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飘摇，楚歌四面。
在《双子杀手》票房节节败退之际，李安迎来了自己65岁的生日。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市场，也未能向困境中的李安施以援手。国内上映一周，累计票房2.1亿元。制作+宣发投资高达2.3亿美元的《双子杀手》，面临着预计亏损高达7500万美元的局面。
新片遇冷，舆论热炒。观众对李安的极高关注与影院里的稀少人群，形成了鲜明而刺眼的对比。《双子杀手》到底做错了什么？一个字：旧。除去新技术，剩下的只有：旧题材，旧情怀和旧主题。
李安的《双子杀手》，看似是视听革新，但其本质却是自我重复。与青年自我的重逢，不仅发生在威尔·史密斯的身上，其实也正在导演李安的自溺情感中上演。A面的李安，是温儒与顺从。B面的李安，则是“弑父”与反抗。
1顺从与“弑父”
在李安的世界里，有三个父亲。亲生的父亲李升，灵魂的父亲伯格曼，电影里的父亲朗雄。李安的生长经历是顺从与忍受，而李安的成长经历则是“弑父”与叛逆。在斯拉沃热·齐泽克电影理论批评中，电影是一种人类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其实质是人类主观世界的投射。在李安久负盛名的“父亲三部曲”中，其实就是对于李安早年经历的主观折射。《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的故事虽然不同，但表达的内核却是一致的：一个以权威父亲主导的家庭体系，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逐渐瓦解的过程。《推手》的以父亲老朱的黯然离家收尾。
《推手》
《喜宴》中父亲过安检时举起了双手。意喻着以传宗接代为孝道的儒家文化，在新式婚恋思想冲击下的投降与让步。
《饮食男女》中父亲变卖了老宅，原本热闹的一家人各奔西东。
李安曾经表示这些电影想表达的是：“在变化得太快的社会中，孝道该何去何从。人好像只能去接受和追赶这些变化，其实是很无奈与惆怅的。”
李安的“父亲三部曲”无比细腻的展现了，现代人在儒家传统之中的疲惫、挣扎和解脱。在李安看来，儒家精神长幼尊卑有序等规条训诫，已经逐渐在这个新世界中失效，尤其是在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
2002年，朗雄走了。李安听到消息后，泣不成声。朗雄在世时，参与了李安所有四部华语片的拍摄，而朗雄离世后，李安就只拍过一部华语片《色戒》。没有了朗雄，面对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东方面孔时，关于“父亲”的情结，李安再也无法打开。
《卧虎藏龙》
台南一中是整个台南最好的高中，而李安的父亲李升就是台南一中的校长。在台南一中就学，李安的学习与生活更像是被“统治”。大学联考两次都因数学成绩太差而落榜，后来李安通过专科考试进入了台湾艺专影视科。李安回忆说：“我书没念好，爱搞戏剧，又是父亲最不喜欢的行业……我虽然没犯大错，但一些无奈、委屈、抱歉的心情始终闷在内心深处，积压很多。”1993年，李安凭借《喜宴》拿到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他极度兴奋地打电话给父亲，而父亲对他的第一句话是：“现在你能回来干点正事了吧？”
李升与李安李升是典型的中国式严父，权威，独断，望子成龙。在他眼中，搞艺术难以成才，成功几率很小，社会地位不高，不如当老师体面受尊重，他一心想让李安早日回校教书。而李安的童年和青春也只能在缝隙中寻求喘息，顺从与表演的成分居多，勇敢与叛逆的故事很少。所以“父亲三部曲”，其实是“弑父三部曲”。李安在这三部影片中，完成了自己未彻底进行的青春期，用委婉而含蓄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志与反抗。
18岁那年，李安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了伯格曼的《处女泉》。从未在台湾看过这样文艺电影的李安形容自己“触电了，仿佛被夺去了处子之身”。从那时起，英格玛·伯格曼就成了李安在电影上的灵魂之父。2006年，正在拍摄《色戒》的李安，远赴瑞典东南海岸80海里外的法罗岛，拜访隐居在那里的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伯格曼生前的住所一直是个秘密，他曾经拒绝了伍迪·艾伦和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的拜访请求，但他同意和李安见面。他称赞了李安的《冰风暴》，李安伏在伯格曼的肩头痛哭。
不到一年，英格玛·伯格曼与世长辞。而在拍摄《断背山》期间，李安的生父李升也驾鹤西去。与“父亲”纠缠半生的李安，突然变成了无根的漂泊者。“弑父”。并不是杀死现实生活中的父亲，而是在每个人自我的成长和选择上，摆脱上一代人给予的期望而做出的努力。许多华人观众对李安的“父亲三部曲”感同身受，其实都源于每个人心底里的“弑父情结”。人们渴望摆脱父辈们的期望，但又难以找到暴烈与决绝的勇气。李安温婉含蓄的“父亲三部曲”，就是抚慰华人游子内心苦楚的温暖良药。
2、温儒与对抗
在陈凯歌、张艺谋等大陆第五代导演相比，李安的电影更温和，不喜强调戏剧性。由于没有那场持续十年的风波影响，在台湾传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李安，显得更具儒家风范的文气。当大陆第五代导演在极力表现时代洪流下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时，李安则将镜头对准人性。政治，是国家语言。而人性，则是世界语言。这也是李安能够在国际影坛上享受盛誉的重要原因。
新千年后，李安电影的主题逐渐多元化，展示了自己宽广的人文视野，涉及了古装武侠、性、暴力、同性恋以及信仰等题材。即使题材形形色色，但李安温儒的叙事方式却一直未变。在拍摄《卧虎藏龙》时，李安与武术执导袁和平发生了争执。袁和平质问李安：“你到底是要打斗，还是要意境？”李安回答说：“要打斗的有意境。”袁和平白了一眼道：“文人说大话！”
看完《卧虎藏龙》，许多观众才逐渐理解：打打杀杀，恩恩怨怨只是情节。人性愁肠，百转千回才是核心。李安的武侠，不是江湖武侠，而是人文武侠。
李安电影的叙事结构，大致沿袭了好莱坞三幕式经典叙事结构，只是在个别节点上做了变奏处理。在许多处理强烈矛盾冲突的桥段，李安善于将其内化为人物心理的捕捉。用情感代替情绪，展现了极为强烈的作者风格。许多人都喜欢评价李安风格是中西合璧，但鲜少有人能分清李安电影里到底哪些是中，哪些是西。简单来说，就是以中为本，以西为用。用东方平和淡雅的气质，借以西式经典叙事类型之体，最后表达关于人性思索的主题。
以《断背山》为例，这是一部以美国西部为大环境的同性爱情故事。按照西部片惯有的手法，杰克和恩尼斯的情感应该是热烈而奔放的，但李安却追求含蓄而隐忍的表达方式。他的东方式审美和叙事风格，与世人对同性爱情敏感而私密的审视色彩不谋而合，最后达到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
李安从小和母亲一起去教堂礼拜，每天祷告四次，对宗教信仰的质疑曾贯穿他的成长。但等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他借着主角的口，讲出了对父亲的亏欠，他也已经完成了对宗教的重构。李安的电影叙事矛盾层层叠叠，波澜而生，但最终总能以爱之名达到宽容、谅解、平和的至高意境。李安的成功，充分说明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其实并不相悖，反而可以相辅相成。
有人说，他是中西方电影文化的一座桥梁，十分贴切。他身处东方，遥望西方；他立足西方，又怀念东方。李安从小就习惯扮演了妥协者的角色。妥协。不是窝囊，而是智慧。
3、苦难与良药
《双子杀手》的初稿剧本诞生于20年前。也就是在克隆羊多莉诞生后的一年，但当时囿于技术条件还不成熟，项目计划就此搁浅。当如今李安再次将这个克隆特工概念拾起时，这个元素已经失去了当时的新意。对于一部有着明显商业诉求的电影，李安在《双子杀手》做了许多自己本不擅长的尝试，但效果依旧不佳。
与此同时，李安还为本片引入了自己经典的“弑父”议题。影片强调了壮年史密斯引导青年史密斯摆脱父权控制，重新选择自我人生的过程。所以我在开头说，《双子杀手》只是一个陈旧且重复的李安。李安革新的信念与老套的故事彼此失衡，在支持120帧放映影院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失败一晚上在所难免。
苦难，并不是李安第一次遇到了。六年的家庭煮夫生活，37岁才执导人生的第一部电影。乐观的人说，这是大器晚成。但只有正在经历过挫败的人，才懂得李安这庸碌的前半生意味着什么。无业的六年，李安在家带孩子，做饭，看片子，写剧本。一次，李安的岳父岳母来美国，岳母见李安烧的一手好菜，便说，“李安，你手艺这么好，我出钱帮你开个饭馆吧”。李安听后只觉羞愧，却不作语。事实上，《饮食男女》中老朱师傅做的每一道菜，导演李安都会自己做。这样“屈辱”的生活经历，也造成了后来的大师李安。他的叙事口吻温柔而细腻，他的电影意境宽厚而深远。
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遭遇失利后，李安说：“我为那部电影感到骄傲，但我搞砸了，那苦果很难下咽。”《双子杀手》高帧速率的素材要求全新的技术，从化妆到拍摄，几乎将以往的电影方法彻底废除。我看了不少李安近期的采访，谈到《双子杀手》的制作过程，他说的最多的话是“太难了”。
苦难，也是李安灵感的良药。李安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并不是王家卫那样的天才导演，自己只是一个付出勤奋与努力的人才而已。我隐隐感觉到，李安电影的接连失利，并不是丧钟的敲响，而是他力量的积蓄。他经验丰富，敏感沉着又具有反抗精神。人生中的风浪，依旧会不断丰满他的羽翼。
当李安的“父亲们”离开这个世界后，李安在遍寻主题、叩问内心之后，将目光转向了电影技术方向。艺术家，最惧怕对生活感知力的丧失。李安用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来维持自己对电影的热情，来宣示自己对传统的反抗。
65岁的李安，还是李安。A面的他依然温儒雅致，B面的他依然热衷反抗。
这样的李安，我很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