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三萬里》作為一部動畫電影或許並不適合低幼年齡段的孩子觀看，因為它並不追求兒童情趣，而是在表現高適和李白的半生蹉跎中，融入了厚重蘊藉的人生滄桑和歲月感慨。同時，影片在情節設置上也不迷戀因果式線性結構的單純明朗，而是讓處於人生暮年的高適，在即將被吐蕃大軍圍困的絕境中，向監軍徐公公講述前塵往事，進而展開雙線的迂迴與纏繞：情節向前溯洄，高適回顧了他和李白聚散有時的全部過程；情節向前進展，觀眾看到高適如何巧妙布局，絕處逢生，大敗吐蕃，迎來人生的翻盤。當情節在“現在”和“過去”不斷跳切，這對觀眾的觀影門檻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影片雖然選擇了動畫片的形式，但講故事的方式比較成熟，歷史背景比較宏闊，思想內涵比較深刻，這都不是一個孩子能輕易接受並理解的。影片中雖然出現大量觀眾耳熟能詳的詩句，但我們不能僅僅從文學鑒賞的角度，來感受唐詩傳承千年的經典魅力，而應結合詩人的處境和心境，探尋這些詩句中的情緒邏輯和時代隱喻，進而完成對於詩人心路歷程的細膩捕捉和對人生哲理的敏銳把握。
高適和李白並非摯友，只是彼此人生匱乏的鏡像
一般來說，影片要表現兩個人之間情誼的深沉綿遠，會強調兩人有共同的愛好，有價值觀的內在契合，會在對方危難之際挺身而出，會對對方有真誠的關心和熱心的幫助。高適和李白兩人看起來情同手足，互相引為知己，但兩人實則有太多“貌合神離”之處。在個性上，高適踏實沉穩，堅韌內斂，李白則狂放洒脫，奔放不羈。高適對於李白的放浪形骸心存異議，李白也沒有真正視高適為摯友。李白與高適在黃鶴樓離別，相約一年後的揚州之約時，顯得頗為誠摯，但一年後待高適真的到訪，李白卻已經全然忘記了這個約定；李白在長安短暫發跡時，寫信邀高適到長安共圖大業，等高適滿懷期待赴約，李白卻沉醉於醉生夢死中，對高適的到來頗為驚愕。這就證明，兩人根本談不上情投意合，心有靈犀。
高適是一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他苦心修鍊，只為提升自己；他耿直仗義，默默忍受貧苦單調，但一旦有機會，他會全力以赴，不惜其軀。對比之下，李白雖然才高八斗，實則活得感性和隨性，他會在一次碰壁之後洒脫一笑，會在多次碰壁之後消沉麻木，會在偶爾得志時縱情聲色，會在內心苦悶時遁入道門，又會在修道無所成之後消極避世，並終於耐不住寂寞投靠叛軍。可以說，高適與李白雖然都曾有“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窘迫與憤懣，但兩人實非一路人。
兩人之所以會產生一生的羈絆，除了機緣巧合，更因為彼此都在對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匱乏和渴望。高適為人拘謹，心事重重，羨慕李白身上那種瀟洒不羈的氣度，以及在作詩上似乎毫不費力的才情，因而對李白有着深深的仰慕和鍾情。李白為人不拘小節，大開大合，做事缺少定性，思慮過於隨性，因而也渴望像高適那樣能夠沉靜專註於內心的渴望，從而成就不一樣的人生風景。
因此，我們對於高適與李白之間的友情，不能簡單地用性格互補，或者有過患難真情來解釋，而應看到兩人對人生的態度、對理想的追逐，有着內在的不同。高適作為一個心思單純坦蕩的人，看到李白在揚州的糜爛生活後極為不屑，看到李白在長安花天酒地心生厭惡，看到李白為了改換出身，情願入贅為婿極為痛心，尤其看到李白不分是非，為叛亂的永王做幕僚而極為震驚。
也許，影片中的李白是謫仙人，高適則是世間的普通人。但是，才情過人的李白，輸在沒有毅力，人生沒有明確的目標，更沒有為某個目標鍥而不捨的決心，因而有一種渾渾噩噩的虛度；高適看上去木訥笨拙，實際睿智通透，能夠一眼看穿永王的狹隘與短視，同時也能在哥舒翰的悲劇中看到一代忠臣武將的宿命，並用極深的思慮布下絕妙之局，並在功成之後將功勞全部讓給別人。
影片對於高適與李白，實際上有着明顯的褒貶，這不僅是影片對於觀眾的一種人生警示與告誡，實則也是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之處。依照我們對於歷史人物的固有印象，只會想到李白身上浪漫飄逸的一面，卻無法洞察他人格上的缺陷。或者，我們對於高適的仕途成功，從歷史書寫中也只會得出“時也運也”的感慨，卻無法燭照高適身上的性格優點。影片超越對歷史人物的刻板刻畫，揭示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複雜性，進而為觀眾提供了諸多人生況味和啟示。
高適和李白的半生蹉跎，映照的是大唐百象
既然《長安三萬里》的主題並不是禮讚高適與李白的友情，那就說明影片在別的地方藏了機鋒，即通過兩人的追逐功名之路，勾勒出特定歷史時期的時代風情和內在機理。高適武功蓋世，懷有光耀門楣的強烈衝動；李白才華過人，渴望實現人生抱負，但兩人過得顛沛流離，人生之路泥濘崎嶇，再加上同時期的偉大詩人大多落魄，這足以證明大唐盛世背後的僵硬和腐朽。
《長安三萬里》雖然有着非常浪漫恣意的一面，那是關於高適與李白的多次相逢與告別，是李白等詩人在長安、揚州的得意盡歡。但是，影片也有非常敏銳辛辣的一面，那是關於大唐盛世表象之下的腐爛與固化的揭示。雖然，大唐為天下有才之人提供了多種晉陞的渠道，如科舉、行卷、制舉等，但是，李白作為商人之子，沒有參加科舉的資格，也不可能得到行卷或制舉的機會，這就使李白只能在一次次碰壁之後放浪形跡；高適雖是名門之後，奈何家道中落，空有一身武藝和報效國家的忠心，但讀書的資質過於平庸，同樣不能受到重用。
李白和高適的半生蹇促，實際上就是對大唐的用人制度、官僚制度、文化生態和等級制度的一次近距離觀察、體驗和透視。由此，我們深深地理解了高適、李白這些人的苦悶，他們為了“上位”，不得不費盡心機，只為在王公貴族面前留下一個好印象。尤其是高適，一度覺得是自己不夠優秀，所以回老家潛心求學，奈何雖年歲漸長，仍是一事無成。這說明，李白、高適、王維、哥舒翰這些文人雅士、賢臣良將，只是那個時代的棄兒，他們不受重用，是因為他們不可能進入權力中心；他們受重用，是因為縫補乾坤時需要他們用血肉去填充。可見，影片對於大唐盛世有着清醒的認識，對於有志之士的人生浮沉也充滿了感慨和同情。
在《長安三萬里》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許多詩人，也可以聽到許多經典名句。影片試圖表現在大唐由盛轉衰的歷史境遇中，這些才華橫溢的詩人，走出了不一樣的人生軌跡，要麼瀟洒，要麼孤高，要麼放浪，要麼憂鬱，要麼麻木，但一無例外都比較潦倒。這是詩人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哀。
影片並不想回到歷史現場，而想回到詩作創作現場
影片的另一重野心就是回到詩人創作那些名篇的現場，為觀眾還原某些詩作創作的真實情境，讓觀眾能夠更為真切地領悟那些佳句背後的真情流露和深層意蘊。如李白的《將進酒》，是他通過道士考核之後，與眾友人縱情飲酒時所作；李白的《早發白帝城》，表達的是他在流放路上遇到大赦的輕快心情；高適《燕歌行》中的“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亦來自他的親身經歷……如此一來，我們明白，那些流傳千古的詩句，絕不僅僅有工整的對仗、華麗的詞藻、絕妙的修辭，也不只是抽象的文化傳承，而是融注了詩人的諸多人生感悟和世事感慨，當然也折射了詩人豐厚內蘊的情感。它們才是這些詩作的靈魂，也是這些優秀文化的內在血肉和筋骨。
影片中，黃鶴樓多次被毀，但高適覺得不必悲傷，只要那些詩句還在，黃鶴樓就會在；同理，只要那些有關長安的詩句代代相傳，長安就永遠不會消失。但是，這些散落在詩、書中的時代印跡，終究會隨着一次次的傳播而變得輕淺和模糊，最後成為空洞的文化名詞。在此背景下，《長安三萬里》的創作就極具誠意和野心，分明想穿透歷史的塵埃，讓觀眾與詩人完成心靈交匯和情感共鳴。
當然，影片在大軍被困的驚心動魄形勢中，讓高適向徐公公講述他與李白的往事，固然可以營造節奏和氛圍上的強烈對比。但是，由於這段回憶涉及的人生經歷太長，這些經歷又過於跌宕起伏，節奏或舒緩平靜，或張揚豪放，或痛苦憋屈，與超敘事層的情緒實在相差太遠，氣質上難以統一，難免會讓觀眾覺得，高適所講的內容有些瑣碎，節奏拖沓，又缺少相應的衝突和張力，鬆散冗長。同時，對於高適在超敘事層的布局，由於鋪墊得不夠，沒有留下伏筆，許多細節交代得不清楚，當高適突然運籌帷幄時，會讓觀眾覺得最後的轉折和揭秘顯得有些突兀。更重要的是，徐公公作為唯一的聽眾，出場有些倉促，觀眾在對徐公公了解有限的背景下，也難以估量高適所講的故事對於徐公公的內心觸動，最後只能由徐公公直白地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此外，高適的講述分成了幾條線索：高適致仕的坎坷，高適與李白的友情，李白洒脫悲情的一生，大唐邊關的困境，等等。在這種多線索的交織中，固然可以體現一定廣度的社會輻射面，但同時也容易使敘事失去焦點，最終流於平淡散亂。
當然，這些不足都不足以折損影片的光芒。《長安三萬里》看起來是由無數詩人、詩句包裝起來的大唐悲歌，是由時代的盛極而衰作為背景勾勒的友情綿延軌跡，但影片明顯更着力於刻畫中國文人的風骨，詠嘆中國文化中那種剛健質樸的家國情懷和個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不朽。影片不僅可以作為歷史的切片，讓觀眾由高適的眼睛，去發現大唐內在的諸多弊病，還可以作為一種人生範本，讓我們把李白和高適作為一反一正的兩種人生答卷，得到諸多人生警示和借鑒。（作者：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教授、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 龔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