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把回到故乡看作是稳定或安慰，但关键在于，它也许是一件更复杂的事情，我们要更诚实地谈论这些复杂的经历。”3月6日下午，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访华首场活动中说，他写作的是他的经验、他对所见和未见事物的理解，可能是“别人从未表达过的观看方式”。
这是76岁的古尔纳首次来到中国，但中国对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出生于东非的桑给巴尔岛，家离港口只有几步之遥。童年时，“在海岸边的一些区域走走，可能捡到美丽的陶片，传说是郑和船队留下的遗迹……”
据悉，在9天的行程里，从上海、宁波到北京，古尔纳将先后与格非、孙甘露、莫言等中国作家展开对谈，参观现代文学馆，并有多场作品签售会。
在印度洋彼岸拾起的青瓷碎片
3月6日下午，以“我们必须谈论痛苦”为主题，古尔纳与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分享了他们的文学世界。
在对谈开始前的演讲中，古尔纳表示，他对中国其实神往已久：“我从小到大都听说，我们曾与大洋彼岸的地方联系频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滩行走，你会拾到青瓷碎片，它们产自中国，是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一些故事里，中国人没有随舰队离开，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老实说，这类跨洋联系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传说或神话，然而我每年在家门口看到的五彩缤纷的人类活动证据，让我相信它们是真的。”
“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脑子里会马上浮现出世界地图。”格非在现场分享了他阅读古尔纳作品的初印象，首先让他特别惊讶的，就是古尔纳作品中非常复杂的时空关系，比如非洲大陆与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西欧的爱尔兰、当时的民主德国等地的关联，进而深入探讨不同文化、种族、民族、宗教与文学之间复杂的联系性。“这也给我们中国当代作家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今天写作没有一个世界性的视野，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阅读古尔纳作品时，格非还明确感觉到作品的“清晰”，书中很少有暧昧不明的部分，一些很次要的人物，古尔纳也会逐一介绍这些人物的生平。这与荷马史诗存在某种内在的相似性：“德国学者奥尔巴赫的《模仿论》里有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荷马不屑于去安排什么悬念，通过戏剧性的冲突吸引大家，然后故意留下一些紧张和暧昧的地方，让大家去猜谜。在荷马的笔下，没有任何事情是昏暗的。”格非指出，16世纪以前，人们讲究“修辞立其诚”；16世纪以后，“诚”逐渐被“真”取代，“我最近在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追求‘真’的同时，回到‘诚’，它就是我们心底的光明。我在读古尔纳先生作品的时候，能够明确地感觉到‘诚’与‘真’两者同时存在。”
“不可抵达”的痛苦
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痛苦”是一个共同的主题，格非曾说：“生命有很多痛苦，这个痛苦是固定的。”古尔纳则坦言：“你必须谈论那引起你痛苦的事物。”
古尔纳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中的痛苦会不可避免地积累起来，“痛苦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不同于物理层面的疼痛，痛苦反映了岁月增长带给我对人生更多的理解，更多的体味，因此我写痛苦与年轻人的焦虑是不一样的。”他回忆自己父亲在生命最后的状态，“我看他一个人安静地坐着在看街道，我问他，‘你在想什么呢？’他回答说，‘我在想那些让我痛苦的事情。’”
“在《一千零一夜》里，故事的结尾都是一样的，‘他们从此过上了美好的生活，直到白发千古。’每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不幸纠葛都已经被化解了，这是传统文学的魅力，”格非说，“可是现代文学不一样，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它是致力于解释和寻找生活的意义，而不是给你提供道德教学和智慧。我觉得痛苦就是某种幽暗，你身处其中，不明原因，你要寻求光的话，你必须到幽暗中去寻找。所以我的作品里要写痛苦。”
古尔纳的小说《海边》里，不同的人物对于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尔比》都各有自己的解读。在格非看来，巴特尔比应该是文学史上“最痛苦的人物”之一。他的口头禅是“我宁愿不”，除了抄写以外，他拒绝做任何事情。追根溯源，大概是因为巴特尔比在“死信局”工作，每天与无数收不到的“死信”打交道，烧掉信封里传递的文字、情绪和贵重物品，感受人间的种种悲剧，很难不感到痛苦。“这些作品描述了现代社会中痛苦的核心，就是一种‘不可抵达’。”
乡愁不是远离故乡，而是失去故乡
在古尔纳的小说里，移民或难民与他们故乡的关系被反复书写。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指出，和中国的很多“回乡文学”对于家乡的积极描写不同，古尔纳在《赞美沉默》等小说里既反讽了欧洲，也反讽了非洲，改变了人们对非洲的想象。
对此，古尔纳认为，“回乡文学”的一大特点在于，写作者或是叙事的人都有能力回到家乡，但是在他自己的小说里，有些人物可能永远也回不去，“他有一种罪恶感和背叛感，我相信这是那些主动离开家乡与被迫离开的人共有的感觉，”古尔纳说，“关键是，我们要更加诚实地面对不同的复杂感受，要写你所见到的东西，这样的文学里才有一种原创性。”
从“江南三部曲”、《望春风》到最近出版的《登春台》，格非的小说中同样有大量对于家乡江南的描述。他认为，返乡是传统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共通的主题，例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几乎重写了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回乡。“德国浪漫派大师诺瓦利斯说过一句名言：现代哲学其实就是起源于乡愁，尼采也说过他的写作来自于无家可归”，格非说，无论是回乡的自由还是无法归乡的痛苦，“返乡”始终是一个强烈的创作动机。
面对作品中强烈的乡愁，也有读者表达了不能共情的疑惑。对此，格非分析：“《红楼梦》里晴雯临死前，一定要跟宝玉交换贴身内衣。我母亲当时离家也怕与妹妹此生不复相见，互相交换了袜子，并珍重地保存。随着今天交通、信息的便利，我们已经不用面对那么多生离死别了，也就没有过去人们那么浓郁的感情。不是人变得冷漠，而是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古尔纳则回应：“乡愁并不意味着远离家乡，而是失去家乡。”
实习生 贯溪恩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陈曦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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