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极地考察40年来，一代代极地工作者勇斗极寒、坚忍不拔、拼搏奉献、严谨求实、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每一次南极考察，都有不少年轻人参加。
“雪龙2”号船长：向极低更深处探索
今年不到40岁的肖志民，已经是老极地了，包括本航次他先后18次参加极地考察，其中南极10次、北极8次。在他眼里，过去的十几年，特别是在“雪龙2”号服役之后，中国极地考察有了跨越式发展。他和队友们也见证了中国极地考察的多个“第一次”。
“雪龙2”号船长 肖志民：第一次北极东北航道、西北航道、中央航道的航行。第一次环南极航行，第一次南极罗斯海、南极宇航员海的作业。还有第一次抵达北极点，非常幸运能够见证了这些我们极地领域的第一次，这些领域一步一步，我们从未知走向已知。
肖志民告诉记者，极地考察广度和深度的大幅拓展，离不开“雪龙2”号强大的首尾双向破冰能力。以前去不了的、海冰相对严重的区域，现在都可以安全抵达。
在动力系统上，“雪龙2”号配有四台发电机和双吊舱，但仅依靠单台发电机、单吊舱就可以维持正常航行，因此有着非常大的安全冗余。
在考察水平上，“雪龙2”号也带来了质的飞跃。不仅所有涉及到的海洋调查项目都可以做，而且由于搭载了动力定位系统，开展作业时能牢牢地固定在一个位置，作业精度大大提高。
“雪龙2”号船长 肖志民：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船停下来漂着作业的话，风大的时候漂移速度能达到2节多，就是接近4公里左右每小时，如果一项作业时间非常长，两三个小时，我们船位的这种变化就已经达到10公里以上，所以我们采样从科学性上来讲，漂着作业时地理位置的精度比较低。
15年18次探索极地，肖志民说，他最大的感受就是极地考察从自然探险时代进入到科学探索时代。不仅考察的地方更远了、作业的精度更高了，队员们的生活也更加舒适了。
“雪龙2”号船长 肖志民：每次我们到南极都要穿越西风带，在我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船上判断西风带天气都是靠非常简单的气象传真图，没法做到非常高精准的气象判断。船经常摇到二三十度，现在我们气象保障可以非常精准地判断未来天气的变化，非常精准地去把航线调整，避开这些恶劣的天气。“雪龙2”号也配置了减摇水舱，这样即使天气相对比较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减少船的横向摇摆，提高了在船人员的舒适度，也提高了安全性。
探索南极 “90后”勇挑大梁
在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中，极地新生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雪龙2”号为例，考察队平均年龄34岁，其中锐气十足的90后占46%，经验丰富的80后占30%，他们是考察队的主力。面对极地环境特殊、工作内容复杂、安全风险巨大等诸多挑战，他们迎难而上，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人的蓬勃朝气。
“雪龙2”号本航次考察中的最后一项作业任务，也是唯一一项陆基作业。几位考察队员要乘坐直升机登上阿蒙森海沿岸的企鹅栖息地，开展相关调查。
90后陈超，是“雪龙2”号大洋队队长，虽然还年轻，但已经是极地考察的行家了。
这类有企鹅栖息的岛也被大家通俗地叫做“企鹅岛”。在岛上有几座小山需要翻越，但没有路。在上面穿行，既有形状大小不一的乱石，也有平整光滑的冰面。队员们随身携带了铁铲，用铁铲刨开冰面，塞入石头，作为大家通过冰面的落脚点。
在登岛的小队里，大家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找路、有人负责取样、有人负责联络。在冰天雪地里翻山越岭，90后考察队员何靖一直主动承担探路的任务，虽然这次是他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但探起路来却有很多经验。
每隔一段时间，考察队员都会记录下地理坐标，每走一段路，他们也会仔细辨识地面。在规定的考察时间内，他们发现了企鹅的羽毛、脚印等痕迹，并进行了取样。
由于存在着种群迁移以及时间变化等因素，最终大家并没有遇见企鹅。但队员们并不气馁，他们说，即使只找到企鹅生活过的痕迹，也是一种收获，通过后续的研究就可以进一步增进对种群变迁的了解。
这些年轻队员，无论是第一次来，还是来过多次，都对极地充满着热情与向往。
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队员 祁路杨：南北极如果连续跑的话，一年一次北极一次南极，在家待的时间大概就是5到6个月。
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队员 何靖：可能因为独生子吧，所以说我父母刚开始是反对的，但是其实后面我也去慢慢试着说服他们，因为我觉得其实这种经验，或者这种经历其实还是蛮难得的。
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雪龙2”号大洋队队长 陈超：2023年的时候是刚刚去了13北（中国第13次北冰洋考察），回来就又是40南（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所以说没有家里人的默默支持，那是不可能让我出来，我不可能这么放心地在南极或者是在北极从事极地的工作。
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副领队 王金辉：很多90后都是已经挑大梁了。比如说我们实验室主任沈悦，1991年的，包括陈超，大洋队队长也是1991年的。同时我们整个考察船的班子也是非常年轻化的，同时我们也是有梯队，像我们的三管轮是1998年的，系统工程师也是1998年的，他已经负责一块工作了。所以我们对极地考察队员的传帮带，年轻队员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视的。
40年南极考察不缺席的武大年轻人
南极考察队由来自国内多家单位的科考人员组成，而这其中，武汉大学是国内参加极地考察最早、次数最多、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自1984年参与创建中国南极长城科学考察站起，一代代年轻的武汉大学师生接续奋斗，他们攻克了一系列极地测绘技术难题，为科考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来自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的艾松涛，先后16次参与中国南极考察，2002年首次踏上南极大陆的时候，他还是一个25岁的研究生。当看到国际同行关于南极的地图资料丰富详细，艾松涛就想，中国人能不能做出更好的。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艾松涛：就想着我们怎么样去利用我们测绘遥感信息化的手段，用我们地理信息的技术来支撑信息化的极地管理的服务。我一个人跑到北京去了，当时就有一个想法，也没有详细的方案。
年轻的艾松涛得到了主管部门领导的支持，在导师的指导下，带着一帮比他还年轻的师弟师妹开始写代码。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艾松涛：那个时候年轻就没日没夜地干，不到两年我们就把一个系统建起来了。当时叫中国极地考察管理信息系统，这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这个方面的信息系统。
从一个想法到一套管理系统，从二维到三维，从历史数据、档案管理到精准实时的态势感知，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也让这套系统持续生长，越来越强大。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艾松涛：我们现在叫它极地态势感知系统，目前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 孔建：它可以记录我们中国自参加南极科考以来，每次的考察队航线情况。
孔建，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参加了中国第33次南极考察，那个时候他30岁。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 孔建：我们当时带了一台北斗的接收机，当时环南极进行了北斗跟踪数据的采集，也是填补了北斗数据在南极的空白。
孔建对南极大陆的第一印象就是严寒的天气，在南极使用手机很快会关机，为了减少天气对通讯的影响，他和同事专门设计的一款调度和保障设备就增加了抗严寒天气的功能。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 孔建：实际去看过、感受过，再回来设计这套设备的时候，对于所有的防水防寒的等级，我们都把级别给调高了。还专门在这个设备上面增加了一个外接电源的充电接口，可以随充随用。
柯灏参加南极科考的时候比孔建还要年轻，2012年，那时他28岁。第一次去他就有了惊心动魄的经历，在南极，数据线从主机连到天线，因为要穿过保温箱，他和同事在保温箱上面钻了一个小孔，小到数据线勉强穿过。而正是这个举动，让柯灏的数据采集工作差点儿前功尽弃。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 柯灏：过了大概有一段时间之后去取保温箱，打开会发现里面全部都已经被积雪掩埋。雪融变成了积水，这个积水可能会导致数据线接口的位置短路。
幸好及时发现没有造成短路，而这一次的教训，成为柯灏第一次南极之行最大的收获。回国后，他和同事反复讨论，找到了解决办法并传授给后来的学弟学妹。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 柯灏：每一次南极科考都会碰到之前不曾遇到过的问题，我的老师将他的经验传授给我，我又将他的经验和我自身的经验传递给后面的年轻人。所以我觉得南极科考其实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不断地投身其中，为我国的南极科考事业添砖加瓦。
（央视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