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主张，不要以一种恶意，一种怨恨，一种报复的心态去面对别人的不道德，否则这个社会将是恶性循环，无休无止，那样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自己的和谐，当今的和谐，还有子孙后代的和谐。彭飞导演指导的《又见奈良》，就诠释了这种大爱无疆，以德报怨的精神。
这部影片的监制团队阵容强大，由日本电影界女导演河濑直美和中国导演贾樟柯共同完成，也是一部中日合拍片，故事讲述了一段跨越60年的异国无血缘母女情。年近八十的奶奶陈慧明，孤身前往日本奈良，寻找自己的养女陈丽华。在这一过程中，她得到了遗孤二代小泽，日本退休警察一雄的帮助，见到了许多曾认识、帮助过丽华的人们，他们三人的关系也在这期间更加贴近了。最终是否找到养女的谜团没有完全解开，电影留给了大家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但可以肯定的是，奶奶收获了温暖的人间情谊。
女主角吴彦姝演技精湛，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优雅亲和，特别有温度。她与国村隼的对手戏非常过瘾，影片中其他演员演得也非常好。《又见奈良》是一部笑中带泪，感人至深的经典作品。他让我们的目光聚焦到，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以后，中国人如何用博大的胸怀，来善待那些日本的平民百姓。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期间，中华民族承受了空前的灾难，数千万生灵涂炭，千亿财产受损失。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种“伟大”不仅仅体现在抗日战争当中，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而且还体现在战争之后，我们能够用大海一样的胸怀去宽容那些昔日的敌人。
抗日战争后，中国政府在自身极其困难的前提下，仍以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安排遣返日侨的工作。因为侨民，不是侵略军，而是无辜的日本老百姓。对战败国侨民、俘虏的遣返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工作，从人员的集中到转运，从港口的调度到船只安排，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纰漏。当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东北行营，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府也给了当时日本侨民、俘虏极大的帮助。
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辽宁省政府刚刚成立，他们收留了大量被遗弃的日本侨民。那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中国人从内心深处对日本人是无比憎恨的。当时辽宁省政府的领导人，特意去日本难民所去慰问救济。每到一处，他们就恳切的说：“过去我们和日本打仗，我们打的是日本军阀。不是打倒日本无辜人民，日本的人民和那些稀里糊涂就被日本军国主义拉上战场的孩子兵，和我们一样受制于他们，受制于日本军阀们的残酷和压迫。对于你们，中国人民和人民政府不但不仇视，而且表现无限同情。应当记住，你们一切灾难，都是日本军阀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带给你们的。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要携起手来彻底的消灭日本法西斯。”
政府特设外事厅得知日本平民生活困难后，当时就拨出50万石救济粮。当年在葫芦岛港口统一检查所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叫王黎的工作员，他也参与了救济工作。而王黎的父亲王英南是东北爱国人士，做过张学良的将军，爱国抗日思想非常坚定，曾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父子二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时候，在北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关押在监狱。王英南遭到了日军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最终被杀害。而王黎是因为1945年日本投降，才虎口逃生躲过一劫。王黎与日本侵略者有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1946年7月王黎奉命调入东北兴宁，负责遣返日本侨民俘虏。
回忆起那段经历，王黎说：“那个时候东北被日本侵略者践踏，蹂躏，满目疮痍。国民经济非常的困难，自己过得也非常不好。但是为了日本侨民俘虏的遣返，中国人民不计前嫌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大量的过冬燃料，食物、药品提供给他们。”联想到日军对同胞犯下的暴行，联想到自己的父亲被日军残杀，王黎心中感慨无限，矛盾重重。现在要帮助日本人，虽然不是侵略者，可也是日本人。但是王黎在工作当中分得非常清楚，国仇家恨埋在心里，按照当时的职责，纪律，理智的对待日本侨民战俘，不打不骂，以理相待，尽可能解决他们的困难。很多日本人深受感动，临走前痛哭流涕。多年后，王黎回忆这段经历说，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为能够参与这样的遣返工作，为能够帮助到这些跟他一样也家破人亡的日本老百姓感到自豪。
《又见奈良》这部电影反映了中国民间对于日本的老弱妇幼的帮助。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迅速的出兵东北，数十万日本关东军迅速瓦解。但是这些关东军撤退时丧尽天良，一些法西斯分子对自己的同胞实行集体屠杀，只有一些侥幸大难不死的儿童妇女逃出来了。被苏联红军俘虏了的日军，都被带回西伯利亚进行劳作，在恶劣的环境下，日本俘虏死亡率非常高。
所以整个日本的军政、工商、老百姓，都害怕落在苏联红军手里，他们要回国，于是出现了大逃亡。身体强壮的人逃跑了，老弱妇幼跑不走，饥寒交迫，有的人途中病死。家破人亡，子女无家可归，成了孤儿。当时的码头上、街道上全是小孩的哭声。
有的父母知道自己跑不了，他们为了逃难中能保住自己的孩子，就把孩子托给当地的中国人抚养。也有的父母为了自己逃命，不能携带婴儿，就把婴儿装一个篮子里，扔在路边，希望被中国人收养。
有一位叫胡延增的日本尼姑，就是在逃难路上与父母失散，被一位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胡万林收养。而胡万林本人也与日本人有着深仇大恨，1938年日军强行收中国人的房子，不交房子的人就被日本人包围起来用刺刀全部挑死。胡万林和他的儿子逃出来，躲在一个地窖中，日本兵在地窖上站岗，有一次站在不结实的房梁上，踩下一根木头正好砸在了胡万领儿子的头上，被当场砸死。日本人毁了胡万林的房屋，占了他居住的村庄，杀了他的亲人，但是当他看到那个可怜的，跟他自己的孩子一样被遗弃的小孩时，胡万林二话没说，立刻把孩子接过来，后来又把他遣送回日本，所以胡延增一生都忘不了在中国的养父。
1946年11月的一天。黑龙江省宁安县石头村来了100多名不速之客。这些人都是刚刚被苏军俘虏又释放了的日本中学生，他们都在十三四岁左右。这些学生本来是被日本法西斯抓来打仗的，现在被苏联人俘虏又释放。13岁的小孩没有生存能力，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等走到石头村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村民们看到后立刻把他们全部领到自己家中，拿出最好的食物给孩子们吃，热腾腾的热炕让他们睡。
退休教授兼赖收封就是当年这100多个日本中学生的一员。他说这100多个人，如果没有石头村人们的照顾，可能一个都活不下来。石头村人的这份恩情，这些人一辈子都不忘。队伍中当时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全身已经冻透了，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奶奶一把把他抱到炕上，端来一盆温水为他不断擦洗双腿，一直擦到这个孩子全身暖过来为止。这个孩子一直说，如果没有这位老奶奶，自己根本就见不到父母。他说，这一辈子生了两回。一回是父母给的命，另一回就是这位石头村的中国老奶奶给的命。
日本作家元田和夫，读中学三年级时被紧急动员拉到中苏边境打仗。他被苏军俘虏后，经过甄别得到释放。元田和夫听说可以从长春回家，他着急与自己的父母团聚，就沿着铁道线走，想走到遣送点回名古屋。结果走到石头村，又累又饿，他一头栽倒在地上，很多村民围过来，做饭给和夫吃。元田和夫说，自己这一辈子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饭，虽然语言不同，不知道大家的名字，留下了终身遗憾，但是石头村这个地方永远在他心里头有一个重要的位置，那是他绝处逢生的地方。
佐藤夫人的丈夫死在战场，丈夫死后，她带着五岁的儿子在一个姓杨的地主家打工。当她得知日本人有遣返的政策，就问她的主人自己能否回家？杨先生一口答应，帮助这对母子准备路上的生活必需品，做了新衣服，还让他自己的儿子亲自送这对母子去了当地的遣返站。主人的大恩大德，让佐藤夫人非常感动。
日本五个少年被抓壮丁拉过来，结果刚到中国战争就结束了。他们想回家，又被关东军抛弃了，他们就从东宁徒步行军，好不容易到了长春附近，体力到达极限倒在路边。淮德县双城村的万圣殿屯一个叫马志海的农民，可怜这些日本少年，就把他们领回家里面照顾。五个少年希望留下来报答马志海，却被他一口拒绝。马志海给五个少年每人做了一件新棉衣，又一人给了1500元做盘缠，然后就把他送到长春，挥泪告别。
这些感人的故事都发生在东北，黑龙江，吉林，还有内蒙古，这里是被日本侵略者蹂躏最残酷的地方，这里的人民自己还遍体鳞伤，却无私的张开双臂，接纳了百万日本侨民，并让他们从这里踏上归国之路。中国人民的善良宽容感动了日本人，就连日本人自己编撰的历史都清楚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2009年由野田毅、池田澄江率领的日本遗孤，为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来到了中国。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他们，会场交织着泪水、歌声、欢笑声。中南海见证了中日友好的动人一幕，温总理说：“你们回家了。”温总理话音未落，紫光阁内已经响起了抽气声，有人擦拭泪水，有人站起来向温总理鞠躬致敬。访华团的团长野田毅表示，自己做梦，都想着这一天能够来。
池田澄江原来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名职工，他在中国生活了很久，是一个被抛弃在中国的战争遗孤，他用流利的中文说：“我们是侵华战争中被扔在中国的战争孤儿，中国人民以宽大的胸怀收养了我们，在我们需要时，又把我们送回了我们的家乡。这份情谊，我们永远不忘，日本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是我们的故乡，”这位当时年近65岁的老人动容地说，“我们一定要让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会见的结尾，这些老人们和温总理一块唱起了他们自己写的歌：“我有两个家，说句心里话，我有两个家，一个在东瀛，一个在中华。中国的老妈妈，把我抚养大，千万不要忘记中国的老妈妈。”
注：图片为历史资料及《又见奈良》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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