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越王勾践，人们第一时间会想起两个成语：“卧薪尝胆”、“兔死狗烹”。这位春秋时期带领一个蛮荒小国崛起的霸主，一方面以他的忍辱发愤、励志图强的故事让人传诵，另一方面又因其成功后对功臣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让人唏嘘不已，大大影响了他的历史形象。勾践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因为诛杀功臣而遭到人们唾弃的君王。
但是翻遍与勾践同时代的先秦史籍，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关勾践“卧薪尝胆”、“兔死狗烹”的任何记载。这两则故事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而在《左传》、《国语》、《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史书中，勾践是一位任人唯贤、发奋图强的君主，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王者。他在越国存亡之际，以自身杰出的治国谋略和才能，开展了从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最终实现了逆袭，灭掉了越国的老对手吴国。他既没有去“尝胆”，也没有想过诛杀范蠡，与司马迁《史记》中的形象有着极大的差别。
为什么司马迁要在《史记》中增加“尝胆”之类故事情节，并且突出勾践的残忍无情，从而导致几千年来，勾践在人们心中形象的颠覆呢？让我们回顾一下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历史和司马迁著《史记》的背景，去分析一下勾践的形象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嬗变的原因吧。
一、吴越争霸
东周后期，王权衰落，一些诸侯通过兼并和扩张，势力不断增强。周天子已丧失了对国家的实际控制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成为一纸空文，晋、楚、齐等诸侯国之间开始为了自身复位，争夺霸主地位，相互间的征战不休。
吴越争霸
此时的越国，本是僻处东南方的一个小诸侯国，它与北面的吴国本来没有多大仇恨，双方都是被当时两个大国晋国与楚国裹挟到战争中来的。
公元前六世纪，晋国为了抑制楚国，采取了“联吴抗楚”的方针，楚国也不甘示弱，利用“扶越制吴”之策以抗之。公元前510年，吴王阖庐伐楚，以“越不从伐楚”的借口，对越国开展了军事行动。这次战争虽然两国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但两国间仇恨的种子就此种下。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逝世，勾践继位为越王。吴王阖庐乘越国国丧，大举伐越，试图一举灭亡越国。但是两国在檇李之战中，勾践用死士在阵前自杀的战术，一举大败吴军。吴王阖庐也在此战中被箭射伤，不久去世。
吴王夫差
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为吴王。夫差时刻不忘越国射死父亲的仇恨，让人每天在自己耳边提醒自己：“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将复仇当作头等大事，日夜勤兵习战射，寻找报仇的机会。而此时的勾践却有点飘飘然，认为吴国不过如此，甚至不顾范蠡的劝阻，率先发难，发兵攻打吴国。
这一次两国在夫椒发生的战斗中，越军被吴军打得大败，勾践被迫率领五千残兵退守会稽。勾践只得派人向吴国求和，几经周折，方才以勾践携妻带子入吴为质的条件，换来了吴国的退兵。伍子胥告诫夫差：“天赐良机不灭越，将来必会追悔莫及。”但是夫差并没有听取伍子胥的忠告，为后来自己国灭身死埋下了伏笔。
在入吴为质的三年中，勾践忍辱负重，以周文王被押羑里、晋文公逃亡北翟，最后称霸天下自勉，专心为夫差喂马。他用这种极低的姿态换来了夫差的信任，认为勾践已真心归顺吴国，终于被夫差放回越国。
做了俘虏的勾践
回国后的勾践，采种文种、范蠡的建议，专心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增强国力。而此时的吴王夫差却在极力扩张，进行了一系列的伐鲁攻齐之战，使得吴国在连年征战之下，士座疲惫，国力衰退。当强弩之末的吴国在黄池召开诸侯大会，“欲霸中国以全周室”之时，勾践发动了伐吴之战。越军在笠泽三战三胜，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灭亡了强大的吴国，夫差自杀，吴越争霸以越国取得全面性胜利而告终。
二、真实的勾践
吴越争霸是春秋时的大事，所以《左传》、《国语》、《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著作中都有对勾践的详细记载，也留给了后人认识这位越国君主的许多详尽的资料。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记录了自西周中期至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的历史，有着极强的史料价值。《国语》也是先秦史书中，对勾践记载最多、最细的一部史书。
勾践
在《国语》中，勾践是一位从谏如流、任人唯贤的君主，他与手下大臣关系和谐，越国的大臣对勾践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多都能被勾践虚心接受，可谓明君与贤臣的典范。
勾践对人才的使用并不因为其来历和地位有所偏颇，而是人尽其才。他手下最重要的两位大臣文种和范蠡都是楚国人，但是勾践对二人十分敬重和信任，对他们的计策几乎是言听计从。文种每次与勾践商量军国大事时，勾践都是“执其手而与之谋”；而对于范蠡的一些建议，勾践通常都会以“王曰诺”而告终。“诺”在当时通常是下级面对上级的命令采取的一种遵从，从《国语》的记载上看，勾践对范蠡的计策至少“诺”了十次以上，足见他对范蠡的重视。
灭吴之后，范蠡不愿为官，想乘舟泛五湖，勾践不允许范蠡离开，称：“子听吾言，与子分国；不听，身死，妻子为戮”。这种口头威胁其实是一种真诚的挽留。所以当范蠡去意已决时，勾践为范蠡制造了全身金像，并令朝臣们日日拜之。勾践通过此举，想让越国人都知道范蠡对越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是对其他大臣为国尽忠的一种倡导，表达了自己对功臣的态度，是一种极为高明的帝王之术。
《左传》对吴越之战的战争经过记录得十分详尽，比如笠泽之战，《左传》的记载如下：“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嗓而进，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击之。吴军大乱，遂败之”。
范蠡
作为战场上最高指挥者，勾践在这次战斗中指挥越军时左时右，鼓噪而进，让吴军摸不清越军的主攻方向。正在吴军迷茫之际，勾践的偷袭部队直插吴军心脏，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从勾践的指挥艺术可以看出，这个人精通兵法，临危不乱，显示了他军事指挥的才能。
越国之所以能很快从战争废墟中崛起，与勾践重民爱民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励精图治的数年中，勾践做到了“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宽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他深知百姓的重要性，所以从吴国归来后，他带头亲自耕作，为百姓制定奖励结婚生育的政策，以此增加国家的人口；对牺牲的战士家属免除税赋；招贤纳士，礼待人才。《荀子》说勾践做到了“乡方略，审蓉佚，谨畜积，修战备，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
纵观与勾践同时代的史书，勾践都是一个能够严于律己、爱民爱才、从谏如流、具有很强军事能力的君主，是一位有谋略，有担当，有抱负的越王，所以他才能在国家受到重大打击时，能够以最短的时间，在废墟上重建了越国，并且灭亡吴国，称霸中原。
三、《史记》中的勾践
《史记》是古代史书集大成者，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正是因为《史记》的文学性，使得它在记载历史人物时，为了人物刻画与情节叙述的需要，可以通过一些文学想象与描写，突出历史人物的形象，使其更加丰满生动。而这正是造成勾践历史形象发生嬗变的原因。
司马迁
司马迁是一个史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他笔下的勾践脱胎于先秦典籍，但为了写活勾践，他有意无意的通过一些情节的变动，去突出勾践的性格特征。这种写法，可以将历史上的人物写活，又不完全拘古泥古，这正是《史记》的特色。
在夫椒之战勾践战败，被迫退守会稽之际，《史记》通过记载勾践与手下对吴国君臣实行离间计，达到了保存越国的战略目的，突出了勾践临危不乱、善用权谋的过人之处。可是这个记载，与《左传》和《国语》等有着一定的出入。
以伍子胥之死为例。《左传》、《国语》记载伍子胥的死亡时间，都是伍子胥两次劝谏夫差不要攻齐，要先亡越后攻齐的建议被夫差拒绝，之后吴国伐齐得胜而归，夫差责怪伍子胥误国，逼死了伍子胥。也就是说，伍子胥之死，是吴国战略方向上的分歧造成的，并不关勾践的事。但是为了突出勾践、范蠡等人的智谋和形象，司马迁延缓了伍子胥的死亡时间，加入了伍子胥阻止夫差借粮给越国的情节，并且让伍子胥说出了“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乎”的话。正是勾践利用了伍子胥的这句牢骚话，让伯嚭在夫差面前进谗，使得夫差中计，赐死了伍子胥。
伍子胥之死
司马迁通过以上的改动，突出了夫差的愚蠢和勾践的智慧，也突出了伍子胥的“忠”和伯嚭的“奸”，使得上述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也暗中指出了勾践性格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面，为后来描写勾践诛杀功臣做了铺垫。
在写《越王勾践世家》时，司马迁在沿袭了之前的史料的同时，将个人的情感寄托其中，创造了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塑造了历史上一个最能隐忍的人物的丰满形象。
在《史记》之前的任何一部史书中，只有对夫差让人时刻提醒自己“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的记载，而并没有勾践“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记载。勾践天天让人追问自己“汝忘会稽之耻邪？”的描写，毫无疑问是受到夫差做法的启发，是为了突出勾践时刻不忘复仇的性格特征而进行的艺术加工。
其实就是在《史记》里，也只有勾践“尝胆”而没有他“卧薪”的记载。勾践“卧薪”的故事，是宋朝时才出现的，“卧薪”的对象最初也只是三国时的孙权，而不是勾践。
勾践
司马迁为什么会给勾践加上“尝胆”这个细节呢？据史学家们分析，可能与司马迁个人经历和当时的环境有关。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后，之所以苟活人世，忍辱负重，完全是要去完成《史记》这部巨作，但是他心中对汉武帝的不满是肯定的，《史记》是司马迁“愤而著书”情况下的产物，所以他不可避免的会将自己的一些情感交织在书中，寄托在书中人物身上，这是人之常情，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通例。
勾践为了复仇做出了艰辛的隐忍，司马迁同样为了写《史记》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为了突出勾践复国之艰辛，隐忍之坚毅，同时也将自己的灵魂和内心寄托在勾践身上，希望自己也能像勾践一样取得成功，司马迁在争光践身上加入了“尝胆”的桥段，塑造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争光践形象。
四、司马迁为什么这么写勾践
也许是有着相近的遭遇，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中，司马迁对勾践的认同感是最强的。
春秋时期，诸侯霸主如过江之鲫，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这些诸侯中，只有勾践一人的传记名称上带上了“王”字。司马迁自己的解释是：“勾践困彼，乃用种、蠡。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这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勾践的认可，大大超过了其他争霸天下的诸侯。
获罪的司马迁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勾践的经历，百分百符合孟子的理论，是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最好诠释。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正好处于这种状态。面对没有完成的《史记》，当时的司马迁也不知道自己一生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去完成，所以他需要一种忧患中奋起的精神去激励自己。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看，勾践就是司马迁的榜样，为勾践增加“尝胆”的情节，就是司马迁自己在逆境中奋发的自我激励，也是他自己“尝胆”的一种写照。
从勾践本人的言行和治国来说，他也符合司马迁的审美标准。相比夫差的穷奢极欲和穷兵黩武，勾践在灭吴称霸后，还向周朝进贡，维护诸侯间的秩序，对国内百姓也非常关怀，是司马迁心中“明君”的典范。况且司马迁有游侠之心，他的《史记》中对复仇者往往大加褒扬，对那些快意恩仇的侠客不惜笔墨加以赞美，对勾践形象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使其更加饱满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勾践既然符合司马迁的审美，为什么要司马迁要通过文种之死，去把勾践性格中的阴暗面写得那么详细呢？要知道司马迁是一位史学大家，惯会“春秋笔法”，他为什么要将勾践塑造成“可以同患难，不能同富贵”的过河拆桥者呢？
文种
文种被勾践赐死，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史学家，司马迁不可能去隐瞒这段历史。但是在先秦其他史料中，文种之死的描写比较简单，并没有出现范蠡与文种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之类的细节。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司马迁借勾践杀文种，以古讽今，表达他对汉武帝的不满。
我们知道司马迁获罪的原因是他在朝堂上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司马迁一直认为李陵兵不满五千，却深入到敌人腹地，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许多敌人。李陵的投降匈奴，是无奈之下的举动，是汉武帝的小舅子李广利不发救兵造成的。司马迁始终没有改变这个看法，就是下狱后，在酷吏杜周手中，他也始终不屈服。作为李广的孙子，李陵和李家数代为汉朝打击匈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汉武帝杀李陵全家的行为，司马迁是极为不屑的。
汉武帝
但是在封建社会，君权大于天，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这种不满，只能藏在心里，无法写进他的《史记》之中。经过宫刑的司马迁，对君主们的过河拆桥式的无情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时在《史记》中，他将勾践杀文种的情节放大，用详细的笔墨去描绘下来，以此借古讽今，达到他内心对统治者批判和抨击的目的。
经过司马迁一些微小的细节上的改动，既没有刻意去夸大或者诋毁历史人物，又使得勾践的形象更加复杂化和生动化，也使其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成为《史记》中特别出彩的人物之一。
五、勾践形象变化总结
历史上的勾践，是领导弱小的越国称霸中原的明君。他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忍辱负重，是一位伟大的君主。
《史记》中的勾践，寄托了作者司马迁的思想情感和人生感悟，是司马迁有意塑造的一个有着极强隐忍精神的英雄，是司马迁自己的榜样。但是司马迁也用“借古讽今”的笔法，在勾践身上，将他对统治者对功臣的无情的抨击隐晦的表达出来，使得勾践的形象更加完善，性格更加突出。
汉朝之后，勾践的形象不断出现在一些文学作品之中。这些作品有对勾践谋略和隐忍精神的赞扬，也有对他杀功臣的否定。勾践的故事越来越离奇，也出现了西施、郑旦等人物。在这些文学作品的传播下，人们记住了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记住了他“鸟尽弓藏”的无情。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勾践，而只是一个名叫“勾践”的艺术形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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