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节目中，我曾说过：在中国，仅“二十五史”中的疫情记载就不少于五百次，覆盖了全国各地，以中原和沿海地区较多。针对疫情，历代朝廷都有举措。主要是派官员巡视安抚，追责失职官员，送医、赠药、赐棺，减赋、免税等。在古代，疫情发生后，在治疗方面，基本都是由官方牵头组织。
明朝以前，大多数由官府组织民间郎中医治百姓，药物免费。宋仁宗为了治疗京师大疫，不惜将留给自己的名贵药材分发给百姓。晋代立制，地方百姓染病，诏郡县备医药救治，甚至连监狱里的囚犯有病也要给医药。从明朝中期开始，但凡暴发疫情，皇帝就会调拨一批太医深入民间问诊治病、送医施药。即使进入民国，也同样是赠药赐棺，“施诊给药，分文不取”。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疫情暴发后，官府会出台一系列抗疫措施，除了上面的派官员巡视安抚，追责失职官员，送医、赠药、赐棺，减赋、免税等，还有照方用药，定价刻碑，开仓放粮，国库领银，官员首捐，组织药局等。
（摄影：尹瞳）
照方用药。官府会编纂颁行简便易用的“方书”，放于要道，便于众人了解疫病防治。如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令各州都要抄写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和《百一集验方》，一旦出现疫情，可随时取出照方用药。不久，唐玄宗又“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天宝五年（746年），唐玄宗又颁敕令各郡县长官把《广济方》中常用药方、要点摘录下来抄到木板上，在各村口要道上张榜公示。
唐玄宗还生怕各州县抄写有误，以免用药出现差错，特地让采访使派人去校对。宋朝时则利用雕版印刷技术大量印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如宋仁宗时颁发了《简要济众方》，“命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对照医书来救疫配药。
定价刻碑，国库领银。官府将这些医方连同药材的官方定价，镌刻在公共场所的石碑上，并指令贫病者可以从国库领取银钱购买。公开官方价格也是为了平抑私人药店的医药价格。
开仓放粮或减轻赋税。百姓染上疫病，再按正常年景交纳赋税，实在是力所不及。所以，面对大疫大灾，古代官府会采取积极有效的救灾措施，最常见的就是开仓放粮或减轻赋税。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内，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所有放免的租赋贡物，州县必须在乡村要路一一榜示，使百姓能透彻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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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发放药物。宋朝廷还推行免费发放药物的政策，并兴建惠民药局。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太医局承担起了国家编纂出版方书的任务。这些书籍经历几次修改，于1107年至1110年左右最终形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据现存版本序言可知，该方书被发放给城市中所有公共药房。
再看看大疫之年古人是如何做官的，且以苏轼为例。宋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知杭州，刚上任不久就遇“饥疫并作”，他多方设法救济饥民，并上奏朝廷，多方救济饥疫中的灾民。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时，苏轼下令将常平仓米减价出粜给平民百姓，还派专人每天烧粥施舍给穷人，煎药让无钱请医的病人服用。他派出专人带着医生在杭州城内四处治病，挽救了大批穷苦百姓的生命。
官员首捐。由于杭州疫情比其他地方要严重得多，单靠官府力量显然不够，苏轼还发动民间财力支援抗疫救灾。他献出个人黄金50两，再加上筹措到的官府纹银2000两，创办起一所病坊，名为“安乐坊”，收纳贫苦病人。之后，他又将“畜钱粮”作为病坊的运转费用。病坊设立前后三年，治愈病人数以千计。
苏轼屡遇灾疫，看到大批百姓被疫病夺去性命，便开始研习医理，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后人将其一部分并入《苏沈良方》。他早年从朋友处讨来秘方“圣散子方”，专治瘟疫。黄州连年大疫，苏轼便公开了此药方，“全活者不可胜数”，为历代医家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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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药局。苏轼是在任官员，那么退休官员是怎么做的呢？晚明退休官员祁彪佳，在退官的八年间，在家乡绍兴的几次严重的饥荒和瘟疫中，组织了慈善病坊和药局。1636年六月，丧子仅仅十天的他——他的儿子死于痘症，可能是天花，就草拟了当年应对瘟疫的药局的规条。他同10位有名望的地方医生签署了协议，共同主持坐落在城中一座古老的大佛寺中的药局。每天有两位医生当值，每名医生被要求轮流工作六天。在六月和八月之间，据称拯救了一万多人的生命。
1641年春天，收容流民的病坊建立后，他便考虑夏季重开药局。这次，他得到了地方官员的财政和精神上支持，药局组织也变得更加紧密。包括一名总理，一名司计、一名司药，而且开设了两间单独的招待室，将男女病人分开。12名医生取代了10名医生轮流值班，药局设于另外一个地方大寺庙中。祁彪佳带着医生，足迹遍及绍兴城四周的穷乡深谷，探视生病的乡民。
知古鉴今，眼前下的事，我们各自思考吧。
（本文根据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曹保印【曹说法·重案盘点系列】视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