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对谈骆玉明：关于爱，关于美，关于真实，关于自由

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秀华，诗人、有故事的人。

8月30日晚，以“生活的诗意与真实”为题，这两个初次见面的真性情者在复旦大学emba君子知道讲堂上的对谈撞出了绚烂的火花，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一开始，骆玉明和余秀华对彼此的态度是恭敬而谦虚的。因为喜欢余秀华的诗歌而来到现场的骆玉明自谦：“在这个年纪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属于‘废物利用’。”余秀华反应迅速：“如果骆老师是‘废物’，我希望全中国都是这样的‘废物’。”

或许骆玉明本就是自由随性之人，又或是余秀华自有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直接、机敏，对谈由此进入你来我往、观点并非总是一致但和谐的状态。

对谈现场 施晨露摄

谈到对余秀华的印象，骆玉明说：“余秀华带给我们的是美丽、坚强和独立，真是了不起的人。”他说，美学家高尔泰有一本书的名字叫《美是自由的象征》，很适合用在余秀华身上，“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意识，把自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她就真的是美。”

余秀华回应：“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说——自由是美的象征。”

余秀华的诗歌舞蹈剧场《万吨月色》11月将在上海首演，这是中英联合出品的一台舞剧。骆玉明看过在余秀华在伦敦大英图书馆预演的片段。

“我的身体不自由，就像树不能移动，但‘舞蹈’让它有了弯曲的姿态。我身上本没有什么美的基因，因为参与了诗歌、参与了艺术，它才赋予我美的内核。”余秀华说，“我很自信，我美得非常稳定。”

余秀华 施晨露摄

活动主持人邹瑞玥好奇，余秀华在生活中的状态和写作的状态有没有区别。余秀华回答：“我把自己看成渺小的细胞，别人就算看得见你，也是过眼云烟，因此，我就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取悦我自己。”

骆玉明说，其实所有人都是生而残缺的，谁能说自己是周全的？通过人的力量、意志在残缺之处创造和描绘，这便是生命，这便是人生。

余秀华很快回答：“过度的完美也是一种残缺，因为它没有任何缝隙。”

“在裂缝中描绘生活的美，这种才华或天赋，是老天爷给你的特殊的礼物。”骆玉明转头向观众说，“余秀华的诗集是新诗中发行量最大的。”

余秀华将自己与诗歌的关系形容为“谈恋爱最好的状态”，“诗歌找到我，而我也能很好地款待它。”

骆玉明说：“读余秀华的诗，有时感到惊悚，受压迫的感觉，不安宁，有刺痛感。”

余秀华问：“仅仅是刺痛而已？”

骆玉明解释，刺痛感来自尖锐，余秀华的诗有时将人生很深的痛苦，生活中被掩盖、迟钝化的东西揭示出来，因而让人感到刺痛；而不安来自更深一层，“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此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最终什么也不能得到，又努力来干嘛？”

余秀华说，没有思想的芦苇是快乐的，有思想的芦苇是痛苦的，“快乐和思想是平衡的，这是我的理解。”

“余秀华的诗往往把具体性的痛苦连接到根本性的痛苦，让很多读者感到人生根本性的痛。人生是不完美的，人世间有时不公，有时见到人性的凶残，那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骆玉明说，对这个终极的问题，或许有两解，“一是美，我们喜欢艺术，有的人还有能力创造艺术，美不需要意义，美本身是足够和充分的，二是人还能爱。而美和爱，也是余秀华诗歌里最重要的两点。”

骆玉明 施晨露摄

“写诗不需要什么意义，任何人问写诗有什么意义，我都会觉得他很笨。”余秀华说，“我喜欢写诗，很享受写诗，写诗就是意义本身。”

2014年10月，余秀华的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被争相转发。2015年1月、2月，她出版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2016年5月，第三本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问世。第四本《后山开花》等了8年，在今年4月出版。

“成名前，我也不记得自己生活在底层，成名后，我还是在那个位置。”余秀华说，诗人的地位不是用经济情况区分的，“虽然我觉得有钱就是好，但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追求写作。”她说，如果说十年来自己的写作有变化，可能是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她的诗，“我家在一个非常小的村庄，很幸运，这些年新农村建设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住瓦房，推开门就能看到稻田和麦子，家里养的都是动物。现在，地都盖了房子，我爸很愁没有地，他说不接地气。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了，思维方式和诗歌自然会发生变化。”

对自己早期的诗歌，她说，“那时候对爱有一种特别的追求，所以写了很多。当然我觉得爱不是羞耻的，到现在我认识的爱永远是伟大的，是一个人内化的宝藏。所以他们说，余秀华就是‘恋爱脑’——我觉得，我有能力，你有吗？”

骆玉明调侃余秀华，“已经写了四本非常好的诗集，还能继续好下去吗？”余秀华回答：“我的身体到了更年期，诗歌还在青春期。经过朋友的帮助、疗愈，我恢复了生机勃勃的创造能力。当然，我不能判断自己是写得更好还是更差了一点……”

生活里的爱真实还是诗歌里的爱真实？对这个问题，余秀华考起了骆玉明：“两个人的交往到了什么程度，才能算是真实的爱情？”

骆玉明说：“生活很复杂，生活里要考虑的东西很多，比如家庭、子女、日常的不同……”

余秀华打断话头：“这些如果考虑在内，那就不叫爱情。”

在余秀华的逼问下，骆玉明决定换一种简洁的方式回答：“如果我说我是爱我的妻子的，有一点我大概可以说，我可以牺牲一切，比如可以代替她去死。这是我可以做到的，但恐怕还不够。”

余秀华的回应让现场爆发笑声：“如果我非常爱一个男人，我也可以代替他去死，但是如果你要我把所有的钱给他，那就不行。”

“诗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也是最庸俗的人。诗人是多元的，可以温文尔雅、谈吐非凡，但我想骂人的时候也要骂。”余秀华说，活着是主题，文学是副产品，困难不应该作为写作的代价。

骆玉明说：“困难是看清人、看清世界的一种方式。”

余秀华说：“诗意的生活并不是精致的生活，而是自由的状态。爱情是互相成长，爱情的本质不是爱，是尊重。”对自己遭遇的爱情的挫折，她说，愤怒主要来自对自己不堪的愤怒，“时间是一服良药。我不愿意在最不堪的时候去死，一定要把自己活得好起来。”

对台下观众“是做痛苦的哲学家还是快乐的猪”的提问，余秀华回答：“为什么不能两个都要呢？”

对未来的爱情，她说：“如果真有一个事事有回应的人，我的期限是五年，不想耽误对方太久——那么久，他还爱我，我也受不了。”

又是满堂笑声、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