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知道这是导演的处女作，你一定会惊讶于《送我上青云》这部电影的完整度与思想深度。
在这次上海百丽宫影城（陆家嘴中心店）的导演见面会中，作为影控传媒的签约媒体人，我有幸代表圈哥观影团对滕丛丛导演进行了独家采访。
李银河女士评价《送我上青云》时说，“非常直接且少见的面对了女性的性愉悦权利。”
影片确实如李银河女士所说，是以姚晨扮演的“盛男”为中心，也融入了很多关于女性的思考，这在当下是罕见且直白的。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送我上青云》整体更像是一副生动的社会人物全景，既展现了女性的无奈，也展现了男性的压力。影片以一种非常生动幽默的方式，解构了当代男女青年的迷惘与反思。
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代里的浪潮里翻滚腾挪，就无法代入到“盛男”情感变化转折的合理性当中。
“我本人是第一代计划生育出生的小孩，从小就被教育男女都一样，我周围有很多女性朋友或者同学叫做’胜男’或者‘亚男’。但是，这些女孩子在成长中的第二性征被弱化掉了。”
在电影中，盛男穿着夹克，性格大大咧咧，像男孩一样成长，直到人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使得她开始尊重和顺从自己心里的第二性征，尤其是对主动索欢的直观呈现，塑造了近年来中国电影里极为罕见大胆的一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送我上青云》并非刻意渲染女性权利，而是因应“历史遗留问题”，探讨在特殊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在时代洪流中面对个人与社会的取舍。
比如开篇姚晨所饰演的盛男，在刚刚对伪造纵火而评上英雄的李总进行尖锐讽刺后，盛男拉开车门就看见了李总那张不满的脸，这种反差和意外让现场所有观众都笑出了声。
再到后来她竟然要靠为李总的父亲写自传，来获取自己治病的费用，她的拒绝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影片的笑点，慢慢的升华成了一种非常严肃的黑色幽默。
一个拥有高学历与职业操守的人，穷到没钱给自己治病。
一个肥头大耳且毫无文化的人，却拥有万贯家财。
这是一种对现实生活最高级的讽刺，更加讽刺的是，盛男不得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接受了这份合作。跳进历史的长河中，《送我上青云》流露出的这种对现实的关照，显得那么贴切、自然。
在取舍的主线之外，《送我上青云》也弹奏了“弦外之音”，通过更饱满的形象，摆脱中国电影的扁平化角色的塑造体系，与社会现实完成更广泛的“连接”。
这种“连接”在电影中是全面的，包括了对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不同环境里的生存状态的刻画，也因此被不少观众评价为“诉求太多，挤压了主线”。
但在有限的介质里，传递更多的表达的初衷，并不应被过分苛责。共情，有时候是一个点，有时候是一个面，拿捏得当，才是关键。
在电影后半段，拍摄地贵州占据了重要的场景化和反映人物心理活动的位置。这与常年在北上广这样的钢筋水泥的城市中打拼的四毛、盛男形成了一种现实的关照——亦即是抵达更广泛的社会现实。
在滕丛丛看来，贵州是一个很“野性”的地方：城市开发程度低，山川河流散发着大气的美。
但是，非当地人的她，也意识到自己无法像怀揣着乡土情怀的贵州籍导演毕赣（《路边野餐》）一样，把这个地方的人情风物完美移植到电影当中。
在她设计的镜头之下，野性的贵州，被“架空”成了烟雾缭绕的小城，伴随着雾气、水汽缓缓上升，将散落在这里的人物，串联成了一副人间烟火的图景。
“你回到老家真的就是打牌、打麻将，每天过得闲云野鹤，没什么班要上，下午哪怕有工作，你迟到了，今天就不去了，就在家呆着，压力也不大。”
滕丛丛直言，这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大家的人生选择不一样。有的人活得很努力，如果这个小城跟我的气场不合，那我就去北上广这种地方去打拼。
基于这种对生活细腻地探查，《送我上青云》在进入影像的转化上显得特别的包容，以盛男为主线的女性议题只是其一，它希望“生出更多的分支”，在社会的大熔炉里探讨更多的话题：从世人的不解到盛男的取舍与选择，合理性就得到了解释。
滕丛丛以电影中的“四毛”举例，他本名叫毛毳。“毳是指寒毛，是人身上最细小和微不足道的一种毛，渺小得像是广大社会中的一颗小螺丝钉。”
渺小与平凡呼应，真实的人生就藏着这组关系的背后，也是电影希望观众主动去发掘、代入的共情设置。
《送我上青云》意图去展现真实人生中“动人和凡人并存的一面”。用心思敏感的滕丛丛的话来说，真正有趣的、鲜活的人都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打动人的一面，也有为人不齿的一面。
刘光明，善良却虚荣，伪装但内心胆小，缺乏反抗意识。“如果你用一两个词形容的话，这都不叫一个人。”她说。
“你觉得（每个人）互相矛盾，但是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人，越复杂的人物越有魅力。 ”
盛男在摆脱自我性征与社会外在因素的束缚上，最终迎来了开阔。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源自曹雪芹的《临江仙·柳絮》，它的前一句是“韶华休笑本无根”，意指“别笑它无根无底，也别笑它轻微”，遇上好风，便也能青云直上。
对待任何事，都不要没了希望。人生如电影，电影有人生，送我上青云。
特别感谢：上海百丽宫影城（陆家嘴中心店）为本次采访提供场地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