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开封籍导演王巧丽执导的大相国寺梵乐纪录片《乐僧》在荷兰国家电影博物馆首映，受到海外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也是中国佛教音乐团体第一次走上国际荧屏。此次大相国寺梵乐纪录片《乐僧》以守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相国寺梵乐”的一群乐僧为主角，以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古典音乐之美，展现中国乐僧努力“让藏在秘谱里的音符活起来”的守望与追寻。
《乐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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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人类共通的声音记忆”
“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它，它在这里就是为了我。音乐是我生命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当19岁的乐僧释源龙手握木管乐器，在大屏幕上羞涩而坚定地说出这句话时，荷兰著名女画家艾琳·汤姆森（Aline Thomassen）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无论来自哪里，人们热爱艺术的心是相通的。我觉得他们是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想去开封见他们，听他们的音乐。”
“抱歉，我实在忍不住眼泪，为这种执著，为音乐之美。我受了他们的感染，跟他们一起寻找祖先。古乐虽然只有一条细细的丝线联结过去与现在，但坚韧、有力。我觉的那是人类共通的声音记忆。”专门从伦敦赶来的英国人威廉·兰伯特（William Lambert）先生说。
兰伯特曾在上海居住多年，曾任世界五百强企业英国大东电报局驻华第一任首席代表。“我知道中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却不知道在这座古寺里竟然藏着这样的音乐宝藏。这部纪录片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另外一个窗口。在中国，我想也会以自有的魅力唤起大家关注。”兰伯特说。
电影散场后，放映厅外仍挤满了人，他们在等王巧丽导演出来再多聊一下。
一名荷兰观众问王巧丽：“这些乐僧很害羞，却那么真诚、自然地面对镜头，你怎样取得了乐僧的信任？”
“我在寺庙里一共住过大约一个月。有时候跟他们一起上早课、一起吃饭。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似乎惜字如金，我问个问题，只能得到几个字的回答。后来我就等晚上采访，在昏暗的走廊，不开摄像机也不开手机，只是完全坐在夜色里，等他们缓缓打开心扉。”王巧丽一边回忆，一边忍不住哽咽了，“后来再次拍摄的罗文导演与摄像组，也都在寺庙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上早课。真诚是最好的沟通方法。”
“我第一次接触到大相国寺的中国古乐，特别是看到繁塔上乐伎砖的照片时，心里很吃惊，想不到中国古代就有这么成熟的乐团编制。我也在中国开过演奏会，我就想，为什么西方的交响乐在中国这么受欢迎，但本土特色的乐团生存环境仍然有些艰难？荷兰“钢琴王子”、两次闯入“李斯特音乐节”决赛的乌特·伯格豪森（Wouter Bergenhuizen）说：“希望这部纪录片在世界范围内唤起大家对于中国音乐遗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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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导演，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王巧丽生于70年代末，1998年从河南开封农村考上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后又师从陈晓芬教授从事对外汉语研究。毕业之后，因为在对外汉语专业练就的英语水平和中文功底，王巧丽成了一名记者。从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家、科学家到宏观经济分析，从《阜阳猛药治吏》到《简政步调》，她很快在政经报道领域展露头角。
2006年，王巧丽和荷兰建筑师罗本·吕布来西特（Rob Lubrecht）结婚，定居荷兰，当过马斯特里赫特大学中文教师，并长期从事舞台艺术与纪录片内容咨询等工作。2014年末，受中国电视界著名文化节目导演关正文的邀请，王巧丽回到北京，参与了一系列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化节目制作，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
2015年，王巧丽受邀担任“开封菊花节”的总撰稿与主创。她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开封寻找灵感，第一次见到大相国寺梵乐团指挥释源德时，他腿脚已经不太方便，指挥时只能坐着。乐团有20多个人，大部分都在60岁以上，年纪最大的已经80多岁了。王巧丽在寺庙询问梵乐研究专家尼树仁教授的近况，寺庙监事释宏观告诉她，身在美国的尼树仁教授已经到了肝癌晚期。王巧丽赶紧给尼树仁教授去信，很快收到了回信。
“大相国寺梵乐，其旋律的流畅与优美完满无缺，可以说是‘天籁之音’……使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大相国寺梵乐的曲式结构的完整与‘五调’（其他各大寺院最多只有四调）及其转调技法之高超，无与伦比，已经登峰造极。代表曲目有《驻云飞》（唐大曲）、《锁南枝》等。由于大相国寺梵乐庞大的阵容隔断历史近百年，缺乏资料，研究和演奏非常困难，我纸上谈兵还比较容易，但乐团演奏，虽然穿上了袈裟，想念出阿弥陀佛真经却难于上青天。”尼树仁教授在回信中说，“所谈《大相国寺梵乐》纪录片，是怎么回事，你没有说太清楚。也无关紧要。目前我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已经检查确诊为肝癌，体质、精神均欠佳，近一两天即将入院治疗。”
王巧丽意识到了记录工作的紧迫性，她决心承担起一个普通人的“文化自觉”。在和开封当地的联合制片人张欣商量之后，两人决定尽快带机采访，无论怎样，先记录下来再说。如果有更适合的人来做这个题材，他们甚至可以无偿贡献素材。
她尝试和不同的导演接触，但因为这部片子涉及的历史与音乐史非常厚重，需要下苦功夫硬啃，又没有什么“钱途”，她被一次次婉言谢绝了。
“我做导演，是一个意外。”王巧丽带着苦笑说，“是当时使命感之下没有选择的选择。我以前总是做策划与内容总监，并没有自己操盘过。我只是听其他导演说这个题材专业性强，会非常难处理，却并没有预料到会这么难。更没有想到，一投入，就是三年。”
为了这部片子，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向朋友借了一笔“巨款”。好在朋友慷慨，让她先集中精力把片子做完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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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幸福的意外”
9月初，当《乐僧》确定在荷兰国家电影博物馆的首映时间后，又接连发生了一些意外。因为工程文件的电脑系统与文件版本的兼容性，从中国快递到荷兰的片子全乱了。
“这是任何一个导演与剪辑的噩梦。”参与合作的著名音乐纪录片大师弗兰克·费舍尔先生感叹。王巧丽只好和荷兰剪辑师坐下来，一个镜头一个镜头重新检查，人工拼接。
值得庆幸的是，被片子的题材与质量打动，费舍尔先生还亲自做了海外版定剪指导。
王巧丽在重重困难中坚持了下来。她在给关正文导演的短信中写道：“我和小伙伴们弹尽粮绝，尽了最大努力，希望也做到了能做到的最好”。
荷兰国家电影博物馆首映式的热烈氛围，让王巧丽觉得是一场“幸福的意外”。
而更多的“意外”还在前面等着她——就在10月份，《乐僧》亮相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第四届金树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明年，《乐僧》将受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进行首映。目前，国内外的版权代理协议都在洽谈中，不久，将会有全球各地更多的观众看见、听见这部电影。
“有时候我会担心，就算自己竭尽了努力，也仍然有做不出、做不好的可能。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初心是我和团队最坚强的保护伞。如果说有一点私心的话，那就是在片子中寄托了我对故乡的思念与爱，是精神上的返乡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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