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艳秋:首开北京京剧舞台男女合演局面

拜王瑶卿先生为师,已经是1928年末,我18岁了。这一年,在北京的剧坛上,我们京剧演员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是突破了旧社会的封建习惯的障碍,争取到男女同台演出了。在此以前虽然上海早已出现了男女同台演出,开风气之先,可是在北京、天津地区,男女同台始终是被封建老眼光认为是“有伤风化”的事。据徐慕云先生的记载,我的前辈女演员们的演出,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都被限制在只能在城南游艺园演出。后来虽然也能在开明戏院等戏院演出,但仍旧不能男女合演。
新生的东西是压不住,有利于男女同台演出的条件逐渐成熟了,政治上,封建主义受到民主革命浪潮的冲击,艺术上,女演员的艺术水平也提高了。梅先生新创作的歌舞剧,例如《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为京剧也为我们女演员开拓了一个新局面,因为这类戏既新鲜,而在女演员学习起来,比学习旧戏的有利条件更多。程先生的唱腔,当他开始崛起于舞台的时候,还被一些人讥为“鬼音”,可是他这种优美的唱法,对于女演员的学习又是极有利,因此,甚至有人夸大为“一时风从,遂有‘无旦不程腔之盛况’ (徐筱汀《说坤伶》一文) 这样,就在艺术上准备了一些条件。再上我们女演员本身的努力,像雪艳琴的南下演出,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梅先生、王先生公开答应收我为弟子,也等于告诉了人们:京剧旦行的两个最高领袖已经承认了女演员的地位,京剧界内部的男女界限,在这些大师支持下突破了。
这时,一位素来沉默的京剧艺术大师杨小楼先生挺身而出,向当时的北京市政府提出了申请,请求允许他组织男女同台合演。杨小楼先生是一代武生宗师,长靠短打,昆乱不挡,他既有清代内庭供奉的旧的地位,更拥有在社会上和观众中极高的声誉,因此,杨先生提出的这张“呈子”,迫使当时的北京市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几经周折,要求被批准了。于是,由开明戏院出面,杨小楼、言菊朋、高维廉、俞麟仙诸先生出来演一期。女演员一角杨先生找到了我。
开始,杨先生并没有看过我的戏,是听人说了之后,由杨先生的“当头” (后叫“经励科”) 迟镜泉和演员刘砚芳来和我谈的。我一听,吓了一跳、心想,像杨先生这样的一代宗师、“武生泰斗”能看得上我这个18岁的后辈吗?再说,言菊朋虽是票友出身,但他精研谭调,自成一家,我能和他们两位先生演出,当然幸运极了。怎么能不答应呢?我接受下来了。
合作是决定了。可是,我又碰到了新的难题。杨先生提出来,要和我合演《长坂坂》《霸王别姬》。谁都知道,这是杨先生两出代表作,而且《别姬》更是和梅先生合演过。从这里,我深深体会到老辈提拔后进的热情,而在我,就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了。我到了王瑶卿先生家里求教,王先生花了很长的时间,为我说了一遍《长坂坡》;梅先生更把他的一手绝招——糜夫人投井时抓帔的一个身段教给了我。梅先生把全本《别姬》给了我,要我念熟。待到背好了之后,梅先生再给我把身段表情一一讲明,教得非常细腻。
王先生、梅先生虽然为我打了底子,但是我还不放心。所以上台前,就到杨小楼先生家里去请教。那时,杨先生家住在大栅栏扫帚胡同。这位老人不大出门,平时沉默寡言,家中供了一尊佛像,燃着一炉香,常常一个人静静地盘坐着,好像是练气功似的。杨先生就指点了“力拔山兮”里的几个身段,因为这里面就是很好的舞蹈场面。
经过一些准备,北京第一次男女同台合演在开明戏院演出了。杨先生和我合演的《长坂坡》《霸王别姬》也先后和观众见面,打炮戏就是《别姬》。那天晚上,梅先生和师娘福芝芳都坐在包厢内,仔细地看我的表演。下了戏以后,梅先生把我叫到家去,耐心地再指点我的缺点,他并且说,我演得不好的原因,仍然是体会剧情还不深刻。我听了这些教诲,又下了功夫,第二次再和杨先生配《别姬》时,果然比前次进步些,戏散之后,杨先生在后台拍着我的肩膀说:“比前好得多了,今天我演来很衬手!”我心里很高兴。
在杨先生和我开始合演之后,俞振庭老先生第二个向当时的北京市政府上了第二张“呈子”,也获得了批准。俞先生便约了雪艳琴合作演出。从此,北京男女合演的局面被我们打开了。我的旧日那些女伙伴们,也分别加入了各个剧团去了。这时我虽然还未正式加入组班演出,但北京有好几场会串性质的捐献义务戏我都参加了。

选自《江苏文史资料集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