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在中国电影里找一条中间路线

宁浩和刘德华各自在《红毯先生》中饰演导演和明星,和现实形成有趣的对照。(片方供图)

宁浩几乎每天都在写剧本。还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说过,自己会同时准备十个剧本,哪个能成拍哪个。

他一直想为刘德华拍一部电影。十多年前,宁浩在刘德华“亚洲新星导”计划的资助下拍出了《疯狂的石头》,他不止一次说,刘德华是他的贵人。但出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实现。

从第一部电影《香火》到《我和我的家乡》,宁浩创作的大部分人物都是普通人,“我平时写的都是一些蓝领阶层,一直想不到找香港明星可以演什么。”干脆,他决定让刘德华演一个大明星。

作家李修文是宁浩多年的好友,也是《红毯先生》的文学顾问。当宁浩第一次说起这个关于明星的故事,李修文觉得它的主题是“偶像的黄昏”。“相当于天神下凡,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庙已经不见了,所谓的庙成了抖音、快手、小红书。实际上就是传统偶像大战网红。”

这部电影最初叫“全民明星”,后来定名为“红毯先生”。故事充满讽刺:香港明星刘伟驰中年离婚、事业失意,想通过拍一部内地导演的农村题材文艺片获得电影奖认可,却引发了一系列失控事件。

“当然,这部电影不光关于明星,前些年资本化几乎裹挟了所有人,包括艺术家。”李修文说,那段时间,宁浩经常和他抱怨,“怎么又出来一个新词儿?”

这几年宁浩一直在思考,短视频时代电影应该做什么。他观察,短视频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的表达,农民展示农民的生活、工人展示工人的生活,真实而生动。“这部分是电影应该学习的,这时候你再去演绎一个假的,可能真不如人家。”受此影响,他打算拍摄一部元电影——“拍电影人去拍一个电影的故事。”

李修文说,宁浩善于找到社会的神经。

编剧刘晓丹也觉得,宁浩是一个特别关心时代变化的人,“网络自媒体时代,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应该更加便捷,但为什么矛盾越来越多?”

刘德华和宁浩,分别在《红毯先生》里饰演明星和导演,和现实形成对照,也难免被解读为某种现实处境的自况。主人公刘伟驰,在宁浩的理解里,“是一个身处(明星)高位而拒绝沟通的人”。他发现,人很难真正理解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

2021年,《红毯先生》在深圳开拍,结果赶上疫情防控政策变化,定好的拍摄场景不能用了,几百人的剧组四处辗转,耽误了将近一周的进度。面对变故,宁浩顶住压力,通过各种办法变通,剧组还是在原定的时间里完成了拍摄。

宁浩,1977年出生于山西太原,导演、编剧,代表作《疯狂的石头》《无人区》等。(片方供图)

“我想变一变”

《红毯先生》的剧本写了整整一年,编剧王昂和刘晓丹接到的任务是:“以刘德华为主角的,讲述大明星沟通问题的电影”,之后就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打磨,“每一次取得阶段性进展还没开心几天,又都推翻了。”

开拍前,有一次宁浩约李修文在成都的环球中心聊天,两个人睡眠都不好,他们总是白天睡觉,晚上出来碰头,好几天都不出门。李修文发现,宁浩满脑子想的全是电影的主题,而剧本的创作就是不断地为此拼贴出心中的答案。

电影里有一场戏,来自刘德华自己接触短视频的困惑。年轻的视频编导不但要求刘伟驰模仿经典电影里的桥段,还要说出“老铁666”这样的网络用语。

刘德华的合伙人、电影人余伟国从业四十年,他很少全程参与一部电影,这一次他担任制片人,也是编剧之一,贡献了不少关于香港明星的段子。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红毯先生》光是聊剧本就花了八个月,碰撞出很多好笑的桥段,成片全都拿掉了。

尽管合作多年,王昂和刘晓丹依然觉得《红毯先生》是他们职业生涯里最为困难的写作。宁浩强调真实,但是谁也没有体验过大明星的生活,要如何呈现细节?而且,这是一部需要极力克制的电影,好不容易想出一些好笑的桥段,宁浩却觉得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如果一般的商业电影是在不断地加东西,那我们就是不断地在做减法。”王昂说。

比起宁浩的“疯狂三部曲”,《红毯先生》显得过于安静了,没有夸张变形的人物、疯狂无序的行动。

王博学是《红毯先生》的摄影指导,之前和宁浩合作过《我和我的家乡》。宁浩找到王博学,告诉他自己要拍一部反好莱坞套路的电影。

一般的商业电影有2000多个镜头,即使是艺术电影,一般也至少有600多个,《红毯先生》只有不到400个镜头,意味着它的呈现方式会非常独特。镜头少不代表节奏就慢,还要顾及观众的观感不觉得沉闷,拍摄难度大大增加。

开拍前,宁浩和王博学看了不少参考片,主要是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的几部代表作。最初两天的拍摄很不顺利,王博学和宁浩都觉得差点什么,到了第三天,宁浩突然把王博学拉到一边,说:“我想到怎么拍了,就是回到《绿草地》的方式,一种淳朴的极简主义风格。”

回顾宁浩的职业生涯,早期的《绿草地》就是只有400个左右的镜头,宁浩希望用最少的信息把故事讲清楚。到了《疯狂的石头》,他想拍一个具有摇滚气质的电影,要躁动一些。“艺术就是多探索一些领域,就像旅游一样,要去新的地方看一看。”

对于公路片《心花路放》,宁浩又想拍得松弛一点,试试“不那么蓝领的表现办法”。他希望邀请观众参与到对这部电影的思考中,留下很多缝隙。那时他已经意识到,电影不是单向度的输出,而是一种交流。

某种意义上,《红毯先生》是一部“回归”之作,回到宁浩最初的两部电影,长镜头、节奏慢,更加简约。“我想变一变。”宁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特别喧闹的东西有点烦了,我想回到早期的风格中,用简单的方式阐释一件事。”

在王博学眼中,宁浩深谙好莱坞类型片的拍摄方式,“他想要拍一部那样的电影太容易了,但《红毯先生》的拍摄就是他重拾拍电影的初衷,而不是因为大家追捧或者票房。一个在成功时期的导演能够放弃原来的东西去做尝试,这是特别难得的。”

大多数导演都在追求如何让节奏变快,宁浩却走了相反的路。王博学曾有些顾虑,镜头万一不够怎么办?宁浩饶有信心地安慰了他。“他对自己想要的东西非常明确,就是化繁为简。”王博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剧本故事也被提纯了,去除了强烈的冲突,“我们把可以卖座的元素,让人哭、让人笑的东西,都拿掉了。”王昂说。

直到上映前,精简的工作仍在继续。在多伦多电影节看了成片之后,宁浩觉得刘伟驰最后痛哭的情节过于煽情,于是改为他在香港街头撕掉自己的海报。剧组紧急又在香港补拍了一场戏。“把夺目的东西都去除了,现在这部电影变得很纯粹、很干净。”王昂说。

宁浩说,他不喜欢一成不变,最怕路径依赖,“每到新的领域就会发现自己啥也不懂。”

“那你会害怕吗?”南方周末记者问。

“总比留在那个地方好吧。”他回答。

刘德华参与了剧本的讨论,影片中刘伟驰的妻子对他说“你结婚的时候不公开,离婚的时候也不公开”就是刘德华贡献的台词。(片方供图)

一直在努力做平衡

放眼华语影坛,宁浩可能是70后导演中唯一一位既在市场上获得高票房,同时也入围过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导演。

2006年,《疯狂的石头》横空出世,以300万成本取得2000多万票房,成为当时小成本电影的一个神话。

从山西电影学校毕业后,宁浩被分配进太钢(太原钢铁集团)电视台,18岁时向单位请病假去了北京,再也没有回去。他辗转混进音乐圈,拍了不少mv,先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和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用筹来的三万元,拿一台dv机拍出第一部长片《香火》。

《香火》讲的是一个和尚为了修葺寺庙,不得不走进红尘的故事。和尚坚信“我是个和尚,就得有座庙”,但尘世间的人则各有各的算计,等到和尚筹够钱,庙也要被拆了。

《香火》是标准的宁浩风格,无时无刻不在调侃人世间的荒诞,深刻地揭示了宗教信仰和现实的冲突。当时宁浩并不知道拍完之后要怎么办,“就决定放在家里吧”,一个朋友批评他,“你这种农民式的拍摄办法,就是自产自销”。

《香火》之后,宁浩获得了几十万的投资,拍摄了“命题作文”《绿草地》,让他再度被国际电影节认可。

2005年,宁浩带着《绿草地》在香港认识了余伟国。余伟国当年是“亚洲新星导”计划的负责人之一,这个计划旨在亚洲寻找和扶持有潜力的新导演。余伟国很看好宁浩的前两部电影,虽然是艺术片,但很有幽默感,他力邀宁浩加入。

“亚洲新星导”原计划给每一位导演500万的资助,不限制题材,让大家随意发挥,但由于资金问题,只有300万可以投给宁浩的新片。当时也有别的海外资金找到宁浩,但他看重“亚洲新星导”的“不限制”,欣然同意。

很多年后,宁浩在和林旭东的对话集《混大成人》中讲述这段往事:“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我就会拿出什么样的故事来。如果来了那么一个几十万的机会,我就消费这个事,如果有几百万我就拿出另外一个东西来。”

《疯狂的石头》之后,宁浩的事业进入了快车道,尽管他拍电影的效率不算特别高,但每一部都受到行业瞩目。

2012年,宁浩和朋友合伙成立了“坏猴子影业”,“本土、当代、趣味、创新、个性”这五个关键词是这家公司的宗旨。他曾说:“小时候,好孩子代表着听话,坏孩子不太听话,但坏孩子比较愿意去尝试一些课堂以外的东西……坏其实代表着要有一些不规矩的部分。”

2013年,宁浩的《无人区》上映,收获了2.59亿元票房,次年还入围了第64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14年,他的《心花路放》以11.69亿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华语电影。而他所监制的《我不是药神》《孤注一掷》等影片,也一再刷新着中国电影票房榜,宁浩的名字几乎成为卖座的代名词。但他觉得,票房从来不是自己考虑的问题。

李修文认为,大家只看到宁浩拍摄和推动了很多票房成功的电影,实际上他也投了很多注定不挣钱的电影。以今天的眼光看,《疯狂的石头》2000多万票房并不算高。

2016年,“坏猴子影业”推出“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类似当年的“亚洲新星导”,这项计划集结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导演,路阳导演的《绣春刀2·修罗战场》、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神》都是从这个计划中诞生的代表作。

宁浩将电影圈比作一个水塘,自己也是其中一条鱼,他希望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生态里,所以招徕其他年轻人和自己一起玩。

问起“坏猴子”的遴选标准,宁浩说得很简单,“我们干得特别随缘”。他看他们的短片,拍得好,几场戏就看出来了。

相交多年,李修文认为,票房对宁浩来说不是难事,他需要不断地做选择题——既为投资人负责,又在捍卫自己的艺术趣味时,不介意付出代价换取自由。“拍电影这件事需要和太多人有交代,宁浩一直在努力做平衡。”

做了“坏猴子”之后,宁浩看上去似乎更需要考虑商业了,但他对社会的观察力一直都在。李修文观察到,宁浩“最爽的时刻”仍是每天的黄昏,和“坏猴子”的年轻导演、编剧、制片人坐下来,一起探讨他们的故事。

“宁浩这个人只有一个标准:它是不是一个可能的好作品?”李修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红毯先生》讲述大明星刘伟驰中年失意,想通过拍一部农村题材文艺片获得电影奖认可,没想到却引发了一系列失控事件。(片方供图)

“优雅的疯狂”

宁浩形容自己的日常生活极其无聊,他没有一天停止过写剧本,休息的时候就是看书看电影。

刘晓丹说他不修边幅,毫无包袱。王昂眼中的宁浩是一个一直保持探索的人,每天都在“好奇生活”,有时候探索的东西偏理性,有时候偏疯狂。

熟悉宁浩的人会觉得他的作品有种狠劲:《香火》里的和尚最终失去了家园;《疯狂的石头》里一群人追着一块假翡翠;《心花路放》看上去讲的是欲望,内核却是感情的失落……尽管包裹在幽默的外表下,往往有强烈的讽刺。

宁浩家里人信佛,他觉得自己有敬畏之心,但算不上信徒。他讲,“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既不够现实,也不够理想。”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破除我执”。他认为,自己的电影最重要的母题是:“一个人会因为狂妄自大付出代价。”

做剧本的时候,两位编剧就很明确刘伟驰是一个负面人物,“虽然他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他的自大和拒绝沟通让他付出了代价。”王昂说。

王博学觉得,在《红毯先生》里,宁浩甚至把自己也给讽刺了,“他就是把自己对人生的思考,观察的世界,通过他熟悉的环境放进来。”《红毯先生》里有一场戏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刘伟驰在一个三星级酒店体验生活,停车的时候和旁边的车发生摩擦。本来是一件小事,但是遇到两个较劲的人,就变得有趣了,另一台车的车主根本没有露面,电影里刘伟驰一次次塞钱、对方一次次不接受,最后演变为刘伟驰砸车又道歉。

王博学说,宁浩骨子里的东西没有变,他追求的荒诞劲儿,每一部电影都有。

宁浩和李修文都喜欢树,经常聚在武汉,一起去山里看树,喝酒聊天。李修文形容,宁浩有些苦行僧气质,从早上睁开眼到入睡前想的都是电影,是一个“活在电影里的人”。

李修文认为宁浩是一个具有文学理解力的导演。在他看来,宁浩的电影讽刺的是国民性,“对于中国电影的一些现状,甚至世界电影的趋势,他都有所反思。”

余伟国觉得,《疯狂的石头》是带着对国民性的批判拍的,在思考为什么社会这么“疯狂”;到了《红毯先生》,其实是“优雅的疯狂”,宁浩似乎长大了。

在王昂眼里,宁浩是一个有反思精神的人,他对网络环境变化的感受没有落于陈词滥调。电影的最后,刘伟驰真心地向网友道歉,不再为了流量勉为其难地讲出“老铁666”,而是把姿态放低,用平视的方式和他人对话。

在创作上,宁浩不愿意偏激,他看重和观众的沟通,想要走一条让彼此都能舒服的“中间路线”。“放眼全球,李安是这样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也是,但这样的导演越来越少了,好莱坞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地方,没有给艺术片留下特别大的空间。”宁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至于欧洲三大电影节,他认为那是另外一个路径,“他们必须得追求意识形态或者美学层面的东西,和观众需要的娱乐不一样,所以现在基本都是小成本电影,这些电影成本要控制得非常精确,以前一些投资较大的艺术片空间越来越小,这不平衡”。

“我们的环境和他们都不一样,我只能努力保持平衡。”宁浩说,“它就是矛盾的,就是你到底要票房还是文化表达和导演的艺术表达?这个就是取舍问题,或者要中间,你也得认同这件事。”

当被问到对《红毯先生》的期待,宁浩表现得异常轻松,他说:“我没有想那么多,只要每部电影都是我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这就够了。”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责编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