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厂辞职拍一部电影,又回到大厂的年轻人

戴偲在《莎莉的回忆》片场(受访者提供/图)

理性地做感性的事

28岁那年,戴偲从杭州某互联网大厂产品运营岗离职。离职时,他和同事是这么说的:“可能要拍个剧情长片”,写剧本,拍出来,再走点电影节什么的——他不好意思直接说“拍电影”。绝大多数人不信,觉得他是跳槽涨薪了,要去另一家大厂。那个环境里,大家往外走,要么创业,要么换厂,要么考公。

“我不是gap了、没有事做,想拍电影;是我本身想拍电影,才gap,”他强调。他拿到了六个月的竞业期补偿,这些钱够他这段时间的房贷、水电等支出。那是2022年年底。

戴偲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后拍过短纪录片、广告片,这跟许多青年创作者类似;接着就去了大厂,在“重要的部门”,做得还不错。他带着一些大厂人的习惯,会说,“我们的一些同学”、“项目预期的管理。”

作者型导演往往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进行创作,至少第一部片子是这样。而戴偲是先有想说的主题,再想题材,再生发出结构。有一天,他想起了加缪式的悲剧,人与人之间永恒的不可理解。他把这种沟通的失效、爱的错位放在一个家庭中。

2023年初,他带着想法找到朋友雷雨晰。将近10年前,他们一起做过一个悬疑互动剧,雷雨晰写脚本,戴偲当导演,出了试播集,没再往下做。但他们成了朋友。雷雨晰说,戴偲非常讲义气,她后来开广告公司,有时候项目钱很少,又需要好导演,戴偲就来,不收钱。

这次戴偲想拍电影,雷雨晰觉得,可以干。她给他做制片人。钱不好凑,几个朋友基于信任支援一点。雷雨晰还找到戴偲的一位前老板“化缘”,对方跟戴偲没什么私交,但认可其能力,马上从私账上打过来十万元。

戴偲对剧本的前期规划如下:

题材:家庭。(一个原因是,家庭戏成本相对可控。

成本:自己出大约40%。(为什么不像许多青年导演一样带着剧本参加创投争取拿奖金?“一来一回,一年就没了。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来干这个事,对我来讲,做就做了。”

片长:100分钟左右。(因成本有限。

剧本:约80场戏。

结构:倒叙,三段式。

戴偲不是那种熬大夜、靠烟酒辅助催生灵感的创作者。他每天早起,喝咖啡,运动,写够三场戏,就可以饶过自己。“然后就停,不要干了。”

在他理性的讲述中,创作是有条不紊、在可控范围内的事。但谈起创作的快乐,他的语气有些非理性的激动,“我跟朋友说,假设快乐是一个数值可以被计算的话,我写剧本一个月,比我过去互联网干两三年总体的快乐都要多。”讲到这些,他眼神发亮。当然也会痛苦,前一天认为非常之好的文本第二天看就像狗屎,但给自己设置的严格的时间限制帮助他不至于陷入泥潭,“不要全部删掉,对我自己的shit忍一忍。”

按照约定的时间,两个月,戴偲给雷雨晰交付了《莎莉的回忆》(以下简称《莎莉》)剧本。又一个月,班底组好,演员沟通好,勘景。剧组规模很小,策划、执行制片人都是两人以前的朋友。

摄影指导王普通是第一次和戴偲合作。从见戴偲第一面到认定“这个片子一定要接”,王普通只用了大概15分钟。王普通是一位知名的调色师,也做广告片和剧情短片的摄影。

他接片子、尤其长片,选合作者非常谨慎。他说,行业里有很多人,“有自己的ego(自我),劲儿劲儿的,他们的性格是一种艺术性的表现,他们非常惨烈地追求拍片。但往往跟这样的人的合作过程中,我自己蛮痛苦。所以我一直在找相对理性地去拍极度感性的片子的人,戴偲就是这个类型。”

那次会面,戴偲清晰地把剧本脉络、拍片计划梳理出来,没有宏大叙事,不抽象,“是我见到的、合作过的导演里逻辑能力最强的人。”王普通说。

在《莎莉》的摄制中,王普通既是摄影指导,也担任调色师;演员陶昕然既是主演,也是监制。“一个人当10个人用,”陶昕然说,包括她在内的大部分主创,基本都没有收取酬劳。

戴偲很感动,剧组成员志同道合,都不是干行活的人。他计算了一个虚拟成本,如果电影最后产生收益,他会按照比例给主创们分账。

2023年4月,戴偲编剧、导演的电影《莎莉的回忆》在杭州开机。

2024年7月24日,《莎莉》在first青年影展世界首映。参加完首映活动后,陶昕然在酒店房间接受了采访,她请我猜这部戏拍了多久。

“18天,”她得意地说。

导演戴偲(左)与好友、《莎莉的回忆》制片人雷雨晰(受访者提供/图)

留白

我注意到《莎莉的回忆》,是因为它是我今年在first青年影展的头几天里看到的最出色的主竞赛片。剧本工整,留白设计巧妙。摄影、美术都不露怯。完成度很高。

故事时间线横跨了女主角蔚英的三个人生阶段:儿子明明离世将近三年时;明明大学快毕业时;明明五岁时。蔚英为她的家庭无限地、盲目地付出爱,但与她的丈夫、儿子隔阂越来越深,终于她孑然一身。在倒叙的电影里,观众先看到蔚英独自伤恸,继承儿子翻译的遗愿,试图理解儿子的内心;再是蔚英的家庭关系几近破裂;最后是美好的过去,一家三口貌似和睦幸福。

戴偲看过陶昕然的一个访谈,她自己担任一部电影的总制片人。戴偲觉得,她可以演蔚英。《莎莉》的执行导演辗转问到了陶昕然经纪人的联系方式,发过去剧本。

陶昕然非常喜欢这个剧本。她和我讲到台词咬合的精密,“全片没有一句废话。”比如第三幕有这样一场戏:一家三口出游,在动物园外,要下雨了,妈妈问,家里窗子关了吗?爸爸说,没什么会淋湿的,我的宣纸你收起来了吗?妈妈没回答,转头问儿子,冷不冷?每个人都答非所问,非常温情,又很恐怖。

戴偲觉得,陶昕然懂这个剧本。他对陶昕然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人选,如果你愿意,我们就不找其他人了。陶昕然想,天哪,这个人怎么那么傻,谈判就这么和盘托出?

导演是剧组的主心骨,处事方式自上而下地影响着所有部门。王普通把人的精力比作一个桶里的水,在很多剧组里,他得“处理这些人的ego,跟着玩关系、想利害,剩给创作的水量就不大了”。但在《莎莉》这个以理性为主导做事的剧组,没这些事。每天早上他和戴偲嘴里塞着茶叶蛋、包子,各自“嗯嗯”一下打招呼,走到片场,开始一天的工作。那个交汇的瞬间让他很有安全感。哪怕拍完一天戏已经筋疲力尽,王普通还有心气,把输出的片段小样过一遍,回想一下拍得不错的地方。

拍片时,陶昕然因为连续高强度工作,患急性胃病进了医院;掌镜摄影师拍到一半跟腱断裂了。戴偲和雷雨晰讲起这些事,很揪心和愧疚。

另外一些问题,他们轻描淡写地带过:比如剧组解散后很久,雷雨晰才发现,哪怕在他们这么穷的剧组,也有人偷偷往外拿钱;比如戏里有这么一段,蔚英儿子离世、自己离婚后,弟弟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原定的“对象”演员在该拍这场戏的前一天晚上10点告诉戴偲,来不了了。在杭州(不是找人更方便的北京、横店),他们临时看简历找演员,找年龄、外貌符合的,打电话,请人第二天早上去片场。有观众说,这一段演员接不上陶昕然的戏。“那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接不住。”戴偲这时有点沮丧。

雷雨晰说,从认识起,戴偲就是个非常平静的人。“很多导演在现场,焦虑、着急的时候,是比较强势、有脾气的,戴导不是这样。他是个情绪稳定的朋友。”

成片的结构、细节,与戴偲当初写的剧本,差别不大。王普通听戴偲给观众讲自己的拍片意图,“跟我们第一次读本会时候的意图没什么变化。他的逻辑性贯穿他整个拍片始终。”

电影首映完,评价两极化。戴偲被反复问到一个问题:故事这么散,你知道吗?他看了些豆瓣上的一星二星影评,“我们当时就知道可能会像今天这样子,我们的结构会给观众常规的审美经验带来挑战,它不是把故事的因果交代得特别清楚,而是更多地去提问。”

《莎莉》有丰富的外景,因为成本有限,很多戏只能拍几遍,只能跳拍。人与人的互动被藏在生活化的细节中,而这些细节又被拆散、埋藏在倒序的三个片段里。筹备期,公司的策划看完剧本,满腹疑问:儿子怎么死的?蔚英到底有没有和弟弟介绍的对象走到一起?蔚英做翻译怎么样了?雷雨晰觉得,这些都不重要,留白就很好。

《莎莉的回忆》剧照

保守的,笃定的

电影杀青,大家再见。戴偲从写剧本到拍摄、粗剪,大概用了半年时间,片子初具雏形,正好竞业协议期结束。他花了一个多月找工作,以比之前低得多的薪水入职另一家大厂。“养家糊口嘛,怎么办?”他笑着说。他现在的工作与电影毫不相关。

first青年影展是《莎莉》入围的第一个电影节展,就在剧组答应first之后,釜山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人对这部影片表达了兴趣,但要求必须世界首映,剧组只好放弃。

来西宁,戴偲用完了年假,又跟公司请了几天会扣工资的事假。他很兴奋,在他的工作环境里,没有那么多对电影感兴趣的人。

王普通记得戴偲第一次专程去上海见他,提前到咖啡厅,佝偻着蜷缩在角落,就像后来《莎莉》中的一句台词,说一个人“像个蜡烛一样瘦瘦小小的”。戴偲跟整个影展的氛围,也是这样略显疏离。

临近闭幕,组委会举办官方晚宴,管虎领衔的整个评委组成员坐在宴会厅正中圆桌,几乎所有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剧组、纪录片剧组都来了,还有市场嘉宾、各种头衔的推介人、主理人明星等等。热菜没上几个,一张张圆桌大部分位子都空了,前辈们被一圈圈人围着敬酒。

戴偲没有来,他在酒店加班。

影展闭幕那天,所有主竞赛入围影片剧组在大剧院的中转区等待走红毯。一个剧组主创都穿着西服。一个剧组所有人穿着戏中小男孩的同款连体衣,气势十足。戴黑色鸭舌帽、穿一身黑的戴偲和制片人、美术躲在中转区的角落,风扇遮挡着他。晚上8点,颁奖礼开始,本来坐在观众席第二排的戴偲已经走了,赶飞机,第二天是周一,他要上班。

“他很内向,”陶昕然说,《莎莉》开机前,是她主动提出,和戴偲加个微信。戴偲此前一直不好意思,“但他说起电影,说起自己的剧本,非常笃定,滔滔不绝。”

戴偲也给我这样的感觉。第一次采访,他说到自己上学时被电影打动的瞬间,是看了张艺谋的《活着》。“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字,好。然后就会为之沉迷。这个力量会影响我选择专业,影响我很多后面的选择。我今天的生活规划是把它考虑进去的。”

戴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短视频公司,找选题、写脚本、拍摄、剪辑,都是一个人,他脚踏实地了解了拍片的各个工种。

他后来做过独立的自由创作者,接广告片,但逐渐发现,在杭州很难报出更高的价格,市场环境也不稳定。考虑到养家糊口的压力——他反复说起这个词,他背上了房贷——2018年他进了某大厂做产品运营。外部不确定因素太多,他需要一些确定性。

“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这样,有一点点天赋,但不确保你的天赋是否能适应这个环境。影视行业太过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能走到最后面、最顶尖的是非常少数的一批人。不纯粹靠能力,也要际遇。那就多一条路子,平摊风险啊。我看起来是斜杠青年,但本质上我做的是个保守策略。”

但还是想拍电影。

很多青年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都完成于30岁之前,以此倒推,戴偲认定,赚钱到28岁,差不多得开始干这事了。“如果完全没有计划,你就会一直往后推。得定个时间,那30岁吧,就不改了。”接下大厂offer时,他就和父母说,这份工作他不会干太长久。

辞职前,更保守的选择是,先等一等。要么等再赚一些钱——家里人是这么觉得的,大环境不好(当时是2022年),还是先保住饭碗;要么等有更多、更好的灵感出现——很多创作者会在这一步踟躇。“但是我们怎么预期,接下来会是上行、平稳还是下行周期?”“如果我有新的灵感,为什么我不再拍一部片子?”

那就先干。撑着一口气,他高效地走完了拍电影的进度条。

《莎莉的回忆》剧组在首映礼上(受访者提供/图)

不需要孤注一掷,一步一步来

“坦诚说,如果我继续工作,不拍这部电影,跟现在收入会差别很大。以及我gap了这段时间损失的工作收入,一来一回(钱)就其实还挺多的。那肯定拍电影是更重要。做事情总要有所牺牲,就看怎么取舍。”在西宁索菲特酒店一层的咖啡吧,坐满了谈项目的人、互相结识的人。戴偲微微驼着背,盯着茶碗。“可能有点悲观,哪怕入围了电影节,我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进这个行业,这是非常残酷的现实,我只能说非常希望未来能继续努力在这个行业存活下去。”

颁奖礼时,戴偲赶飞机之前和雷雨晰说,万一万一获奖了,让她上去讲两句。不过《莎莉》最终在first影展颗粒无收。

雷雨晰客观分析,片子粗剪出来,他们就感受到了矛盾:从导演到摄影指导,习惯于拍有质量的东西,“他们的经验都是好好地打光,好好地布景”,但这是一个不顺接的故事,如果要走节展,是不是该更飞、更剑走偏锋一些?如果目标是院线,就该考虑大众观赏的舒适性、剧本的故事性。“所以这个片子非常难定义。去影节,它可能太大众。要去面对大众,它又不够大众。”

戴偲听到的行业内人对《莎莉》最多的评价是,剧本好,演员表演好。“但是它(剧本)真的……好吗?”半个月后,第二次接受采访的戴偲自问。

“(文本)散不是不行,有时大家不满意的不一定是剧本的文学性,而是情节、情绪没有打动ta。情绪可以靠非常美和诗意的视听语言去弥补。”他几次提到他最不满意的一场戏,在文本层面他很喜欢:母子二人推着自行车聊天,蔚英试图理解儿子为什么想要做翻译。此处应有航拍镜头:下雨天,地面湿漉漉,自行车轮胎带起一层层涟漪。但是拍摄时执行制片告知,做不到。成片出来有的观众觉得这场戏无聊。

如果知道预算、心力无法驾驭那个剧本,他可以在前期进行修正,要么把剧本“再收一点”,使整体完成度更高;要么用更长时间找投资。

戴偲(右二)和《莎莉的回忆》主创在first青年影展闭幕红毯 (受访者提供/图)

他很喜欢滨口龙介的《偶然与想象》,这个80后日本导演,以超低的成本、精细的剧本、生活流的故事一次次闯进国际影节。戴偲不免钻牛角尖地比较,以他们的小成本,也可以拍《偶然与想象》这个体量的片子,但没有拍出来。“那还是我的剧本不行。”“我有点没有逼数了。”

还有人说,六个月太短了,如果用12个月拍这部电影,会比现在的成片好很多。

他的竞业期正好六个月,这倒不是促使他用这么短的时间拍完电影的最主要因素。戴偲思考了一会儿说,“还是恐惧感,执行导演、摄影师,这些好朋友得愿意且刚好处在相对空档的时间,很多条件下才组成这个班底。每个人都有生活的压力。他们为什么把挣钱的事丢了过来干我这个事,对吧?我觉得我得兑现承诺,尽可能按照这个节奏来履行。”

剧组成员说过他,筹备期太短了,实际不到20天,“很多短片都得这么久”;剧本围读也只有一次。

另一个恐惧来源是戴偲自己,“我很难说是面对失败的恐惧,还是面对我做不好、写不出、没有更好灵感的恐惧。快点完成某件事,代表着不用面对这个压力了。”总之,过往项目管理的经验告诉他,先做出一个东西,再考虑怎么优化。但换个角度也可以说,他不够破釜沉舟。

在影展期间,戴偲、雷雨晰和其他热爱电影的从业者一起吃饭聊天,大家都非常有激情,雷雨晰偷偷问戴偲,我们俩是不是有点格格不入?戴偲说,是不是因为我们班味重?雷雨晰后来想,那是一种笃定。“以前我觉得可能创作是激情,一些热烈的情绪占据主导,但戴导不是孤注一掷的那一类人。他是在工作当中找时间做他喜欢的事情。如果想长期做这件事,一个稳定的状态也是重要的。”

戴偲肯定不会是“一次性导演”,雷雨晰在电话里说。她比戴偲大几岁,有好几年,她在电视台工作,周一到周五专心上班,周六周日找个安静的地方写2000字,就这样写完了小说。她告诉戴偲,他也可以这样,周一到周五在大厂安心工作,“不需要额外耗费精力,晚上也不要思考我到底要做啥”,周末两天写剧本。一年,不也能写出一个剧本吗?戴偲说,有道理。

雷雨晰觉得,《莎莉》只开发了戴偲50%的才华,并没有消耗他。“他是非常辛苦地写出来吗?并没有,他就是按照他的想法,几十场戏,第一场怎么样,第二场怎么样。如果有更大的空间,他能做得更好。”雷雨晰跟戴偲说,下一部我们可以拍个赚钱的,再下一部,可以弥补这次不够完善的。“不需要孤注一掷地继续,可以一步一步来。只要有恒定的坚持。别太着急。”

王普通想谈谈作为观众的他对《莎莉》的看法:他觉得蔚英的状态像很多人,虚无、不耍花招地活着,但是迷失了,好像在沙漠里四处张望,找一口井。他期待在戴偲未来的作品中,看他的人物有没有找到那口井。

我想起去年导演忻钰坤接受采访时说的话。2023年他的第三部长片作为first闭幕片放映。多年前,他带着导演首作《心迷宫》在first影展一炮而红。“我们那时候没有被业界关注到,比较野生,具备的资源和条件也很差,就想如何用仅有的钱去完成一部影片,甚至不是完成一整部影片,只是完成这个影片的特点。”

对戴偲和《莎莉》来说,这一点,还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