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我面前
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
从此
我不再希求幸福
我自己便是幸福
凡是我遇见的我都喜欢
一切都被接受
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
《玫瑰的故事》片尾，刘亦菲念着的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大路之歌》渐去渐远，她在剧中的故事到此为止，她和她主演的这部剧作为热点却还在继续，而这部剧集所呈现出来的女性的成长很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影响到观众。
主动追求爱情，亦舒的黄玫瑰不是猎物，而是猎手
这部剧集能够爆火，“国民女神”刘亦菲饰演主角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原著的底子好。亦舒心中，如黄振华之于黄亦玫一般存在的倪匡曾说:“亦舒小说之中,以《玫瑰的故事》居首,排名第一。”
亦舒和她哥哥的看法一样:“《玫瑰的故事》是唯一的爱情小说，因为里面完全是美女与俊男的故事。”
值得要注意的是，“美女”和“俊男”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普遍的是“俊男美女”，但，亦舒说到《玫瑰的故事》时，是把“美女”放在“俊男”的前面，显然，亦舒有意塑造的，是一个在爱情中，占主导地位的女性——她不是男性的猎物，不是等着被挑选，也不是有意吸取更多的注意，而是主动出击，而是“绝对地主持着自我”。
亦舒笔下，《玫瑰的故事》主人公的名字，直接就叫玫瑰，黄玫瑰。黄玫瑰天生丽质，“我再也没见过比玫瑰更像一朵玫瑰的女孩子”“她的美是流动的,叫人忍不住看了又看”，这样子的女人，似乎注定了是猎物，但她从一开始就不是。
17岁时，她爱上了有婚约在身的庄国栋，无视庄国栋未婚妻的存在，也抛开了世俗礼法与道德观，执着追求；30岁时，明知溥家明（剧中为傅家明）身患绝症，依旧爱得义无反顾；35岁，认定爵士罗德庆是最适合携手相伴一生的好伴侣，尽管初恋回过头来狂追，仍毫不犹豫地选定了罗德庆。
玫瑰在这三段爱情里逐渐成熟，亦舒通过塑造玫瑰这一形象，不仅否定了传统的从一而终的陈腐的爱情观念，还强调女性在爱情中应有的自主。
虽然小说中亦舒给玫瑰安排了人见人爱的高颜值，但让玫瑰自主的，显然不是她的颜值，而是她经济上的独立。
“经济与精神独立的女性，才有资格真正放胆选择伴侣吧，公子也好，普通人也好，都不感觉到压力。”虽然亦舒在散文集《红楼梦里人》这样说的时候，是《玫瑰的故事》出版多年后的事，但，从她对黄玫瑰这个人物的塑造来看，她早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谁都渴望美好真挚的爱情和婚姻，但这样的美满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运气得到自己心中的最爱。亦舒也借用她笔下角色之口说出了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爱情是一种不可根治的流感，一生不遇才是幸运。”所以，即便如黄玫瑰这样高颜值、出生便万千宠爱这样的设定，亦舒也没让她的爱情一帆风顺。可贵的是，亦舒也没让她的主人公在遭受挫折后，就失去爱人的能力，就对爱情失望，相反，爱情的一再受挫让她明白了自己真正的需要，所以才在莽莽撞撞的初恋和毫无幸福感的婚姻结束之后，她还能勇敢去爱人。
《玫瑰的故事》中，亦舒不止是让黄玫瑰一个人在大胆追爱、自我独立的路上狂奔，她还安排玫瑰的嫂子苏更生做玫瑰的闺蜜。虽然离过婚，苏更生却丝毫没有因此而觉得低人一等。就算黄振华在知道真相后，她也能淡定从容地面对质问。“我有什么事要你原谅？我有什么对你不起，要你原谅？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不满——太不幸了，你大可以另觅淑女，可是我为什么要你原谅我?”
社会中，男女的不平等在离婚男女的对待上表现尤其明显——有人把离婚男人比喻成二手房，有人把离婚女人比喻成二手车。房市尚好时，二手房往往不跌反升，现实中对离婚女性的歧视由此可见一斑。
苏更生认为自己的失败婚姻只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自己。与黄振华结婚后，苏更生面对丈夫的忙碌，也没有像普通女性那样埋怨。她的生活不以丈夫为中心，不是围绕丈夫和家庭而活，而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并不是因为她自私，而是她的独立自主。小说中，苏更生就是那个给世间男女解疑答惑的新时代女性，她用新时代女性的情爱观，解救自己，也拯救他人。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女性关芝芝则从失去自我中走了出来，最初，她“利用婚姻来求得生存”，完全依附于丈夫周士辉。被周士辉抛弃后的关芝芝，生活的压力迫使她需要有份可以保障经济来源的工作，从而也迫使她走向独立。
在遍地是黄金的七八十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香港女性就业率的猛增。到亦舒开始创作《玫瑰的故事》时，香港已经大量涌现经济与精神独立的女性，女性的崛起和成长倒逼女性地位的重新定位、倒逼时代和社会必须给予与之匹配的舞台。
17岁即到《明报》当记者、在新闻一线工作多年的亦舒接触了无数既经济独立又精神独立的女性，不只是《玫瑰的故事》写到独立女性，她的众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独立的个体，经济上不依靠男性，情感上追求平等或主导地位。如此强调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同时代作家中，亦舒应该算第一位。
为谋生而谋爱，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失去自主
在亦舒的黄玫瑰之前，中国文学中著名的玫瑰，是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在小说的开头，张爱玲以男性的角度，提出了“朱砂痣”和“白月光”的经典比喻。“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有人说张爱玲是写比喻的高手。例证就是这段比喻像是长了脚似的，脱离了原小说，兀自在中文世界里流窜。其实这段文字之所以像长了脚，并不是张爱玲的比喻有多好，而是因为张爱玲道破了男性话语权下女性在情感中的地位。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主人公佟振保生命中有两个女人，一个是白玫瑰，一个是红玫瑰。她们和黄玫瑰最大的不同，是她们是被选择的对象。
张爱玲把佟振保塑造成当时可能会被公认为最理想化的中国现代人物，不管他遇到的事情理想或不理想，他都会竭力朝理想化方向发展。作为别人眼中的上进青年，他渴望拥有人人羡慕的，有着完满家庭，妻子美丽贤惠的生活。他下定决心要创造一个“对 ”的世界，在那个袖珍的世界里，他是绝对的自己的主人。当红玫瑰转为“贞”，白玫瑰也可以“淫”，佟振保的男权世界观轰然崩塌。
张爱玲在她的玫瑰的故事中，颠覆了男性自认为是“对 ”的世界，但她并未创造出一个她自己认为是“对”的那个世界。
张爱玲的作品对男女情爱的书写，很普遍的一个表现，是女性面对生存压力表现出来的恐惧和无奈。在她笔下，男女两性间美妙的爱情关系变成了男性对女性生命的控制、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的关系，婚姻显露出狰狞的面目：“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
她的另一朵著名的“玫瑰”，代表作《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也是这样，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的她做不了自己的主，以婚姻作为谋生之道的她不能自由生活，不能自由地去爱，沦为情场上的赌徒和高级调情者。
当然，不是张爱玲不让她的玫瑰们独立，而是她所处的时代，她所接触到的女性普遍如此，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她能够做的，只是把她的玫瑰们的悲剧命运呈现出来。
在张爱玲和亦舒之间，创作了众多在爱情中的女性形象且被关注较多的，是被称为“言情教母”的琼瑶阿姨。鉴于琼瑶阿姨主要影响的是少女，而受她影响的少女年岁稍长后往往会后悔曾中了琼瑶的毒，因而，她笔下的玫瑰们的实际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自我而任性，丁玲的“玫瑰”100年前就喊出“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
在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之前，有一个对中国女性影响更大的“玫瑰”，她便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莎菲女士”。
莎菲女士应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最早、也是争议最多的玫瑰形象。
1924 年丁玲来到北平，开始了与胡也频、冯雪峰三人之间的恋爱纠葛，这段恋情在丁玲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写莎菲、苇弟以及凌吉士之间的三角恋爱便有丁玲自己现实爱情的影子。
寄人篱下的苦闷身世和曲折的恋爱经历养成了丁玲独特的个性特征，她的灵魂中常有情与理的恶斗，因为生活的磨砺，丁玲也具备当时一般女性所没有的坚毅与反抗。这些，在莎菲女士的身上都有所折射。
莎菲女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第一个颇具知名度的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她也是第一个自我而任性的新女性形象。
茅盾在1933年曾如是评价莎菲：“（她）是一位个人主义，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热爱着而又蔑视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爱者，然而在游戏式的恋爱过程中……一度吻了那青年学生的富于诱惑性的红唇以后，她就一脚踢开了他的不值得恋爱的卑琐的青年，这是大胆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胆的。”
莎菲的大胆是因为她有着自己很明确的爱情观，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一开始就让莎菲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
《玫瑰的故事》中，黄亦玫和莎菲女士有共鸣。
剧中，庄国栋带着黄亦玫去了法餐厅，点了当初没能点到的菜。吃饭间，庄国栋说：“一直没有请你吃这道菜，这是他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黄亦玫笑着说：“你别碰瓷，自己没正经谈恋爱，就怪我给你留下心理阴影。”庄国栋想要再续前缘，他沉浸于没有跟黄亦玫走到最后的遗憾中，想要努力找回来。但，黄亦玫这时明白其实庄国栋并不理解她，并不懂她，所以，黄亦玫很明白地告诉庄国栋：“为爱执着才是爱，为执着而爱是钻牛角尖。”
当然，最不懂黄亦玫的，是方协文，他不懂黄亦玫为什么要去工作，当黄亦玫说去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时，他说：“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离开这个家吗？”特别是，当他一而再听黄亦玫提及要回北京后的破防：“那你偏要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更加凸显了他对黄亦玫的不懂。
“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100年前，丁玲借莎菲女士之口说出的这句话，在当时的知识男女中间不亚于投下了一颗炸弹，很多人因此而有了现代爱情观。
遗憾的是，莎菲女士并未形成持续且更广泛一些的影响，王蒙曾经为丁玲叫屈，“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为了人们没有纪念谈论丁玲而悲伤不平”；研究张爱玲很多年的陈子善也肯定了丁玲不同于张爱玲的价值，他说：“丁玲能在作品中提出女性的地位。”
从某种层面说来讲，丁玲笔下的的莎菲比亦舒笔下的黄玫瑰在爱情的追求上更彻底、更勇敢。黄玫瑰还曾嫁给自己不爱的人且共同生活了10年，但莎菲更决绝，不爱了就离开。
以往涉及两性情感的剧集，大多写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纠缠，《玫瑰的故事》则反了过来，是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戏，这也是《玫瑰的故事》让人耳目一新、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莎菲女士在她的故事中，她也不仅是主角，还占主导地位。在她第一次碰到凌吉士的时候，她在日记里写到：“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闪耀人的眼睛”。在丁玲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前，都是男性在“看”，女性“被看”，丁玲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很长时间，乃至当下，女性还被较普遍地认为是“被看”的对象，尽管她还有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下“一个女人这样放肆，是不会得好结果的”，但她在两性关系中的表现，足可以让她成为拥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第一人，她所表现出来的对爱情自由、真诚与独立追求的价值观对当时的知识青年影响颇大。
用现在的视角去看，莎菲女士的不足，在于她的无力感，如她日记中所记：“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她忠于了自己，却也自绝于他者——她的独身不是她主动的选择，而是被迫的选择。
和100年前的莎菲女士相比，刘亦菲饰演的黄亦玫最大的不同，在于她坚信“我自己便是幸福”。
“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刘亦菲版的玫瑰坚信自己便是幸福
或许因为原著作者是亦舒，《玫瑰的故事》改编成电视剧，亦舒笔下原来的主人公黄玫瑰变成了黄亦玫。
近些年，《承欢记》《流金岁月》等亦舒小说改编的影视剧，都把故事发生地由香港改成了城市气质接近的上海，这一次，编剧早早就和导演决定了把故事发生地放在了“和亦舒故事八杆子打不着”的北京。
剧版《玫瑰的故事》从2001年一直演到2020年，黄亦玫的爱情故事经历了庄国栋、方协文、傅家明、何西等男性，“以二十年跨度，写一个女人的当代爱情史诗。”导演汪俊这样定义。
汪俊给黄亦玫安排的“史诗”分为与庄国栋（彭冠英饰演）的初恋、与方协文（林更新饰演）的婚恋、与灵魂伴侣傅家明（霍建华饰演）的同频深情，还有临近剧终与迷弟何西（林一饰演）潇洒轻松的浪漫之恋四个版块。
故事发生地换了，时间换了，故事的内核不止是一个女人对爱的追求，还有她在这个过程中的成长。
编剧李潇是“80后”，由她改编的《玫瑰的故事》虽然不能太跳脱于原著，但由她改编出来的黄亦玫的形象，也可以看着是她代表的这一代女性的一个缩影。
有人批评《玫瑰的故事》亲密戏较多，对此，李潇给出了解释：“我们国产电视剧里，对于亲密戏还是会稍微少一些，但我觉得描写一个女孩子的爱情我们还是可以大胆一点，不要去拘泥于说为什么作为女生不能去追求性，不能去追求欲望，我觉得我们要正面地大大方方地恋爱，大大方方地去追求性，这是人的基本需求，很正常。”
剧集保留了原作玫瑰人设中美与不俗的一面，在此基础上，李潇等主创又有意将书中过分绚烂的女主玫瑰“普化”，摒弃了“慕强”“恐弱”等角色创作时的“误区”。
即使“普化”了不少，但刘亦菲饰演的黄亦玫虽有惊为天人的外表和优越的条件，仍是众多女性遥不可及的，即便如此，黄亦玫的爱情路上仍没少受磨难。而这，也是黄亦玫引起众多女性共鸣的一个重要原因——她们在黄亦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了相似的挣扎和成长经历。
剧集中，黄亦玫在面临人生选择时，始终坚守自己的内心和梦想。她不受外界干扰，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这种坚定和勇敢是大多数观众所缺乏的。观众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像黄亦玫一样，勇敢地面对人生选择，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李潇是很懂这届观众的，所以，她在片尾安排刘亦菲念了惠特曼的诗句——“世界在我前方……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 ”剧集中，玫瑰的故事到此结束。现实中，更多玫瑰的故事还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