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組織各界人士為中國民族電影繁榮發展獻計獻策的研討中，有的專家學者提出，為擴大傳播效力，可考慮請一些有影響力的導演來拍這類題材的電影，如請李安這樣的導演。這以後，我們與李安導演的團隊，就多部民族題材影片進行了合作與籌拍工作，如《大興安嶺》、《成吉思汗的白雲》等。
我想這當然是再好不過了，但李安畢竟只有一個。比起許多大牌導演，李安的作品不算多，20多年拍了12部影片，但是3次獲得奧斯卡獎（1次最佳外語片獎、兩次最佳導演獎），還有兩次威尼斯金獅獎、兩次柏林金熊獎。
對於一個華裔導演取得這個成就，在中國人眼裡幾近神跡。雖神奇不可重複，但他的電影創作對中國電影發展有很大的啟示。
尤其是他運用電影手段藝術地表現傳統思想文化，傳統與現代性的碰撞、交鋒、交融，通過電影藝術用現代思想去觀照、反思傳統思想文化，以及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當代如何自適、如何發展的成功實踐，對於中國民族電影藝術水平提高似乎啟發意義更大一些。
李安的奇特之處在於，他雖是一名國際導演，無論在成名前和成名後，總把自己放得很低。當他的小成本電影在柏林電影節獲得大獎時，他上台領獎致詞卻淡淡地說了一句：「我是一個沒用的人……」
也許無用之用才是大用，拍電影也是如此嗎？這種低姿態在浮華奢靡的電影界、在物質主義盛行說大話的時代，是多麼另類。台灣有記者採訪李安時說：
「李安的出現打破了藝術家通常標榜的狂妄與自戀，他蹲得夠低，所以他的眼睛看世界、看人生、看宗教都夠廣大、夠透徹」。原理在此，蹲得夠低站起來時才夠有力量；蹲得夠低，才能以平靜的心投入創作。
面對當下形形色色的電影作品，在我心裏最有份量的就是李安導演的作品，是排在第一位的；他成功的訣竅也許很多，但「蹲得夠低」一定是排在第一位。
有一條「李安語錄」最能說明他的姿態：「你越少，給觀眾想像空間越多，你是為人民服務。」這恐怕就是一個把藝術性和商業性融為一體、化解情懷與票房矛盾的訣竅。
李安電影的美學風格是「淡雅平和」，圍繞着信仰、父親、家庭和性這幾個母題進行創作。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濃郁的文化氣息，有着或激烈或平緩的戲劇衝突和意想不到的結局。
以他對人性如老僧般的透悟，使任何故事到他的手中，無論是東方的、西方的、歷史的、現代的、科幻的、冒險的、親情的…最終故事只是一個載體。
他以靈媒般的魔力讓觀眾走入主角的生命，與它同呼吸共悲歡，觀眾在審美體驗中漸漸丟開了世俗成見、體制束縛和思維框架，漸漸地愛起了主人公並跟隨他一起經歷未曾經歷過的人生旅程。
他的作品，有的故事只是一個殼，內涵中有着豐富的文化主題和哲理意蘊，是對人生與世界形而上的思考與追問。從而他的電影創作就真正成為一種「有意識的生命活動」。
與很多電影作者不同，他不認為自己是電影作者，他認為「其實是電影在拍你，不是你在拍電影」。
因為你好像被這個電影迷往了，你受到了電影的召喚，就好像說它要見觀眾了，觀眾也有這個需求，於是通過像導演這樣的靈媒來達成，把它呈現給觀眾。
李安自稱為電影的「靈媒」，這是他成功的又一個訣竅。在2016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安排的論壇上，李安講到：「電影兩個小時，觀眾是在看自己。把電影炒熱是好事，但我們心裏要有數，最後觀眾看的是打動他的品質。
一定要有和情感、思緒、情懷有關係的東西。只要講到心坎里就會得到回應。對演員他也這樣講：「人家買票進來不是看你表演，是看自己腦子裡的世界。觀眾只是借你的臉，想要他想要的東西。要想怎麼去觸碰觀眾，怎麼透過故事的假象在黑暗屋子裡默默溝通，這是真誠可貴的。」
從李安的電影創作實踐可以看到，他是有根的，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古典美學觀念、傳統道德倫理觀念。同時在他身上又有西方文明的熏陶，形成了跨文化交融主體。
在藝術上，他本能地從中國傳統美學範疇、美學觀念中汲取養料，有意識地將其運用到電影創作中，使中國傳統美學觀眾與現代藝術表現手法相結合，創造出既不同於好萊塢又有別於中國本土電影的獨特的「李安風格」。
李安電影所着力表現中華民族品格，這既是他影片的內涵，又是其創作的思想基礎。李安在他的電影創作中廣泛使用了中國民族元素、民族介質，由其在華語影片中大量運用以中國民族風格為特質的元素。
諸如中國書法、特色兵器、美食烹飪、旗袍服飾以至江南水鄉、老上海風貌等等，讓影像通過這些元素傳達濃郁的中國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
李安無疑還是中國電影現代意識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的電影創作理念極具現代意識，一方面現代意識是他電影創作重點表現的內容。
在他的作品中，將現代思想、現代意識與電影藝術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與傳統思想、傳統意識熔於一爐，使他的作品不僅成為中國民族特質的形象展示，也有效傳播了現代思想、現代意識，充分體現了電影藝術所具有的大眾文化傳播特徵，在平衡商業訴求的同時保證了電影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