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吴贻弓导演当选市文联主席。当时我正在文联办公室任秘书，与他接触颇多。期间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某次文艺颁奖大会上，吴导开头致辞，中间颁奖，要在领导席和舞台上来回走两次。吴导看了议程，从休息室一出来就坐在了边席，说是自己既方便，又不影响别人。对于社会规定的“地位”，对于领导应有的“位置”，他显然是不在乎。第二件事是在某次主席团会前，他拆开了我递给他的一份体检报告，盯了一会，忽然手舞足蹈地笑道：“哈哈，血糖总算是超标啦！”我知他嗜甜如命，今后他恐怕要永远告别这一爱好和乐趣了。面对已经到来的疾病，面对即将失去的美好，他似乎也不在乎。
他最在乎的，是电影。
据他的同事回忆，《城南旧事》拍摄期间，吴导所要求的骆驼缰绳未能改动，他罕见地当众发了火，将玻璃水杯狠狠地摔在地上。事后又对大家说，你们可以怠慢我，但不可以怠慢电影。可见他对骆驼缰绳的重视和强调，已到了最在乎的程度。有人用一句“细节决定成败”做解释，我觉得还不够。对吴导而言，应该说是“细节决定命脉”了。
我曾在大学毕业前的1989年和吴导逝世后的2019年，两次完整地观赏《城南旧事》，不得不感慨三十年的区别，真的很大。三十年前，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看电影，追求的当然是直观的视听享受，对这部比较高级的作品缺乏感觉很是正常。这也印证了该片开拍之前，吴导及其同事们关于“没人看”“要亏本”的担忧。三十年后，一个五十岁出头的中年人再看这部电影，我可以说自己是真正看懂了，不但如此，而且是惆怅了、感慨了、敬佩了。联想起上述的两件事，联想起他的不在乎与最在乎，我决定用“告别美好”四字，作为自己对《城南旧事》主题的概括。这不仅因为《城南旧事》的所有人物都处在一个“告别美好”的历程中，而且因为它的作者、编剧和吴导，都认同并实践着这种“告别美好”的过程。这与吴导相继告别自己的爱好——甜食、香烟、旅行、肥肉等等，其实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对影片中英子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告别美好固然怅惘，毕竟还有美好会不断地出现，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发现和把握；但对影片内外的中老年人来说，当原来的美好逝去不回，未来的美好不属自己，又该如何？当年44岁的吴导在影片的尾声，用大段无声的告别和大片红叶的画面，表达了影片的主题，也即他的思想观念——无论对于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美好总是存在的，她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的意志却能以她们的存在而丰富、而感动、而欣慰。回头再看上述的两件事，他本不在乎“地位”和“位置”；他颇在乎甜食和香烟，尽管相继地失去了这些爱好，但他依然快乐。这是因为他最在乎的电影，从来不曾失去过，也不曾向她们告别过。
吴导是一个豁达之人。豁达之处在于，他在总体和宏观上看穿了人生是场悲剧，但同时在局部和微观上发现了众多的美、善、真及其乐趣，足够能使生命体现其应有的美好、展现其应有的价值、呈现其应有的魅力。他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使他顺理成章地选择了电影这一本属于西方的艺术语言，又顺理成章地采用了比兴这一原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学手法，并将他的豁达、他的思想、他的哲学形象而又深沉地表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采用比兴手法，便注定了他的创作是从感性形象思维，曲折而幽深地导向理性逻辑思维的；便注定了他的艺术语言是简约灵动、含蓄蕴藉的；便注定了他的电影意涵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这便是中国的诗了。他把中国的诗，用电影的艺术表现了出来。人们惯将吴导称作“诗人导演”，将他的电影称作“诗化电影”，若从上述的意义上讲，我是极为赞同的。值得注意的是，比兴之要，在于物象；物象之重，在于细节。所以物象及其细节关乎整个“诗”的成败，关乎整个电影的成败。由此再看吴导因区区一条缰绳而大动肝火，并说出“你们可以怠慢我，但不可以怠慢电影”的重话，就很容易理解了——对于生活的细节，他可能是不在乎或不那么在乎的；而对于进入了电影艺术的细节，他肯定是极在乎和最在乎的。
他最在乎的，是电影。（胡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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