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做的，就是让更多有价值的好书被读者看见，不再被归入那毫无曝光机会的89%。
作者 | 谭山山
题图丨pexels
过去的2023年，出圈的书不少，每本书走红的情况又有不同。
2023年1月，《孙子兵法》突然登上了畅销图书榜榜首，带起了这一年的第一波大众阅读热潮——如果你看过热播剧《狂飙》，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它是片中角色高启强放在案头、反复翻看以至于有点破旧的发达“秘籍”。
《狂飙》导演徐纪周在一次受访时透露，他本来设计的是让高启强读《富爸爸，穷爸爸》，因为他记得2000年前后，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但老版本的《富爸爸，穷爸爸》一直没有找到，于是他换成了《孙子兵法》。
（图/《河边的错误》）
下一本因为影视剧而翻红的书是余华的《河边的错误》。《河边的错误》于1988年发表，张艺谋曾有意将之改编成电影，余华却向他推荐了自己的新作《活着》。之后，《河边的错误》影视版权几经易手，终于在2023年上映。
接下来就是《繁花》。美食家陆悦农发现，电视剧《繁花》播出后，上海餐饮界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风气：客人到早了，服务生会送上一本《繁花》，让客人边看边等。据统计，电视剧播出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繁花》加印超过20万册，《繁花（批注本）》销量达到近30万册。
（图/《繁花》）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爆火，则得自董宇辉的推荐。迟子建表示，《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董宇辉推荐之前的累计印量是60万册，2023年销量达到500万册，“确实出乎意料”。
北京开卷发布的《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3年动销新书品种达18万种，同比上升7.3%。新书数量的增加，意味着读者的筛选成本也随之上升。于是，读者们往往跟着热门影视剧、热门话题去接触书，或者跟着像董宇辉这样的头部主播去选书。
“文化体力”告急
要么造热点，要么蹭热点，否则，很多图书可能连曝光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观察来自百道网发布的《2023上半年图书影响力数据报告》。报告称：“至少有一条推荐源的图书仅占2023年上半年新书的10.9%，大量图书连露脸的机会都没有。”也就是说，有89%的新书没法进入读者的视野，“二八原则”变成了“一九原则”。
为了增加图书的曝光率，出版机构的营销编辑们可谓招数百出。比如，能不能联系到歌手李健，让莱昂纳德·科恩的新书在他那里“适当地”露出？此时，头部直播间就成了图书宣发的重要渠道——像莫言，他有自己的直播间，2023年11月，他通过直播为新作《鳄鱼》举办了一场“云端发布会”，请来演员于和伟当嘉宾，累计吸引超过550万人次围观；董宇辉在“与辉同行”直播间，先后为《人民文学》《收获》“带货”，并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对谈（顺便卖书）。
莫言、于和伟在抖音@莫言 的直播间展开对谈。
“董宇辉带货《人民文学》和《收获》两大文学巨头，是不是文学到了无法生存的现状？”有网友如此提问。界面文化的“编辑部聊天室”为此推出了一期讨论：“董宇辉直播间拯救文学出版？”该期讨论认为，将纯文学销售给大众，把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总结为金句，董宇辉的直播结合了教学、怀旧、亲密关系等多重元素。
编辑林子人有一个观点：“我们可能一直没有建立起一种重视精神生活、认为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并行不悖的文化氛围，阅读文学并没有能够成为普罗大众的生活习惯。”她的这一思考，源自《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陈欣言 译
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8
该书作者苏珊·雅各比提出“中流文化”的说法，这是一种愿意为了自我教育投入时间和精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价值观——或许可以通过流行词“文化体力”去理解它。中流文化首先是一种阅读的文化，源于20世纪20年代廉价平装书的普及。1926年，“每月读书会”在美国成立。它推介过的许多书，比如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如今已成为美国文学经典。
雅各比认为，随着20世纪60年代电视的兴起，阅读文化开始消退。反观中国，20世纪90年代进入电视时代，2000年后互联网爆发，国人还来不及培养阅读习惯，就被电视及互联网分神。因此，对于直播带货能否推动大家读文学书，林子人的看法是存疑的。
如今的年轻人，经常感到“文化体力”告急，就像日本电影《花束般的恋爱》的男主角那样，从一个爱书之人渐渐变成“读不了书的人”：“看了我也放松不了，我已经看不进去了，只能玩玩《智龙迷城》这种消除游戏。”
（图/《花束般的恋爱》）
ai时代的阅读
那么，沉迷于短视频，会不会像一些论者所担心的那样，会削弱我们的长阅读能力？
学者毛尖对此表示不认同。她把当下称为“多任务打开”的阅读新时代，短视频作为一种文化胶囊，她不觉得会必然引发长注意力的涣散。
“再说了，长和短，已经需要被重新定义。ai时代的阅读，gpt整理给我们的阅读任务，都是巨无霸的，即便是整本书阅读，在ai时代，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的碎阅读。而从研究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能再用传统的视野去看短视频。相比长视频、长阅读来说，很多人会觉得短视频就是浅阅读，但实际上短视频带来的不一定就是浅阅读，《甄嬛传》里的某些经典台词，在短视频里不也被无数用户理解和创造出了几十种意思，‘甄学十级’，不也是在短视频里发生的吗？”毛尖写道。
网络上流传的《甄嬛传》试卷。
作家止庵在短视频平台讲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读书感受，目前拥有18.8万名粉丝。他置顶的几条视频中，讲“东野圭吾十佳作品”那条的点赞数有2.7万次，讲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条的点赞数则有2.4万次。
在受访时，止庵表示：“有一种观点说，短视频使我们的时间碎片化，以至于很难长时间阅读了，我觉得并不是这么个逻辑。一个真正爱读书的人，不会因为看了短视频就不读书了。如果他不读书了，那是因为他原本就不想读书。但是如果不读书的人能够从短视频里获得一些本来写在书里的知识，不也是件好事吗？”
作家止庵时常会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读书感受。（图/b站截图）
文字、声音、短视频，是内容的不同呈现形式。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今天我们读文字、听声音，还是观看短视频，甚至是未来通过脑机接口等形式获取知识和信息，都体现了阅读的本质和意义所在。
进入电子阅读时代，读者对纸书的呈现方式也有了新需求。比如，平台电商、短视频电商已经取代实体书店，成为售书的主要渠道。读者多半是在手机屏幕上浏览封面，以判断要不要下单。封面设计是否具备冲击力、书名字号够不够大，都会影响眼缘。
以甲骨文的《百年战争》为例，有读者反映其第一卷的书名看不清。书名不够抢眼，这本来是装帧设计师的设计，目的是让人们在书店遇到这本书时，凑近前去端详，这样视线就能在封面上停留更长时间。不过，既然购书场景改变了，封面设计也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设计师从善如流，在做第二卷封面时放大了书名字号，并使它从背景图中凸显。
谁来替我们选书？
尼尔森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英国图书市场销量同比下降4%，但买书的年轻人比以往多，14—25岁人群的购书量增加了1%，推动了言情小说、奇幻小说、青少年小说和图像小说等类目的销量。
46%的受访者认为，一本书被如何描述是决定自己是否购书的重要因素，只有14%的受访者会根据图书所获奖项来做判断。报告还显示，媒体、书店和kol的推荐，对18—25岁女性受访者的购书决策影响最大，其他群体则更有赖于朋友和家人的推荐。
从看见一本书到买下它，人们的购书动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图/视觉中国）
说到书店的新功能，开了一家小书店的作家张丰对此深有体会。他在一篇介绍成都独立书店的文章中，引用了建筑师王亥对一家理想书店的描述：“我不卖书，甚至可以把书白送给你；我要卖的是其他东西。”
“其他东西”可以是咖啡、茶，或者是一种氛围、一个梦想。在张丰看来，“开一个小书店”这件事本身就具备真正的价值——“它不再兜售那种宏大、壮观的美，而是为孤独的人提供一个场所，在都市中构建新的人与人的关系。”
这些小书店经营者不喜欢被称为“老板”，而是更喜欢“主理人”这个称谓。他们精心挑选能体现自身主张和价值观的图书，甚至会不客气地“轰走”那些他们看不上的读者。如何判断一家书店是你的“梦中情店”？那就是你每去一次，都能发现你先前没注意到，但一看到就想买的书，因为主理人已经替你进行了筛选。
（图/《书店》）
同样道理，媒体也扮演着“主理人”式的角色。这是一个书写和阅读都无限开阔的年代，如果把一切表达都归入书写，把一些浏览都视作阅读，那么我们“25小时”、无时无刻不在读与写。无数声音汇聚，传播向更多的人，媒体是关键的节点。
今年，《新周刊》主办的刀锋图书奖来到第三届，以图书奖、沙龙、展映，共同演绎全新的刀锋文化季，用锐利破除钝感，让更多有价值的好书和作者被读者看见，共同抵达浮光中的永恒。同时，我们也收纳了奖项内外的许多写作者、阅读者的所思所想，他们中有学者、有作家、有歌手，我们渴望共同沿着文字拾级而上，眺望更开阔的生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说过，这个世界如今像被分成了无数个气泡，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气泡里，人们再也没有共同的故事与寓言，这令她焦虑、恐慌。那么，让我们从气泡里走出来吧，像蚂蚁那样碰碰头，确信自己不是孤单一人。
（图/《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季）
巴别塔之后，交流是连接人类的线索。手稿遗失的年代，对谈是最真挚的信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