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尘烟》观后感：真实的力量
秦玉龙/文
最近，一部聚焦西北农村的文艺片《隐入尘烟》火出天际，票房一路上涨，从公映首日34.9万元，跃居到日前的9000多万元，且口碑评分颇高，在全网引发广泛讨论，频繁登上网络热搜榜。笔者跟风去看了《隐入尘烟》，影片画面和音响都很自然，两个普通人琐碎平庸的生活，对于从小生长在农村的人来说并不陌生，故事情节也是司空见惯，但很多观众却被马有铁和曹贵英简单而又朴素的爱打动并破防，不少女性观众流着泪看完电影，评价就两个字“真实”。
也有网友认为，影片里呈现出的“绝对贫困”不真实，认为21世纪的西北乡村到处都是小康屋，贫困户有保障政策兜底，不可能出现电影中描述的那种现象，并指责导演是怀着“怨乡”情绪，带着有色眼镜来拍摄故乡，是故意“丑化”西北乡村和农民。
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乡村的西北人、甘肃人，笔者认为，这个故事相对真实。理由有三：一是故事背景不是当下，而是发生在十几年前，因为影片结尾有一行字幕：“2011年冬，老四马有铁在政府和热心村民的帮助下，乔迁新居过上了新的生活。”十几年前的甘肃乡村，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贫困户。二是老四（马有铁）夫妇是乡村贫困户之中的特殊群体——残障人，也是最难“扶起来”的一个群体，他们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境况，不能拿出来与其他农民家庭生活境况进行类比。
如今，精准扶贫政策针对像马有铁这样的家庭有兜底保障，有低保，有生活补助，房子政府花钱修，他们只负责入住。三是对村民冷漠和冷血的刻画，虽然有点“艺术夸张”，但也不是凭空杜撰。凡是在农村生长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如“树先生”“马有铁”“曹贵英”这样的乡村边缘人，很少有人在乎或尊重他们，即便自己亲人也不例外。
还有网友愤怒的批判这部电影，表示这个片子如果放在十几年前看，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如今再来用苦难表达生活不易，就有“抹黑”家乡之嫌，有否定扶贫成果的恶意，导演很有可能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和口味，特意这么编导的，目的就是去国外参展获奖。
一千个读者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对一部艺术作品看法不一，观点不同，实属正常。但是，诟病《隐入尘烟》不真实或“揭丑”的人，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不是新闻报道，也不是纪录片，而是电影，电影是艺术化的再现生活，而不是还原生活。这个影片之所以在海外获奖，或许与影片选择性呈现的“乡村特殊群体”有关，不一定是刻意去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也不存在抹黑丑化，因为影片里展现的场景，在以前的西北乡村真实存在过。《隐入尘烟》之所以口碑炸裂，观者如潮，不是它的故事有多么精彩，表现手法有多么新颖，而是真实，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感染观众。
《隐入尘烟》的导演李睿珺是我们甘肃人，取景地张掖市高台县罗城镇花墙子村，就是他的家乡。大部分甘肃人以前从未听说过或看过他的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很多人特意关注了他。发现这个80后青年导演15年前就独立执导了第一部电影《夏至》，该片还获得了第9届希腊国际独立电影人电影节最佳影片特别奖，并入围了第37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他还执导过《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路过未来》等，基本上都是乡村题材。
还记得多年前的《老井》《秋菊打官司》《黄土地》《红高粱》吗？《隐入尘烟》与它们一个套路，一样风格。虽然这部电影谈不上什么创新之作或精品力作，但能在国外获奖并在国内收获高票房的电影，说明观众喜欢，喜欢就愿意花钱买票去观看，只是观后感不同而已。这些年来，在商业资本的冲击下，国内制片人、导演和演员，有情怀并愿意花钱花精力花时间去拍摄农村题材电影的人，少之又少，而愿意去拍摄乡村特殊群体生存生活状态的人，则更少。
正如《农民日报》评论所说：《隐入尘烟》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拍出了农事劳动的苦与美，也拍出了农人夫妇的善与爱，拍出了农村社会复杂的世情百态，既感染了观众，也治愈了观众，更启迪了观众。有人说《隐入尘烟》和我们印象中脱贫后的农村有很大差别。细心的观众，通过马有铁夫妇结婚证上的日期，会发现电影拍摄的是2011年的中国农村。这部分光影只是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前大历史下的一个微观文本，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生活状态，揭示了农耕文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一些困境。虽然是十多年前的故事，但对于我们做好当前的农业农村工作，仍有不少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