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典老片《海上钢琴师》修复版上映，许多影迷都迫不及待去影院打卡。
这部拿奖无数的电影，讲的是一个被命名为“ 1900 ”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他一生都没有离开也不愿离开这艘船。最后，当报废的船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时，他选择了和船一起葬身火海。这个结尾让很多观众都飙泪了。
1900 是一个虚构的角色。但他不愿弃船而去的决绝，总让我联想到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那就是犹太裔奥地利作家斯蒂芬 茨威格。
茨威格的终局，大家都知道：二战爆发后，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流亡到巴西，在 1942 年 2 月 22 日，和妻子一起自杀结束了生命。
正如人们觉得电影里的 1900 明明可以选择下船一样，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处在 1942 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的茨威格，似乎也没到穷途末路的境地。
首先，他没有像无数同胞那样被关进集中营，受尽非人折磨。其次，虽然他流亡海外，但因为作家的身份，他在巴西还是受到了一定的礼遇。在财务方面，他也是宽裕的，即便战时也能衣食无忧。还有他的著作，虽然在德语世界成了“大毒草”，被纳粹党付之一炬，但毕竟还有其他语言的译本在多国发行。简单说来，若要比惨，他肯定不是最惨的。
今天的我们，甚至会马后炮地反问：1942 年，距离二战结束只剩三年了，为什么茨威格就不能再忍一忍呢？熬到胜利就好了呀。
殊不知，在当事人心里，事实就是铁一般的：不能忍。每个人心里，或许都有一条不愿下去的“船”。
茨威格的“船”，从 1881 年 11 月 28 日启航。一百三十八年前的今天，他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生活富足的犹太家庭，父亲是纺织工业家，母亲则出身于开银行起家的布雷陶厄尔家族。他在故乡完整地接受了老式的精英教育，然后在 19 世纪的最后一年，摔上了旧时代的大门；在跨入新世纪的同时，也跨出了国门。
他选择去德国柏林读大学不是没来由的。1900 年的柏林，正从一个王国首都向世界城市过渡，每天都有新鲜的事发生。大学期间，他在巴黎、伦敦各地漫游，几乎走遍了欧洲，广泛结交不同国籍、说不同语言的朋友。
在 1910 年和 1912 年，他分别去印度和美国旅行。要知道，那可是一个世纪以前！当时的人普遍比较节俭，活动圈子不超过本国，能去海外旅行的人，无论身处哪个阶层，都算另类。从印度回来，他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将欧洲看成这个世界的永久轴心”；而美国，是他受沃尔特 惠特曼感召而去的“跃动着新韵律的土地”，代表一种“即将降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
可以说，早在 20 世纪初，茨威格就已经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即便放在高呼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他也是个最拉风的青年。难怪西方评论界将他誉为“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人”“欧洲的世界主义者”。他早早就感知到欧洲应该是一个多民族融洽的共同体，并且不是作为有野心的政治家，而是作为一个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感知到这一点。
很多年以后，茨威格回忆起自己三十二岁的那一年（ 1913 ），写道：“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坦和光明。”然后，时间就到了 1914 年的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撕裂了一切，他风和日丽的前半生，也就此翻篇。
青年时期的茨威格
一战发生了什么，历史书上都有记录，毋庸赘述。重点是一战期间，茨威格清醒地让自己游离在了时代狂潮之外。体检不合格，让他免去了服兵役，万幸地不用上前线“拿刺刀扎进俄国农民的肚肠”。他也不愿像许多作家那样，为本国参战的正义性摇旗呐喊，写一些刻意拔高的宣传文章。他坚持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肯定要做一位世界公民”，这是他给自己定的“人设”。他在战争档案馆找了份闲职，业余时间不停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战争，宣扬和平与人道主义。“和平”在当时可不是什么主旋律，为国家流血牺牲才是。总之一战伊始，他就已经不合时宜地致力于未来的相互理解，认为欧洲知识分子之间需要建立纽带并为此付出努力。
最可贵的要数他和罗曼 罗兰的深厚友谊。罗曼 罗兰是法国人，在一战中，法国和茨威格所在的奥匈帝国是对立的。但他们的友情没有成为时代的炮灰，在精神上，二人始终是同路人，反而由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通信。
罗曼 罗兰
也许正是因为当别人都在发烧、狂躁时，茨威格选择了回归自己的内心，重新审视世界、人性，所以在一战结束后的十年里，他可以很快地、平静地回到自己的书桌，迎来了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高峰期。他最畅销的作品，大多写于这一时期。
《三大师传》开启了他传记写作的成就之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成为所有学校都在读的作品，很快就突破二十五万册的销量……他的每一本书，在德国发行的第一天就能销售出去两万册，这还是没有在报纸上刊登任何广告所达到的成绩。法国、葡萄牙、阿根廷、挪威、芬兰、中国等几十个国家的出版社也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当他看到日内瓦国际组织“知识界合作”的统计数字时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是当时被翻译得最多的作者。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茨威格的传记作品《罗曼 罗兰》就已经被译介到中国。不过中国大众最熟悉的茨威格作品可能还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曾经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徐静蕾导演。
然而，1933 年希特勒掌权后，茨威格一夜之间成了纳粹黑名单上的作者，只因为他是犹太人。一战期间，他尚有发声的机会，但这一次，他被剥夺了在德语世界发表作品的一切权利。
1934 年，茨威格移居伦敦。1938 年奥地利沦陷，昨天他还是消费外汇并纳税的外国绅士，今天就成了要申领无国籍者护照的“难民”，一种所有国家都不会给予充分信任的低人一等的人。最沉重的一击来自 1939 年 9 月，就在他和第二任妻子登记结婚之际，德国入侵了波兰，二战爆发；两天后，收音机告诉他，英国对德宣战。这个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并且早就被德国排挤出去的奥地利人，忽然强行划归为德国人，又被推到了英国的对立面。
政客们大笔一挥，茨威格整个一生奋斗的意义就变成了荒谬。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这种幻灭感：“那是一种让人神经备受摧残的感觉，清醒地睁着眼睛踏入虚空当中，知道自己无论在哪里立足都可能片刻之间再被赶出来……我内心最深处的任务，四十年来我为之付出全部信念力量的工作——欧洲的和平统一——全部成了泡影。”
1941 年迁居到巴西后，茨威格也没能就此逃离欧洲以及对欧洲的忧心。技术带来了信息的同步，对他无异于一次次的补刀：南美洲的报纸能在第一时间让他得知老友被暗杀的消息；远隔重洋，他也能在收音机里听到希特勒发疯似的演说。巴西的阳光充沛而灿烂，但那一年的茨威格已经六十岁了，他太累了，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再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茨威格和妻子在彼得罗波利斯服药自尽
走到人生边上，茨威格依然笔耕不辍，在巴西完成了自己的最后几部作品，包括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他以莎士比亚《辛白林》中的句子作为这部回忆录的题记：“让我们泰然若素，与自己的时代狭路相逢。”
在与自己的时代狭路相逢时，茨威格到底算不算泰然若素呢？可能乐观主义者觉得他选择自杀，不够泰然若素；在评论界，说他是“怯懦的知识分子”的，也确实大有人在。而悲观主义者则会觉得，在选择自己的归宿上，茨威格是泰然若素的，怯懦是因为自知恐惧，主动留在自己的精神之船上，确保自己不因为迎合而陷入疯狂，这是不残酷者的共性。
在韦斯 安德森自编自导的著名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男主古斯塔夫从造型到精神气质都神似茨威格。
“人生的真正轨道由内在力量来决定。不管我们的人生道路看起来如何混乱而无意义，偏离了我们的愿望，它最终还会把我们引领到我们那看不见的人生目标。”在为他人作传时，茨威格似乎一早就预言了自己的命运，虽然他自己未必意识到。不难发现，他对失败者情有独钟，最成功的作品几乎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即“失败者在灵魂上的优势”。
以《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为例，光看书名，怎么都应该是一部“明星大全”或“成功学指南”之类的书；实际情况却是，除了写列宁等人的个别篇目，这几乎就是一部“炮灰列传”。但茨威格用自己的文字重新解读历史的偶然与巧合、人性的各种可能，让失败者和胜利者一样被历史铭记，甚至比胜利者更有光芒。
《布达佩斯大饭店》在片尾字幕上打出
“灵感来源于斯蒂芬 茨威格的作品”，
曾让很多铁杆“茨粉”潸然泪下。
大浪淘沙，茨威格的书会留下。
想看就点我吧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奥]斯蒂芬 茨威格 著
高中甫 潘子立 译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是奥地利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部历史特写集，收入历史特写十四篇，揭示人类生命进程中，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命运走向的“关键时刻”。作者用十四幅精彩的人物画像将这些历史玄妙的瞬间延长、放大，使我们能够读到奇特命运下个人的遭遇和心灵，他们或成功或失败，或辉煌或黯淡，或激情或绝望，但都凭着发现、创造与拼搏，构成了象征着人类信仰的闪耀群星。
国家统编语文教科书七年级下的课文《伟大的悲剧》即节选自本书中的《南极争夺战》（一译《夺取南极的斗争》）一章。
《三大师传》
[奥]斯蒂芬 茨威格 著
申文林 译
《三大师传》由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位杰出的文学大师的传论组成。作者茨威格通过对传记对象内心世界的分析，解读其作品风格形成及命运遭际的必然性，塑造了“一个巴尔扎克人物，一个狄更斯形象，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既是19世纪“独特的伟大小说家传记”，也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小说家的心理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