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是關於法國最緊迫的話題

文

盛昊陽

「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們卻很年輕，這裡什麼都不簡單，甚至貧窮、意外所得的錢財、月光、是與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邊的人的呼吸，都不簡單。」。

年近六旬的海明威回望着二十多歲時貧苦潦倒的自己，儘管眼神和行文都不無愛憐，他仍然堅定地把與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相處的章節命名為「虛假的春季」，對1920年代的巴黎做出了如上犀利的判斷。

「巴黎絕不會再跟她往昔一樣」，但是，這種判斷並不因時代的改換、城市風貌的微調而變遷。

對於每一個跌跌撞撞、甚至是誤入其中的異國年輕人而言，巴黎不止是「一席流動的盛宴」，有波光粼粼的塞納河或讓人驚嘆的聖母院，這裡的「不簡單」永遠使人感到迷惘。

這份迷惘在獲第69屆柏林金熊獎的影片《同義詞》中，表現為陰雨連綿的街道、無序搖晃的主觀鏡頭和以色列青年約阿夫沉重的喘息聲。

約阿夫闖入一座居民樓，翻出地毯下的鑰匙，步入黑暗但巨大的公寓內，又因在洗浴時被偷走包括衣物在內的所有行李，求助無門下陷入絕望。

不是每一個初來乍到巴黎的人都會面臨如此戲劇化的遭遇，但《同義詞》畢竟是一部帶有少許自傳意味的電影，現實也許遠比虛構更加不可思議。

導演那達夫·拉皮德生於特拉維夫，完成兵役後，突然萌生了逃離以色列式命運的的想法，他買了張機票飛往全然陌生的巴黎，想要從此成為一名法國人。

誠然，拉皮德自幼熱愛法國文化，在他的想像中，巴黎意味着「天空、樹木、愛情、人性」等一切美好自然的詞語，當他終於能夠生活於其間時，像所有在異國他鄉無所適從的遊子一樣，前所未有地體悟到自己那無法磨滅的以色列身份。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也是確認身份的一桿標尺，而故事裏約阿夫痴迷同義詞學習和法語詞典的習慣就源於拉皮德自己。

獲得救助後的約阿夫身着醒目的黃色大衣，逡巡於巴黎的街巷，念誦着以精密著稱的法語單詞，自我告誡「不要抬頭」去沉溺巴黎的美景。他急於擺脫伴隨己身二十餘年的公民身份，用「下流、無知、污穢」等十幾個簡單粗暴的詞語，情緒激動地向作家艾米勒描述心目中的以色列，艾米勒回答：「沒有哪個國家能同時被這麼多同義詞形容」。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座城市都可能讓人產生同樣的感受。

縱然身無分文，缺乏求生技能，只能在以色列大使館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約阿夫依然拒絕使用母語。他的敘述和回憶都是碎片式的，一些參軍時的經歷，關於祖父的恐怖分子事迹，反覆講解童年時代對赫克托爾的迷戀。

他在巴黎的生活更顯得模糊而倉促，劇情整體向前推進，但時快時慢，難以梳理出一條完整的主線劇情，劇本只是圍繞對猶太復國主義和暴力傾向的諷刺展開，消解愛國主義的正統性和崇高性。

約阿夫的大使館同事在地鐵上向乘客哼唱以色列國歌，過分誇耀自己的猶太身份，和另一位崇尚暴力的民族主義者在辦公室內展開一場啼笑皆非的摔跤比賽，讓約阿夫尷尬不已。

借這位大使館同事之口，《同義詞》也提到了發生於2016年的尼斯恐怖襲擊事件，在歐盟難民政策收緊和全球難民危機的當下，難民問題和隨之引發的對穆斯林群體的仇恨是無法迴避的話題。

約阿夫的立場與穆斯林正好相反，他是以色列人，不是通常意味上的戰爭難民或政治難民，但他同樣選擇了背井離鄉，為了逃避如附骨之疽的民族身份，最後卻只能在攝影師的指揮下，重新講回母語，被強迫恢復以色列人的身份，接受異域視角的觀看和玩弄。

約阿夫年輕、英俊、身材魁梧，是軍國主義的完美造物，能夠同時充當肉體和精神上的消費品，這也正是艾米勒和卡羅琳這對法國情侶對他產生興趣的原因。

他們只是抽象的概念，承載導演思維的容器，艾米勒以「腐爛、平庸」來形容法國社會，把自己正在撰寫的作品命名為《毫無生氣的夜晚》，可見在拉皮德看來，法國與以色列也只是「同義詞」。

從開場時的無處容身到結局時的不被接納，電影完成了一個圓環，而什麼問題都沒能解決。但誰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因為「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讓一些事情給搞得迷惘了，歷來如此，今後也將永遠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