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一旦暴发疫情，如何救助百姓，成了官府思考的重要问题。无论是清官如苏轼，还是奸臣如蔡京，以及名相如富弼，都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我们知道，古代防疫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出版和施送经方，并免费送药。著名的《广利方》就是其中一部为朝廷推荐的医方集。官府将这些医方连同药材的官方定价镌刻在公共场所的石碑上，并指令贫病者可以从国库领取银钱购买。公开官方价格也是为了平抑私人药店的医药价格。
实际上，唐朝时就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于现代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官府出面管理，费用也由官府提供，做到应养尽养，应治尽治。
苏轼创建“安乐坊”。由国家来维护百姓健康的传统，在宋代得以进一步发展。当时宋朝廷支持为贫穷病人开设的居养院，并出版朝廷修定的方书。苏轼建立了宋代第一个病坊，即1089年在杭州设立的安乐坊。这是在当年早些时候爆发了一场小饥荒后，时任杭州知府的苏轼，自己捐50两黄金兴建的。苏轼创建的“安乐坊”后来被并入国家计划，改名为“安济坊”。
（摄影：尹瞳）
蔡京推行“安济坊”。1102年，蔡京在苏轼“安乐坊”的基础上，推行全国性福利计划，该计划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在大城市设“安济坊”，用以隔离重病患者，以使疫病的传播最小化。“安济坊”意味着官府针对民众恐惧瘟疫的回应。就此而言，“安济坊”的功能也是为了保护健康者和治疗病人。蔡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但他设“安济坊”的做法，却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穷苦百姓。
官府成立“施药局”。不仅如此，宋朝廷还推行免费发放药物的政策，并兴建了惠民药局。元丰年间(1078-1085)，太医局承担起了国家编纂出版方书的任务。这些书籍经历几次修改，于1107年至1110年左右最终形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据现存版本序言可知，该方书被发放给城市中所有公共药房。
成立施药局也是中国古代防疫与抗疫的做法。1656年，第一个有记载的清代施药局在扬州府成立；1721年同城开设了第二个施药局。1724年两者合并形成了普济堂。根据1736年刊行的规条，该机构聘请本地“儒医”轮流在堂诊视；并出资请本城药铺刀工预为置备和发放药品。每日午前，对门诊病人开放，那些老病无依者则被安置在建筑物后的病室中。若病故，即为妥善安葬。
在此之前的1693年，昭文亦开设了一家功能类似的药局。它的功能包括在六七月份免费施药，十月份埋葬遗弃在城内外的尸体，以及平时施棺。到乾隆年间，许多镇都设立了综合性的公共卫生机构；而到晚清，公共卫生机构不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非常普遍，还遍及了整个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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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国有山林和国有湖泊。在中国古代，遇到疫情时，官府会临时征用空闲的公房和民房，用于救助难民。比如，宋代富弼就曾征用十万多间房屋，让难民分散居住。更重要的是，“山林陂pí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也就是暂时开放国有山林和国有湖泊，让难民进去砍伐和捕捞，渡过无衣无食的难关。“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将无人掩埋的尸体搜集起来，集中掩埋，减少传染源。
《宋史·富弼传》对此有高度评价：“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富弼的方法既简便又全面，成了各地官员救灾抗疫的指南。说真的，看到宋代的做法，还是令人非常感慨的，特别是暂时开放国有山林和国有湖泊，让难民进去砍伐和捕捞，渡过无衣无食的难关。可以想象，即使是今天，我们做得到吗？
义诊患者，药费官出。在宋代，瘟疫发病时官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官府支出，这成为惯例。实际上，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几乎成为官府抗疫的惯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使是在短暂的元朝，也设立了民间医户制度，医户是官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户要参加治疗，相关费用由官府承担，百姓不需要花钱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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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成不足，官府补贴。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实行大疫之年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以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比如，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后来还有官方规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官府予以补贴，朝廷通过地方政府将赈灾粮款发到灾民手中。即便是在两千多年之后，想一想汉宣帝的做法，我的心里还是暖暖的。
古人防疫这样做，那么，今人防疫该怎样做呢？我不说，大家想想吧。
（本文根据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曹保印【曹说法·重案盘点系列】视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