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年是海峡两岸同胞打破隔绝状态开启交流交往30周年。30年来，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社会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两岸关系缓和、改善与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岸同胞在30年的交流交往中，既共同见证了两岸关系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也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故事。一段文字讲述感人故事，一张照片记录精彩瞬间，一段视频珍藏难忘记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过去30年来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亲历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以及关心和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海内外同胞。他们通过讲述自己或身边人所经历的真实故事，续写“两岸一家亲”同胞亲情。
作者：王剑，媒体工作者
9月，出差到台北，走在繁华喧闹的南京东路，看着周遭行色匆匆的人群，我想：若不是两岸交流开放，我必不会置身于此。多少年来，这一湾海峡隔绝了两岸，对大陆来说，台湾很近，却也很远，远到几代中国人彼此间都无法跨越历史的鸿沟。
歌与家的故事
“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长长的街好像在燃烧...”,是因为歌，让我想要了解台湾，那从小收藏的卡带和CD唱片，让我在旋律中充满着对她罗曼蒂克的想象，直到有一天，我哼着王梦麟的《木棉道》，来到罗斯福路，那一刻，真的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歌以外，可能还有家庭的一点点连接吧。听母亲说，姥姥出生在南京，幼时长在九江，后来家族衰败随父亲回到河北原籍，再后来嫁给姥爷定居北京。姥姥的哥哥、弟弟却在1949年后落脚台湾，兄妹再次获悉彼此消息，已是40年后。那时我太小，对两岸的历史一无所知，对于母亲说起的故事，也只有“喔”而已。再长大一点，提到台湾，除了讲起姥姥，母亲也会说起她儿时在大院的故事，她说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台湾高雄人，是个有名的医学专家。“那他什么时候来的大陆，后来呢？”面对我的好奇，只是随意一说的母亲也无从回答。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台湾的印象也仅止于此，就像每个大陆人都记得小学课本里的介绍日月潭的文章一样，那里是祖国的宝岛，我们有着朴素而单纯的感情，可仍然不了解。
当然，在我慢慢长大的时候，两岸的历史也在改变着，解除戒严、开放“外省”老兵返乡、“汪辜会谈”两岸破冰，虽然大时代的风云际会，平凡人无从感知，但对台湾的了解，终究是多了一点。
我初中的历史老师来自沈阳，课本之外，他喜欢给我们讲故事，老师很崇拜张学良，从郭松龄反奉、到中原大战再到西安事变，一有时间，他总说个不停，他说张是大英雄，西安兵谏又亲送蒋回南京，是个男子汉。但是，他的一生就到36岁，真的就到36岁，以后就再没有了....
晚年张学良。（《世纪行过——张学良》纪录片视频截图）
在老师的影响下，我开始一点点了解近代历史。世纪之交，在张学良百岁的时候，我在凤凰卫视看到了台湾作家郭冠英制作的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虽然当时只是初一的学生，但在电视机前，我看到了一个风趣幽默的世纪老人，在镜头里，听他娓娓道来这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历史。虽然当时的我对这些仍一知半解，却记住了这部片子，也记住了为此倾注毕生心血的郭冠英先生，虽然那只是荧屏里的他，离我很远、很远。
那时，两岸的交流也开始愈发频密，电视上林林总总介绍台湾的新闻也多了起来，因为儿时母亲的只言片语、因为对历史的一点点兴趣，也因为那部《世纪行过——张学良》的纪录片，我开始主动地去了解台湾，我会好奇，为何1949年的国共恩怨，为两岸的历史就此划下一道分水岭？为何台湾从两蒋时代，到李登辉、陈水扁，历经“统”“独”意识形态的流变，历史如此翻转？
从中学到大学再到工作，我对历史的了解又多了一点，看的相关书籍也多了一些，我了解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两岸进入冷战时期，作为遏制“红色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所谓“戒严时期”是内战和冷战交叉重叠的产物。这就是台湾作家陈映真所说的“双战构造”，两岸历史的恩恩怨怨，也始终处于“双战”的延伸状态之下。
相识郭冠英先生
儿时家庭的渊源与兴趣让我对台湾比别人多了一份关注，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那只是兴趣、爱好，终究离生活还有很长的距离。我把这些放在心里，梦想着有机会可以写点东西，甚至写个故事，记录我眼中的两岸与中国近代历史。但我求好心切，设计了无数个百转千回的情节，无数回合的戏剧冲突，仍不得要领，过程中不免有些失意与灰心。
就在那时候，我又在电视上看到了郭冠英先生，那个在10年前，打开我的历史视野的人。岁月荏苒，青春不再，他老了，头也秃了，他不再是那个进入了上帝之殿，迫不及待地走到张学良身边，渴望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的青年。因为爱国，只是普通公务员的他成为众矢之的，绿营对他大加挞伐，蓝营对他断尾求生，一时间，他变成“全台公敌”，他在（台“新闻局驻多伦多新闻组组长”）任上被调回台湾的时候，“独派”对他围追堵截，要他俯身下跪、低头认罪，我忽然意识到了，自从一个日本人（李登辉）当上“总统”，（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国”就没有了，而此时，在他生活的那片土地，他倾注毕生心血的事已经变得不再重要，而比起这场因言获罪的“政治风波”，这似乎才是他心底真正的失落吧。
请点击此台湾作家、“激进”统派郭冠英先生，曾在台“新闻局”供职。（图片来源：台媒）
当时，两岸三通的大门已经开启，从台北到北京，朝发午至。因缘际会下，在一场《辛亥百年与两岸关系》的征文比赛前，我见到了郭冠英先生，我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如同几十年前，他对张学良做的一样。这当中，除了对个人的崇拜，或许更是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期许。那天，因为不熟汉语拼音，郭先生请我为他打出参赛稿件，下班后，我们逐字逐句的推敲，当一切完成已近午夜。到家后，我一夜草就，尝试也将自己的征文发出。两个月后，比赛组委会打来电话，我本无心插柳，那篇《走过百年再读辛亥》却意外获选，而郭先生反失之交臂。得知结果，他笑谈我凿壁偷光中了状元，为这段相差40岁的忘年情谊增添了几分戏剧化的色彩。
郭先生说，1949年，当张学良囚禁在头前溪头的清泉时，他出生在溪尾的新竹医院里，儿时的他隐约知道为什么会生在这里，与一个叫“西安事变”的东西有关。再长大点，他知道这个部下就关在竹东，叫张学良。
那时，在“党国教育”的灌输下，他愈发觉得张学良是罪人，如同《圣经》中的保罗，是罪人中的罪魁，国家有此“不幸”，都是他害的。他在学校认识了最要好的同学王一方，在好友家楼上楼下的进出间，他看到了一对老夫妇，先生带着黑墨镜，有时还顶着黑线帽。同学告诉他，那人就是张学良。喔，原来那个“罪人”还活着.........
又过了一些年，他去了旧金山，在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图书馆里，他用手摇开了历史，他的观念在一点点转变，张学良悲剧英雄的形象在脑海中也不断扩大，当读到杨虎城全家被匕首屠戮，连8、9岁的孩子也不能幸免，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在历史的不断纠错中，他在矫枉，也纵容自己过正。
这时候，历史也在改变着，终于有一天，那道禁锢的大门打开了，张学良走出了“宫廷”，重回人间。接着，历史成几何倍速前进，做寿、访问、访美，快得令人瞠乎其后，吵得令人心有所忧。
这时的郭先生不仅走近了张学良，他也认识了唐德刚、吴天威、王冀等历史学者，在张学良大屯山下的家，为我们留下了《世纪行过》的珍贵影像。郭冠英先生说，其实他后来一直想“统战”张学良，想让他回大陆，为这幕中国人的故事写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哪怕为他喜极而泣，掉几滴泪。中国这近百年的辛酸都会化在里面，大家哭个不停，然后又破涕为笑。
为此，女儿也成了他的“工具”，他让她学唱《松花江上》，想着假如唱进张学良的心里，他就能回大陆了。终于在1993年1月的一个晚上，他带着全家拜访了张学良，郭先生的女儿在张学良的耳边唱起了那首歌，张学良笑了，心也打开了一点，那天他很高兴，做了手帕兔子，写下了“爱人如己”四个字。再后来，张学良去了夏威夷，再没回到大陆，一切终成遗憾。
人如沧海一粟仍与国运沉浮
2011年的那次比赛成为我人生的转涙点，我有幸为填补那历史的鸿沟做了一点事，哪怕也只是一点点而已，因为结识了郭冠英先生，也因为这些机缘，我也开始像他一样努力地发掘被尘封的历史，那并非我的工作，也并无太多金钱的助益，但我甘之如饴。
再后来，我开始从事历史纪录片的撰稿工作，有机会去到台湾，我结识了很多朋友，他们都出生在台湾，当然，在斗转星移的政治环境变迁中，他们也都成为“异类”。
在这些朋友中，陈征宇医师很特别，他出身在台湾的一个“本省”家庭，与中国大陆并无太多渊源。但是，他却用20年的时间到大陆游历、求学。
有一次，在台北延吉街的一家小酒馆里，陈医师给我讲起了他的两岸故事。
1997年，他随一批台湾医师团来北京交流参访，期间，无论是在八达岭长城还是天坛公园，身为台湾人的他从不吝啬自己的荷包，200元一件的军大衣、30元一个的钥匙链他都买得下去。陈医师告诉我，他当然知道小贩的标价有水分，也当然知道自己做了冤大头。“反正就算帮助同胞拼经济，不知道下次再来会是猴年马月。”
为何对大陆有着如此的感情？陈医师说内心的原动力是对“自己是谁”及“希望自己是谁”的追寻。他虽然出身在本省人的家庭，却是在台北眷村子弟的学校长大。难道倒洗澡水也要把桶里的婴儿一起丢掉吗？否定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也要连带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吗？陈医师说，对血缘与原乡的思索，让他努力地回答“自己到底是谁”的生命追问。
当时，得知我在拍摄抗战纪录片，陈医师送给了我一些国史馆出版的文献资料，在这些难以辨认的手记、档案中，我在《战后台湾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中，竟意外印证了母亲儿时给我讲过的故事，原来他叫李河民，抗战时期，他和哥哥蓝明谷先后奔赴祖国，台湾光复后，蓝明谷返台继续投身革命，在白色恐怖时期，就义在台北马场町，而李河民留在大陆，毕生奉献于祖国的医学事业。母亲提及的那位同学的父亲，正是他。
我未曾想到，因为和陈医师的互动，儿时母亲只言片语的漫谈，20多年后竟穿越海峡，牵扯出一段曲折动人的历史故事，一对台湾兄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寻找祖国的事迹就这样跃然纸上。那个纷乱年代里，每个台湾人的类似经历都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没有人知道，这当中又要经历多少曲折与困苦？
2017年9月，当我以媒体工作者的身份再度造访台湾，在台北马场町的台湾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想着超过一甲子的两岸历史，想着那些白色恐怖时期为理想与信仰播撒的热血与青春，人如沧海一粟、仍与国运沉浮。若不能正视内战与冷战结构的悲剧根源，同胞的心里仍会筑起一道区隔彼此的围墙。可我确信，随着不断地交流融合，待重新竖起民族的标杆，她终会一片欣欣向荣的乐土。我希望中国好，也想把这些故事告诉更多的中国人，为此，我这些年做了一点点努力。
这就是我的两岸故事，两岸交流的三十年，也是我从少不更事到迈向而立的三十年。我有幸结识了郭冠英先生、陈医师还有许许多多的台湾朋友，我们背景、经历南辕北辙，却都有一个共通的信念，希望这一湾海峡再不要有骨肉分离、兄弟阋墙。就像侯孝贤的电影《恋恋风尘》中讲述的那段同胞之爱：
“一艘大陆渔船停在了金门，辅导长在连上招待他们，所有的人都像在办喜事，能拿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他们。船修好的那天，大家去送，所有的人都静静的没说话，船一直驶远，远远还听到刘文正唱的诺言。”
把最好的东西给我最亲爱的同胞，在两岸剑拔弩张的对峙年代，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尚且如此，当两岸的坚冰渐渐融化，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又岂是无谓的政治藩篱所能阻挡？
三十年来，两岸关系实现了怎样的历史性转折、如何迈向和平发展的宏伟历程？因为时间、因为能力，我没法一一道来，但我确信，是非就在那里摆着，兄弟事、家务事，总有理清的那天，只要彼此疼惜，终能跨越历史的鸿沟，当劫波渡尽，我们仍是一家人。 （作者：王剑，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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