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1893年發表了《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1958年版）這篇具有典範意義的論文，他提出：
美國的發展所展現的並不僅僅是一個單線條的前進，而是一個在不斷前進的邊疆地帶向原始狀況的回歸，並在那個區域有新的發展。美國社會的發展就這樣在邊疆持續不斷地開始着……在這一進程中，邊疆是移民浪潮的前沿，是野蠻和文明的會合處……荒野被越來越多持續增長的文明線條所滲入。
在特納看來，開拓邊疆，壓制荒野與野蠻，其目的是在桀驁的、不合作的自然界中開闢出可居住的空間。這不僅是單純的空間擴張和物理世界的逐步馴化。開發邊疆當然能夠達成這些目的，但對特納來說，它也是定義美國民族性格獨特性的核心體驗。隨着身強力壯的拓荒者每次將邊疆向外推進，不僅新的土地被納入美國版圖，而且新的血液也被注入美國理想的血脈中。每一波西進的浪潮，在征服自然的同時，也將人性的衝擊波傳回到東部。
到了20世紀後期，有關荒野和邊疆的意象已經不大適用於西部的平原、山脈和森林（西部的文明程度已經相當可觀），反而更適用於美國東部的城市。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城市郊區化的興起，美國城市開始被視為「城市荒野」；城市過去是——如今大多數也仍然是——滋生疾病和混亂、犯罪和腐敗、毒品和危險的溫床。事實上，這些擔憂早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就由關注城市的「凋敝」和「沒落」、內城的「社會弊病」、城市社會的「病理現象」的城市理論家們表達過，簡言之，「城市不再是天堂」。城市被描繪為荒野，或者是更糟糕的描述——「叢林」。比起新聞媒體或社科著述的描繪，這一點在好萊塢的「城市叢林」類型電影中表現得更加形象，比如《金剛》《西區故事》《夢斷勇士》和《布朗克斯的阿帕奇要塞》這些電影的主題。正如羅伯特·博勒加德（1993）所說，這種「有關沒落的話語」主宰了有關城市的討論。
反城市主義已經成為美國文化的一個核心主題。與當初的荒野經驗類似，過去的30年間，人們對城市的印象也經歷了從恐懼到浪漫主義的轉向，以及從荒野到前沿的城市意象的發展。17世紀的科頓·馬瑟和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對森林充滿恐懼，將其視為難以穿越的邪惡、危險的荒野、原始之地。但隨着森林不斷被馴化，及其在日益資本化的人類勞動者手中不斷發生變化，特納較為溫和的邊疆意象逐漸取代了馬瑟的邪惡森林論調。這種樂觀主義和擴張的期待與折射出自信與征服感的「前沿」相關聯。因此，在20世紀的美國城市中，城市荒野的意象——意味着絕望地放棄——到20世紀60年代（儘管到處都是暴動）已經開始被城市前沿的意象取代。這種轉變可以部分追溯到「城市更新」的討論，但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隨着獨戶式住宅和公寓街區的改造逐漸形成，「城市更新」繼承者的象徵意味而得到強化。在士紳化（gentrifcation）的語言中，對前沿意象的青睞是顯而易見的：城市拓荒者、城市自耕農和城市牛仔成了城市前沿新的民間英雄。在20世紀80年代，房地產雜誌甚至談到了「城市偵察員」，他們的工作是去考察高檔街區的周邊，探察地塊是否適合投資，同時還要報告當地居民的友好程度。不那麼樂觀的評論員則控訴新出現的「城市好漢」與內城的毒品文化有關聯。
正如特納雖然認識到美洲原住民的存在，卻將他們看作野蠻荒野的一部分，當代的城市前沿意象也把當下的內城人口視作自己周圍環境的自然元素。因此，「城市拓荒者」的術語和「拓荒者」的最初概念一樣，顯得傲慢自負，因為它暗示着一個還沒有社會化的城市；同美洲原住民一樣，城市工人階級並沒有被認為是社會的一部分，而只是自然環境的一部分。特納在這一點上說得很清楚，他把邊疆稱為「野蠻和文明的會合處」，雖然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士紳化前沿的論述很少說得那麼明確，但是對待內城人口的方式大致相同。
這種相似之處還有很多。對特納來說，地理上邊界線的向西推進與鍛造「民族精神」有關。同樣的精神期望也在將士紳化看作城市復興前沿的一片擁護聲中得以表達；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新的城市拓荒者被寄予厚望，期待他們能夠如當年的前輩那樣對萎靡不振的民族精神做出貢獻：帶領國家進入一個新的世界，把舊世界的問題都拋在後面。借用一份聯邦文件上的話，士紳化的歷史使命涉及「在心理上重新體驗過去所取得的成功，因為近年來讓人失望的事件不斷上演，如越南戰爭、水門事件、能源危機、環境污染、通貨膨脹、高利率等」（歷史文物保護諮詢委員會，1980）。從這裡，我們將會看到，從失敗的自由主義走到20世紀90年代的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僅是很短的一段路程。目前還沒有人會真的認為，我們應該把詹姆斯·勞斯（他負責開發了巴爾的摩內港、紐約南街海港及波士頓的法紐爾廳這類風格特異的市中心旅遊購物街）視作士紳化的約翰·韋恩，但只要這些項目成為許多城市中心進行士紳化改造的標準，這種說法仍將是相當符合城市前沿話語的。最後，重要的結論是，無論是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西部，還是在20世紀末的內城，前沿話語使征服的過程變得合理化、合法化了。
特納對西部歷史研究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他所設立的愛國者歷史標準也很難讓人忽視。然而，新一代的「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已經開始重寫邊疆的歷史。帕特里夏·尼爾森·利默里克在自己對西部好萊塢歷史的撥亂反正中察覺到近現代城市對前沿母題的再次挪用：
如果好萊塢想抓住西部歷史的真實情緒，它的電影將是關於房地產的。約翰·韋恩將既不是槍手，也不是警長，而是測量師、投機商或者打索賠官司的律師。決鬥將出現在土地辦公室或法庭；武器是契約和訴訟，而不是左輪手槍。
約翰·韋恩
現在，這在很多方面看上去似乎是對士紳化過程的一種高度民族主義的表達。事實上，士紳化完全是一個國際現象，廣泛出現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歐洲的城市，以及日本、南非和巴西的一些城市。在布拉格或悉尼，或者說多倫多，關於前沿的語言並不像在美國那樣自動成為士紳化的意識形態潤滑劑，而這種適用於世紀末城市的前沿神話看上去很明顯是美國的造物。毫無疑問的是，雖然前沿神話更加明顯地表現在美國，但是最初的前沿體驗並不是單純的美國商品。首先，它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或西西里島的潛在移民對新世界的想像，而這種想像與已經居住在堪薩斯城或舊金山的德國或中國移民對新大陸的體驗一樣是真切的。其次，其他的歐洲殖民前哨站，如澳大利亞或肯雅內陸、加拿大的「西北前沿」，或印度和巴基斯坦，雖然階級構成、種族結構和地形地貌全然不同，卻享有同樣功效的前沿靈藥，這使它們保持了相同的意識形態。最後，前沿母題不管怎麼說，都是在非美國（non-US）的情況下出現的。
翻譯：李曄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