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统一战线作为一种大战略、大智慧贯穿其中，有其明显的发展脉络。
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
中国统一战线的源起与建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80年艰苦探索让有识之士坚信，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出路在于民主与科学。这是仁人志士的共识，是中国革命的背景发端。如何实现民主与科学，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一大上研究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之后又在列宁与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立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际，在中共二大上议决实行统一战线，中共三大又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可以说，统一战线与党相伴而生，从一开始便承担了既要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又要完成建立真正人民共和国的重任。就近期目标来说，要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兴起国民革命，就必须在工农运动的基础上，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盟。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建立了第一次合作，由此揭开了国民革命的新篇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到农村去巩固与拓展工农民主统一战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我们党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不得不把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创建根据地。然而，到了农村要立得住、站得稳、得人心，就必须团结和动员更加广泛的农民群众，以巩固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而要巩固这个统一战线，最基本的政策措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让耕者有其田。当然，及时把握调整土改政策，顾及地主、富农、中农的生活与利益，也是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党内很多同志的努力下，开展了不少统战工作，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拓展：如在国民党部分军队中开展兵运和联络工作，使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使江西第26路军宣布起义；又如，与宋庆龄团结奋斗，积极支持她创办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更加坚定了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信任；再如，促进文化界的联合与斗争，加强了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打破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有力配合了党的政治军事斗争。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拓展，对于我们党在长征中突破重围、化险为夷，进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懈努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之侵华野心昭然若揭，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全国的抗日怒潮此起彼伏。在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党第一时间表明了坚决抗日的态度，高举抗日义旗，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于1935年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第一次较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把统一战线的范围由工农兵学商扩展到各党各派各行各界各民族。是年底，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此毛泽东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论述。为践行这个策略方针，我们党派出大批得力干部和广大群众一道投身抗日救亡，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全国各界救国会；同时，与地方实力派加强联络，商议合作抗日大计。毛泽东等还亲自给国民党左派及社会著名人物如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冯玉祥、许德珩、杜斌丞等写信，赞誉他们的爱国情怀，陈情抗日大义。这些大量而细致的工作，有力推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由于我们党极为重视与加强西北军杨虎城、东北军张学良的统战工作，使党中央1935年到达陕北后，便与他们形成了团结抗日的“西北大联合”。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发展的结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的合作更为紧迫。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对此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进一步阐明瓦窑堡会议精神。
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践行者、捍卫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强调，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即实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权。为此，全面抗战伊始，我们党便奔赴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同时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展开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及时克服纠正“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通过在十个多城市设立的八路军办事处，动员、支持和组织各党派、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文化界人士等团结抗战，不断充实壮大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我们党重视“三三制”政权建设，重视团结和吸收知识分子，充分体现抗日民主政权的广泛与包容。即使在抗日根据地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我们党也仍然坚持团结抗日，把一切有益于抗日的因素都争取、转化和团结起来，如设法营救和保护在香港、苏北等地区的文化界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党中央及其各分局把人民民主的权利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在领导和促进民主宪政运动中当仁不让，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我们党高举团结抗战进步的大旗，反对分裂投降倒退，运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以斗争求团结，化解了一次次危机。
为了和平、为了民主，为了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要求和平民主，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而实现这个愿望则是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大使命。我们党明知蒋介石必定要发动内战，但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去争取和平，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正是怀着这样的真诚毅然赴重庆谈判；我们党明知蒋介石必定顽固坚持独裁专制，但仍然与民主党派一道参加了旧政治协商会议，为推动政治的民主化而斗争。然而，国民党不久就撕毁政协协议，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党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把组成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提出了出来。为此，我们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国民党部分将领的起义投诚，形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强大阵容，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1948年4月30日，党中央发布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6月，统一战线各界各方面人士会集北平，共商建国大计，召开新政协筹备会。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是统一战线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的统一战线
在五星红旗下向着社会主义迈进。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而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政权，投入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便是义不容辞的。在党的领导下，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因而在如何认识和处理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宗教等关系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新的视角和科学定位，需要有正确、合理、谨慎的政策。因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全党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二、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按照《共同纲领》，明确了相关的理论政策，纠正和澄清了一些错误思想认识。如“三反”“五反”运动后，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提高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明确民族资产阶级已不是中间阶级，但仍然具有两面性，要辩证地认识他们，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取代《共同纲领》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从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作为政治协商的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
统一战线在曲折调整中行进。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建立起来，如何把统一战线成员更好地团结起来，以崭新的思想姿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党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制定的统战工作“七年方针”，其中把教育工作作为统一战线的中心工作。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进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月中共八大召开，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要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贯彻中共八大会议精神，中央统战部召开会议，在工商联、知识分子、人物安排、地方政协等问题上出台意见，特别是根据中央要求，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检查问题的指示。然而，195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急风骤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给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造成了挫折。我们党也察觉到了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并注意采取措施加以调整缓和，如1958年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对统一战线应当贯彻“弛”的方针，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要总是斗下去，把弦绷得那么紧，而要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为此，对工商界宣布“五不变”政策（定息不变，高薪不变，政治安排不变，学衔制不变，根本改造不变），明确在党外人士中不开展“反右倾”运动，为部分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帽子，进而检查纠正违反统一战线政策的“左”的错误，改善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统战工作遭到冲击，广大统战成员和统战干部受到残酷的打击与迫害，统战组织活动被迫停止。不幸中的万幸，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努力与关心下，特别是周恩来为维护统一战线作出的最大努力，才使统一战线得以艰难延续，一大批著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得以保护，统一战线的损害得以减轻。
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全面拨乱反正，是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宣告结束，团结社会各民族各阶层从事经济建设的时期来到了。恢复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统一战线领域的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等，都提上了重要日程。这些政策举措的最大效果，就是极大地调动和改善了国内外的各种积极性和社会关系，“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力量。1979年6月，邓小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统一战线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他还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不仅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要实现两岸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这有利于把一切有爱国心的人都团结在统一战线之内，使统一战线的范围得以极大地扩大。
1978年12月18日，出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代表举手表决。
不断前进中的爱国统一战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统一战线步入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大战略，实现这一大战略势必有若干重要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主要体现在：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把多党合作制写入宪法，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确定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地位，强化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明确宗教中国化的发展方向等。虽然这些战略支点的形成有一个演进发展过程，但正是这个过程丰富了其自身的内涵意义。例如，在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我们党的思想认识逐步深化，方针政策日渐明晰，最终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1989年党中央颁发了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的意见，到1993年又将这一制度载入宪法，再到2005年党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这一制度建设的意见，就是坚持、完善和发展过程的充分体现；又如，爱国统一战线由原来的“三者”发展到“四者”，即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呈现了空前的广泛性；再如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多样性大量存在，要求统战工作开拓创新，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工作范围成为新的着力重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统一战线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统一战线要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更加广泛的力量支撑，需要充分运用好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推动统战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展开。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进而颁布的统战工作条例，设立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这在党的统一战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具体层面来说，在留学人员工作上，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留学人员工作方针，指出留学人员是民族复兴的有生力量；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现创新发展，呈现崭新局面；在民族工作上，要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祖国统一大业上，倡导“两岸一家亲”理念，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宗教工作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协商民主问题上，着力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领导，对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作出全面部署；在非公有制经济工作上，强调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在政协工作上，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更好凝聚共识，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其中把坚持统一战线作为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强调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2022年7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出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都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再次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重要价值，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
2022年7月29日至30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百年来统一战线的历史启示
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经过百年的奋斗历程，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历史启示。笔者从宏观层面陈述如下几点：
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为什么能有长久的凝聚力、感召力？主要是因为高举了这两面旗帜。社会各族各界各层人士正是通过这两面旗帜来认识与判断我们党，进而选择对我们党远近亲疏的态度。这两面旗帜之精神实践于社会，一则顺应时代潮流，二则反映和代表广大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因而必然产生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比如，在抗日救亡这个关系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党旗帜鲜明，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懈努力，是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同、支持和拥护，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意志和力量极大地凝聚了起来。以爱国主义来对待不同时期的人物和事件，无疑会大大增加统一战线的包容性。不论他是什么信仰观念，也不论是什么党派立场，只要有爱国心，就可以团结争取。诚然，我们党成立之时即以社会主义为旗帜，而实行的却是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政策，但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正如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新就新在它的前途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正是新民主主义有着丰富的社会主义因素与内涵，才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壮大的内在力量。因此，以道义为立足点、出发点的爱国主义，同时追求着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便是中国统一战线发展的不竭动力。
保持统一战线的生命力在于实行民主。民主不是一党一派的专利品，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我国，则是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各层各界的意志、共识与追求。尽管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尽相同，对实现民主的途径也各有所执，但在反对封建独裁专制问题上则有最大的共识。正是对这一共识的不懈追求，才使我们党能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与各进步党派、进步团体及其仁人志士结成志同道合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在巩固的统一战线中之所以能够居于领导地位，则是由于有着模范的民主实践与优良的民主作风。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民主联合政府的构建，在社会各界和党外人士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与党外人士交流交往中那种真诚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风范，以及敬重贤能、谦逊包容、平等待人的统战艺术，无不令人折服、信赖和敬仰。这些广泛深刻的民主实践，使统一战线成员保持了自身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更使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拥有了崇高的威望，这是统一战线富有生机活力，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关键。
统一战线必须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在党的统一战线史上，把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明确为一种原则虽然时间不长，但符合百年统战的发展逻辑。也就是说，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一关系来展开的，能不能正确处理这一关系，直接关系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发展。一般而言，社会多样性的存在与发展，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当今的改革开放时期，总体是积极向上、正当合理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方法应力避主观教条、简单机械、绝对僵化，更不能以消极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丰富多彩的社会多样性。我们只有正确处理好社会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统一战线才能达到一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境界，进而不断增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亲和力、影响力和生命力。2022年7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这段重要论述，实际上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方法。
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运用好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史上的一条重要经验。统一战线是个法宝，但能否掌握好、运用好，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领导）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强调的是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因为在激烈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如不争取领导权，就会失去独立性、自主性，甚至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新中国成立后，在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上，必然更多地体现为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具体表现为知晓统战规律，掌握统战方法，富有统战艺术，勇于开拓创新，立足社会现实，不断调查研究，发现新情况，化解新问题。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离不开斗争问题。统一战线不等于一味地迁就、妥协和退让，斗争是统一战线中不可回避的，只是何时斗争，采取什么方式斗争，斗争到什么程度等，必须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采取正确的政策策略。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既要靠领导层加以指导，也要靠广大的统战干部来落实来体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发挥出不可替代的法宝作用，特别是在我们党处于危难之时能够发挥化险为夷之功效，就在于我们党极为重视统战工作，派出大批素质好、能力强、懂统战的干部深入到各个方面从事统战工作。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有的部队同志把胜利只看作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从历史来看，党中央、毛主席对统战工作一直很重视，做得很精心。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作者杨跃进，系《中国统一战线》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