变了，时代的变迁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绕不开的考验。现在看来张艺谋是为数不多经受住了考验的一位。他虽也经历过滑铁卢，但却一直在校准重来，摸索时代的脉搏。
《刺猬》（2024）
但这样可以及时转向的创作者毕竟是极少数。葛优身为演员，此时便显得尤为被动。中国电影市场最顶级的资源，永远在中生代男演员手中。葛优身上的颓劲儿，已经出现了继任者，比如这两年贺岁档中的老熟人雷佳音。甚至电影《爆款好人》最后片段，都像一场有点奇怪的两代电影人的使命交接：张北京对镜头前的张艺谋和雷佳音喊“加油”。张艺谋还是那个张艺谋，他身边的男演员已不是葛优。
演员的艺术生命力是有限的，并非持续输出就不会衰减。时代变化的速度快得超乎想象，让人不得不承认，以葛优为代表的这一代“老”演员，要想成为跨时代的伟大演员当真不易。但钦佩也是由衷的钦佩：明明已经到了可以功成身退的年纪，却还在努力地扑腾，大抵是因为热爱吧。
（参考资料：《与葛优聊近30年前往事：人生转折与恩人》，博客天下，2014；《葛优:一个大腕的普通人生》，青峥，2009；《一个男人的诚意人生》，柏邦妮，2015；《葛优：不得不说的故事》，时尚先生，2010；《用演技整容，他算是天朝第一人》，十点电影，2016；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等。文中出现的票房数据均参考自猫眼专业版。）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赵阡合
责编 杨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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