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子龙（左）合影
◎焦金木
我第一次见到蒋子龙老师，是2015年初春陪刘心武老师到广州参加《2015花地文学榜》颁奖活动。记得在休息室里，刘老师和蒋老师在一隅亲切交谈，蒋老师问及刘老师是否考虑续弦，刘老师坦诚地告诉他，北京关心的人士曾陆续给他介绍过几位女士，其中一位，接触后印象不错，双方一起喝过下午茶、吃过西餐、听过音乐会，但后来有一次此女士问刘老师：“你那《钟鼓楼》我真是喜欢！以后是不是把这本书的版权交付给我呢？”刘老师心里一惊，所谓版权继承，是指作者死了以后五十年内，其版权付与及收益由作者亲属或遗嘱特定指认的人士享有，“现在我活得好好的，咱们也还没有走入婚姻殿堂，怎么就想到这上头了呢？”后来就“软着陆”，没有再交往下去。刘老师把如此隐私告诉蒋老师，可见他们互信程度很深，蒋老师也直爽地跟刘老师说：“你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慎重是对的。”
2018年12月，“文萃钱塘—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暨第二届杭州钱塘江文化节闭幕式”在浙江杭州举行，蒋老师和刘老师都被授予“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贡献奖”，刘老师应邀与会，我在杭州又一次见到蒋老师。在去往杭州的高铁上，刘老师又跟我说到蒋老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上的贡献，他说前些天又读了一遍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还是很感动，“你生得太晚，后来社会生活变化很大，那样的国营工厂那样的厂长都成历史上的光斑了……”但是，刘老师说，他还记得，社会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改革开放初期，上上下下有一大批乔厂长那样锐意改革的干部，要没有他们的魄力，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带领，他们的勇于“吃螃蟹”，社会进步的局面是不会那么样迅速打开，“你和你儿子两代人，是不会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丰厚红利的！”
在杭州活动现场，刘老师、蒋老师再次晤面，前后上台领奖。蒋老师有两个细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活动现场的阔大舞台对面，是几排大沙发，第一排每个沙发旁的茶几上，都预先写好了方便对号入座的标牌，刘老师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以后，蒋老师进场，他发现给他安排的座位，是在与前排一溜儿沙发垂直的侧面，那里有两个沙发，显然是给最重要的人士准备的，其间的茶几上放着两个标牌，一个写的是他，另一个写的应该是杭州方面的一位领导干部的名字，那位领导当时还没入场，蒋老师站在沙发前凝视数秒，然后不动声色地迅速把自己那个标牌，与一大排沙发的头一个沙发旁茶几上的标牌，加以调换。后来杭州领导来了，原来安排坐在大排沙发头一位的人士，是中国作协一位领导，来了也就挨着那位杭州领导坐下。二、蒋老师接受颁奖后，他很认真地追问：“说我是改革文学的代表人物，那么，改革文学，究竟指的是写改革的文学，还是对文学进行了改革的文学呢？”
杭州回北京的高铁上，我把对蒋老师的观察告诉了刘老师，对于换标牌，他只是一笑；对于蒋老师的追问，他说：“了不起。有的人领了奖只是高兴，子龙却有这样的追问。这种探究精神，值得咱们学习！”
摄影/刘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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