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眨眼长假就过去了。而今年的国庆档注定不寻常。
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形成三“巨头”，联手抬高了国庆档票房天花板，从预售票房开始，一路高歌猛进，6天票房（37亿）超了去年10月一整月票房（36.8亿），挽救了今年电影市场持续大半年的颓势。
接近尾声之时，三“巨头”格局重新洗牌。
《中国机长》上演了逆袭戏码，单日票房反超《我和我的祖国》（但总排仍然第一），而《攀登者》则明显“掉队”。
“掉队”的《攀登者》发生了什么？
从大量的评论中不难看出，批评的声音大多集中在《攀登者》的情感线上，他们认为过多的情感线让故事显得“拧巴”。
不过，也有反驳的声音。
有观众认为《攀登者》作为献礼片，以历史事件为故事原型，在兼顾主旋律宏大议题的情况下，又要满足当下观众的娱乐需求，呈现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情感线的加入尤其重要，目的是在家国情怀与个体情感找一个平衡点，无可厚非。
情感线的功过，仁者见仁。但这样一部国内罕见的登山题材电影，如果讨论仅止于情感线的争议，未免有点避重就轻、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囿于篇幅时长，电影是在复杂的历史事件与史料上进行取舍，对不熟悉《攀登者》这段历史的观众，难免会产生一些误解。
抛开这些争议，《攀登者》在群像叙事与真实细节的视觉呈现上不亚于国外登山片，不失为一部瑕不掩瑜的类型电影。
登山片，作为探险与运动片的子类型，通常涵盖了两者元素。
最早的登山片热潮，来自于二战前夕的德国。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德国涌现一大批的“山岳电影”（mountain films）。
代表人物有阿诺德·芬克（Arnold Fanck）、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等人，拍出《圣山》、《蓝光》等片。背后是电影技术进步与人类对征服高峰的力量崇拜。
到了1953年，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第一次从珠峰南侧登上了世界之巅。
此后，将探险与运动相结合的登山类型片一直长盛不衰。
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1975年自导自演的《勇闯雷霆峰》（The Eiger Sanction），影片在谍战悬疑的故事外壳下，用了一半的篇幅描绘登山，第一次让登山作为一种类型题材，受到了广泛讨论与关注。
登山片成为好莱坞主流的类型片，不时都会出爆款。比如《冰峰抢险队》《八千米死亡线》《绝岭雄风》《挑战巅峰》等等。
2015年国内上映的《绝命海拔》，正是在这一类型发展脉络下而来的，结合了灾难片元素的登山电影。
同年，工业制作高速发展的韩国有一部走小人物温情路线的登山片《喜马拉雅》，在网络上掀起热议。
隔年，日本也将《阴阳师》原作者梦枕貘1998年一部攀登珠峰的小说《诸神的山岭》搬上大银幕。
而彼时的我们，才刚刚突破性地上映一部登山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在登山剧情片的创作上，还处于空白期。
当国外将登山片与各种类型元素融合，“玩”花样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拍出一部登山的类型片。
这就不难理解《攀登者》出现的意义——它不仅填补我国登山类型片的空白，也为以后登山类型片的创作与技术上提供经验，如同《流浪地球》之于硬核科幻片开山般的意义。
电影《攀登者》制作的时代使命，与《攀登者》的故事起源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1953年，尼泊尔籍的丹增·诺尔盖作为英国登山队的高山向导，与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从南坡成功登顶珠峰，这也是人类首次登顶珠峰。
尼泊尔借此大作文章，在与我国的边境谈判中，一度抵认以珠峰作为分界线，叫嚣未曾登顶的中方：“你们都没登上过珠峰，怎么能说它是你们的？”
我国的首支登山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一群从各行各业抽调而来的人，珠峰脚下集结，开始书写我国原本空白的珠峰攀登史。
历史轮回，60年后的电影《攀登者》，就像当年的登山队一样，书写原本空白的登山片历史。
《攀登者》的编剧为著名作家阿来，代表作为摘下矛盾文学奖《尘埃落定》。他曾一度对外宣称拒绝为影视作品当编剧，《攀登者》成了他的例外。
因为阿来对登山题材有着太多执念，热爱登山的他时常爬到5000-6000米的高峰观察“生命的痕迹”。
对登山英雄如数家珍，曾先后走访过诸多登山家，深度接触过我国1960年冲顶珠峰的4人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刘连满。
他接下《攀登者》剧本创作任务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兴奋地一口创作了总共79章的电影剧本。阿来在后来的采访中透露，他试图通过剧作勾勒一幅60、70年代登山使命下的人物群像画。
电影《攀登者》在扎实的剧作基础上，每一个人物得以被塑造得饱满立体，每一个行为都能寻根到历史原型。
吴京饰演的方五洲，分别参照了刘连满与王富洲两个原型人物。
电影一开篇展现了1960年，四人组攀登时雪崩的惊险画面，是改编自王富洲真实经历。5月24日，当时老队长许竞一行四人准备从海拔8500米的营地突击顶峰，突然因体力不支倒下。
王富洲临危受命，接下队长的职责，屈银华替补加入4人组。而方五洲搭人梯的历史事件来源于刘连满，当时4人组历经艰辛，终于来到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指北坡路线上8680—8700米之间的一道非常陡峭的岩壁。
多次尝试攀爬，都摔得够呛后，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方式。托着队友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爬上了岩壁，但他自己却因为托着100多斤的队友一个多小时，导致体力不支，只能放弃攀爬。
先爬上去的屈银华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电影里失去脚掌的张译，参照的人物原型正是他。
当时屈银华实在不忍心以布满钉子的高山靴踩在队友肩上，便毅然决定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往上爬，但没想到穿着的鸭绒袜子太滑差点摔下去，屈银华又不得不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就这样，近乎裸脚的爬上了岩壁。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脚趾和足跟被彻底冻坏的屈银华不得不选择截肢。
另一个被截肢的是夏伯渝，胡歌饰演的杨光的原型人物。
阿来原著剧作中，把夏伯渝改名夏伯阳，意在将其与苏联同名的战斗英雄作比。并赋予了夏伯渝原型性格，他原本队里最淘气一个人，在登山队里慢慢成长，从不成熟到成熟。
所以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胡歌饰演的杨光，是最不严肃的一个人物，承担了部分喜剧的戏份。
当年26岁的夏伯渝，曾距顶峰只有两百多米，但因所在小组7名队员冻伤，不得不撤退。下到8200米高度扎营休息时，夏伯渝在零下25°的酷寒中，将睡袋让给了一个小次仁多吉的队员，该队员因意外背包落在了半路。善良的夏伯渝没料到醒来的第二天，他双腿再也站不起来。
失去双腿的夏伯渝并没有放弃，43年后的2018年，成为中国第一位登顶珠峰的障碍人士，这也是电影最后呈现的一幕。
饱受争议的人物李国梁，也是完全参照原型人物邬宗岳。1975年第二次攀登珠峰时，邬宗岳负责登珠峰影像拍摄及心电遥测任务。
担任突击攀顶的队长时，他已经42岁，是队里年纪最大的。当时有些体力不支的邬宗岳，在零下30°雪地里裸露手脚长达20多分钟，向大本营发射心电讯号，接着为了拍摄效果解开与队员的编组绳，不幸发生了，邬宗岳坠崖。
电影里给李国梁所加的感情戏，虽然不属于他与黑牡丹，但也不是空穴来风。黑牡丹的原型人物为潘多，1975年中国第一位攀顶的女性登山家。
阿来将其采访到的西藏另一个女登山家故事，移植到了黑牡丹身上。西藏共有14座高于8000米的山峰，一对夫妇在登其中一座山峰时，丈夫牺牲了。后来这位女登山家成功登顶的这座丈夫牺牲的山峰，并把其骨灰留到了山顶。
人类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
逝世于珠峰的英国著名登山家George Mallory说：“因为山在那里。”（Because it’s there）
从上个世纪20年代，有着冒险精神的大英帝国，开始盛行专业的登山俱乐部，也正是从那个时候，人类开始了对于珠峰的攀登史。
1921年，在阿尔卑斯登山俱尔部和皇家地理学会组织下，英国组成了历史上第一支珠峰远征队。不难看出，消耗大量财力的登山运动诞生之初，是一种属于贵族的游戏。
那么，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
除了时代赋予的国家使命，《攀登者》以群像故事还原了每一个人物攀登动机的来龙去脉。
每个人物在国家意志的号召下，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完成了个人不同的人生夙愿。
电影没有说教，也不故作深沉，人物在集体荣誉与个人安危取舍之间，给出了多样的答案，不是一味的非黑即白……找到了个人和国家意志之间一个平衡点，诠释了一种新的英雄主义。
随着人类登山技术的发展，“商业登山”盛行，每年都有数百人登上珠峰，珠峰不再神秘。
如今越来越关注个体价值的年轻一代思想中，《攀登者》像是一个异类，逆流而上地将一段渐行渐远的传奇搬上银幕。
电影努力结合新的数字技术，在动作和视觉上氛围营造上，还原给年轻一代观众最真实的记忆。
不否认，作为后来的年轻一代观众，我们很容易发现前人的不足，《攀登者》里的每一个人物并不完美，就像电影《攀登者》一样，它的制作并不完美。
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拥有的“攀登”精神，冒险与开拓，甚至创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