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鬥歷程中，統一戰線作為一種大戰略、大智慧貫穿其中，有其明顯的發展脈絡。
民主革命時期的統一戰線
中國統一戰線的源起與建立。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近80年艱苦探索讓有識之士堅信，中國社會的前途命運，出路在於民主與科學。這是仁人志士的共識，是中國革命的背景發端。如何實現民主與科學，共產黨人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一大上研究討論了統一戰線問題，之後又在列寧與共產國際的幫助下，立足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際，在中共二大上議決實行統一戰線，中共三大又決定與國民黨實行合作。可以說，統一戰線與黨相伴而生，從一開始便承擔了既要解放全人類的使命，又要完成建立真正人民共和國的重任。就近期目標來說，要打倒列強、剷除軍閥、興起國民革命，就必須在工農運動的基礎上，與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建立聯盟。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標誌着國共兩黨建立了第一次合作，由此揭開了國民革命的新篇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標誌着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到農村去鞏固與拓展工農民主統一戰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革命形勢陷入低潮，我們黨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不得不把革命重心從城市轉入農村創建根據地。然而，到了農村要立得住、站得穩、得人心，就必須團結和動員更加廣泛的農民群眾，以鞏固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統一戰線，而要鞏固這個統一戰線，最基本的政策措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讓耕者有其田。當然，及時把握調整土改政策，顧及地主、富農、中農的生活與利益，也是鞏固工農民主統一戰線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伯承、鄧小平等黨內很多同志的努力下，開展了不少統戰工作，工農民主統一戰線得到了拓展：如在國民黨部分軍隊中開展兵運和聯絡工作，使廣西李明瑞的一個師變為紅軍，使江西第26路軍宣布起義；又如，與宋慶齡團結奮鬥，積極支持她創辦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更加堅定了她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信任；再如，促進文化界的聯合與鬥爭，加強了對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團結了大批知識分子，打破了國民黨的文化「圍剿」，有力配合了黨的政治軍事鬥爭。工農民主統一戰線的拓展，對於我們黨在長征中突破重圍、化險為夷，進而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到了顯著的作用。
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不懈努力。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之侵華野心昭然若揭，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全國的抗日怒潮此起彼伏。在關係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們黨第一時間表明了堅決抗日的態度，高舉抗日義旗，呼籲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於1935年發表著名的《八一宣言》（《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第一次較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把統一戰線的範圍由工農兵學商擴展到各黨各派各行各界各民族。是年底，黨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立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對此毛澤東從理論上進行了系統論述。為踐行這個策略方針，我們黨派出大批得力幹部和廣大群眾一道投身抗日救亡，參與、組織和領導了全國各界救國會；同時，與地方實力派加強聯絡，商議合作抗日大計。毛澤東等還親自給國民黨左派及社會著名人物如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宋慶齡、蔡元培、馮玉祥、許德珩、杜斌丞等寫信，讚譽他們的愛國情懷，陳情抗日大義。這些大量而細緻的工作，有力推動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由於我們黨極為重視與加強西北軍楊虎城、東北軍張學良的統戰工作，使黨中央1935年到達陝北後，便與他們形成了團結抗日的「西北大聯合」。而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則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深入發展的結果。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國共兩黨的合作更為緊迫。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終於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對此發表談話，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標誌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進一步闡明瓦窯堡會議精神。
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踐行者、捍衛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強調，要取得抗戰勝利必須實行全面的抗戰路線，即實行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在這個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權。為此，全面抗戰伊始，我們黨便奔赴前線，配合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戰場，同時開闢敵後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展開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及時克服糾正「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通過在十個多城市設立的八路軍辦事處，動員、支持和組織各黨派、各少數民族、華僑華人、文化界人士等團結抗戰，不斷充實壯大統一戰線。在抗日根據地，我們黨重視「三三制」政權建設，重視團結和吸收知識分子，充分體現抗日民主政權的廣泛與包容。即使在抗日根據地最為艱難困苦的時期，我們黨也仍然堅持團結抗日，把一切有益於抗日的因素都爭取、轉化和團結起來，如設法營救和保護在香港、蘇北等地區的文化界人士。在國民黨統治區，黨中央及其各分局把人民民主的權利視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在領導和促進民主憲政運動中當仁不讓，一直站在鬥爭的前列。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摩擦，我們黨高舉團結抗戰進步的大旗，反對分裂投降倒退，運用「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以鬥爭求團結，化解了一次次危機。
為了和平、為了民主，為了新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要求和平民主，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願望，而實現這個願望則是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重大使命。我們黨明知蔣介石必定要發動內戰，但哪怕只有一絲希望，也要去爭取和平，毛澤東等共產黨人正是懷着這樣的真誠毅然赴重慶談判；我們黨明知蔣介石必定頑固堅持獨裁專制，但仍然與民主黨派一道參加了舊政治協商會議，為推動政治的民主化而鬥爭。然而，國民黨不久就撕毀政協協議，全面內戰爆發。1947年，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黨中央召開十二月會議，把組成最廣泛的「民主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作為一個最基本的政治綱領提出了出來。為此，我們黨領導下的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和國民黨部分將領的起義投誠，形成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強大陣容，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1948年4月30日，黨中央發佈著名的「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6月，統一戰線各界各方面人士會集北平，共商建國大計，召開新政協籌備會。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召開，標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及其統一戰線的偉大勝利，是統一戰線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開。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在中南海合影。
新中國成立後的統一戰線
在五星紅旗下向著社會主義邁進。新中國成立後，統一戰線面臨著新的形勢和任務，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的任務，恢復國民經濟，鞏固新生的政權，投入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便是義不容辭的。在黨的領導下，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有一個過渡時期，因而在如何認識和處理民主黨派、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宗教等關係問題上需要有一個新的視角和科學定位，需要有正確、合理、謹慎的政策。因此，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特彆強調，全黨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第一、二、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按照《共同綱領》，明確了相關的理論政策，糾正和澄清了一些錯誤思想認識。如「三反」「五反」運動後，把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提高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明確民族資產階級已不是中間階級，但仍然具有兩面性，要辯證地認識他們，堅持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取代《共同綱領》成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從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但作為政治協商的統一戰線組織繼續存在。
統一戰線在曲折調整中行進。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建立起來，如何把統一戰線成員更好地團結起來，以嶄新的思想姿態投入社會主義建設，黨中央批轉了中央統戰部制定的統戰工作「七年方針」，其中把教育工作作為統一戰線的中心工作。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相互監督」的方針，進而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9月中共八大召開，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要繼續鞏固和擴大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貫徹中共八大會議精神，中央統戰部召開會議，在工商聯、知識分子、人物安排、地方政協等問題上出台意見，特別是根據中央要求，發出了關於進一步開展統戰工作檢查問題的指示。然而，1957年情況發生了變化，急風驟雨式的反右派鬥爭給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事業造成了挫折。我們黨也察覺到了存在着的嚴重問題，並注意採取措施加以調整緩和，如1958年第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提出，對統一戰線應當貫徹「弛」的方針，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不要總是斗下去，把弦綳得那麼緊，而要調動他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為此，對工商界宣布「五不變」政策（定息不變，高薪不變，政治安排不變，學銜制不變，根本改造不變），明確在黨外人士中不開展「反右傾」運動，為部分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帽子，進而檢查糾正違反統一戰線政策的「左」的錯誤，改善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等。「文化大革命」中，黨的統戰工作遭到衝擊，廣大統戰成員和統戰幹部受到殘酷的打擊與迫害，統戰組織活動被迫停止。不幸中的萬幸，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的努力與關心下，特別是周恩來為維護統一戰線作出的最大努力，才使統一戰線得以艱難延續，一大批著名人士和專家學者得以保護，統一戰線的損害得以減輕。
統一戰線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現了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全面撥亂反正，是我們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黨的統一戰線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宣告結束，團結社會各民族各階層從事經濟建設的時期來到了。恢復人民政協、民主黨派、工商聯等統一戰線領域的工作，平反冤假錯案，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等，都提上了重要日程。這些政策舉措的最大效果，就是極大地調動和改善了國內外的各種積極性和社會關係，「把一切能夠聯合的都聯合起來」，形成了強大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力量。1979年6月，鄧小平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社會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變化，統一戰線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他還特彆強調，統一戰線不僅要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要實現兩岸統一，完成祖國統一大業。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這有利於把一切有愛國心的人都團結在統一戰線之內，使統一戰線的範圍得以極大地擴大。
1978年12月18日，出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代表舉手表決。
不斷前進中的愛國統一戰線。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統一戰線步入了愛國統一戰線的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是我們黨的一大戰略，實現這一大戰略勢必有若干重要的戰略支點。這些戰略支點主要體現在：提出了「一國兩制」構想，把多黨合作制寫入憲法，頒佈《民族區域自治法》，確定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地位，強化知識分子問題的重要性，明確宗教中國化的發展方向等。雖然這些戰略支點的形成有一個演進發展過程，但正是這個過程豐富了其自身的內涵意義。例如，在非公有制經濟問題上，我們黨的思想認識逐步深化，方針政策日漸明晰，最終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如，1989年黨中央頒發了關於多黨合作制度的意見，到1993年又將這一制度載入憲法，再到2005年黨中央頒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這一制度建設的意見，就是堅持、完善和發展過程的充分體現；又如，愛國統一戰線由原來的「三者」發展到「四者」，即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聯盟，呈現了空前的廣泛性；再如隨着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信息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社會的多樣性大量存在，要求統戰工作開拓創新，把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納入工作範圍成為新的着力重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統一戰線
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時也面臨著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統一戰線要為實現民族復興提供更加廣泛的力量支撐，需要充分運用好統一戰線這個重要法寶，推動統戰工作在廣度和深度上展開。2015年5月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進而頒佈的統戰工作條例，設立中央統戰工作領導小組，構建大統戰工作格局，這在黨的統一戰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就具體層面來說，在留學人員工作上，重申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留學人員工作方針，指出留學人員是民族復興的有生力量；在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上，各地各有關部門大膽創新、積極探索，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實現創新發展，呈現嶄新局面；在民族工作上，要求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祖國統一大業上，倡導「兩岸一家親」理念，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宗教工作上，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在協商民主問題上，着力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領導，對開展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社會組織協商等作出全面部署；在非公有制經濟工作上，強調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不斷為民營經濟營造更好發展環境；在政協工作上，印發關於新時代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強調要更好凝聚共識，把人民政協制度堅持好、把人民政協事業發展好……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其中把堅持統一戰線作為黨百年奮鬥歷程中的一條重要經驗，強調統一戰線是黨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也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2022年7月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提出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做好新時代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出統一戰線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上，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上，在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上，在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上，都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黨中央再次強調了統一戰線的重要價值，賦予了更加重要的歷史使命。
2022年7月29日至30日，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百年來統一戰線的歷史啟示
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經過百年的奮鬥歷程，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閃耀着智慧的光芒，給我們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歷史啟示。筆者從宏觀層面陳述如下幾點：
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旗幟。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為什麼能有長久的凝聚力、感召力？主要是因為高舉了這兩面旗幟。社會各族各界各層人士正是通過這兩面旗幟來認識與判斷我們黨，進而選擇對我們黨遠近親疏的態度。這兩面旗幟之精神實踐於社會，一則順應時代潮流，二則反映和代表廣大民眾的意願和利益，因而必然產生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比如，在抗日救亡這個關係民族大義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們黨旗幟鮮明，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不懈努力，是愛國主義的集中表現，因而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的認同、支持和擁護，把全國各族人民的抗日意志和力量極大地凝聚了起來。以愛國主義來對待不同時期的人物和事件，無疑會大大增加統一戰線的包容性。不論他是什麼信仰觀念，也不論是什麼黨派立場，只要有愛國心，就可以團結爭取。誠然，我們黨成立之時即以社會主義為旗幟，而實行的卻是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政策，但這兩者並不矛盾，而是具有內在的統一性，正如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必然趨勢。新民主主義，新就新在它的前途方向是社會主義的。正是新民主主義有着豐富的社會主義因素與內涵，才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統一戰線不斷鞏固壯大的內在力量。因此，以道義為立足點、出發點的愛國主義，同時追求着崇高的社會主義理想，便是中國統一戰線發展的不竭動力。
保持統一戰線的生命力在於實行民主。民主不是一黨一派的專利品，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在我國，則是近代以來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是社會各層各界的意志、共識與追求。儘管人們對民主的理解不盡相同，對實現民主的途徑也各有所執，但在反對封建獨裁專制問題上則有最大的共識。正是對這一共識的不懈追求，才使我們黨能夠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與各進步黨派、進步團體及其仁人志士結成志同道合的統一戰線。我們黨在鞏固的統一戰線中之所以能夠居於領導地位，則是由於有着模範的民主實踐與優良的民主作風。抗日根據地的「三三制」政權建設、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憲政運動、民主聯合政府的構建，在社會各界和黨外人士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與黨外人士交流交往中那種真誠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識、民主風範，以及敬重賢能、謙遜包容、平等待人的統戰藝術，無不令人折服、信賴和敬仰。這些廣泛深刻的民主實踐，使統一戰線成員保持了自身的主體性、獨立性和能動性，更使我們黨在統一戰線中擁有了崇高的威望，這是統一戰線富有生機活力，保持長久生命力的關鍵。
統一戰線必須處理好一致性和多樣性的關係。在黨的統一戰線史上，把處理一致性和多樣性關係明確為一種原則雖然時間不長，但符合百年統戰的發展邏輯。也就是說，統一戰線的發展歷程基本上是圍繞着如何處理這一關係來展開的，能不能正確處理這一關係，直接關係統一戰線的鞏固、擴大和發展。一般而言，社會多樣性的存在與發展，不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和平建設時期，特別是當今的改革開放時期，總體是積極向上、正當合理的，這就要求我們的思想方法應力避主觀教條、簡單機械、絕對僵化，更不能以消極敵對的眼光來看待豐富多彩的社會多樣性。我們只有正確處理好社會一致性和多樣性的關係，統一戰線才能達到一種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境界，進而不斷增強統一戰線的凝聚力、親和力、影響力和生命力。2022年7月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揚團結—批評—團結的優良傳統，在尊重多樣性中尋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的同心圓。」這段重要論述，實際上是統一戰線工作的思想方法。
只有加強黨的領導才能運用好統一戰線這一法寶。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是統一戰線史上的一條重要經驗。統一戰線是個法寶，但能否掌握好、運用好，取決於我們黨的領導水平。毛澤東曾形象地指出，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而黨的組織（領導）則是掌握這兩個武器的英勇戰士。新中國成立前，我們在黨的領導問題上，強調的是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因為在激烈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如不爭取領導權，就會失去獨立性、自主性，甚至給黨的事業造成重大損失。新中國成立後，在加強黨的領導問題上，必然更多地體現為改善黨的領導，不斷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水平，具體表現為知曉統戰規律，掌握統戰方法，富有統戰藝術，勇於開拓創新，立足社會現實，不斷調查研究，發現新情況，化解新問題。加強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離不開鬥爭問題。統一戰線不等於一味地遷就、妥協和退讓，鬥爭是統一戰線中不可迴避的，只是何時鬥爭，採取什麼方式鬥爭，鬥爭到什麼程度等，必須建立在科學理性之上，採取正確的政策策略。加強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既要靠領導層加以指導，也要靠廣大的統戰幹部來落實來體現。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統一戰線之所以能夠發揮出不可替代的法寶作用，特別是在我們黨處於危難之時能夠發揮化險為夷之功效，就在於我們黨極為重視統戰工作，派出大批素質好、能力強、懂統戰的幹部深入到各個方面從事統戰工作。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有的部隊同志把勝利只看作是槍杆子打出來的，這是不全面的。從歷史來看，黨中央、毛主席對統戰工作一直很重視，做得很精心。我們的勝利，一方面是靠槍杆子打出來的，另一方面也和統戰工作分不開。」（作者楊躍進，系《中國統一戰線》原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