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大為 一個中年男演員的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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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大為 一個中年男演員的剋制 - 陸劇吧

今年暑期,電視劇《玫瑰的故事》開播後,演員佟大為多了一個花名,黃牡丹。

走在街上,有人直接這樣稱呼他,也有人會叫他大舅哥。因黃振華一角,佟大為成為觀眾心目中花期最長的男演員。這個角色是傳奇女子黃玫瑰的哥哥,幽默風趣,一張嘴嘚吧嘚,滔滔不絕。同時,黃振華生長在清華大院兒里,從事建築行業,相似的背景,讓觀眾想起了《奮鬥》中的陸濤,形容佟大為是「永遠的建築世家公子哥兒」。

《玫瑰的故事》劇終不到一個月,佟大為主演的懸疑網劇《錯位》也播出了。故事的男主角顧己鳴陰鬱、不得志,一心想要創作出偉大作品,並為此不擇手段。對佟大為而言,這是他第一次飾演一個頗有心機還殺過人的反派角色。從黃振華的單純善良中抽身,如何揣摩顧己鳴的心理變化,並呈現在短劇里,佟大為做了不少設計和功課。

千禧年前後,佟大為先後出演了《玉觀音》《與青春有關的日子》《奮鬥》等多部與青春故事相關的都市生活電視劇。很長一段時間裏,他是都市小生的代表,他可以插科打諢,用幽默化解關係里的褶皺,也可以冷靜沉着,做穩重的那一個人。

有製片人表達過,佟大為長了一張讓人信賴的臉,某種程度上,這是天賦,也是局限。幾年前,越來越多生活劇里好爸爸的角色找上門來,他不拒絕,想的是在什麼年齡幹什麼樣的事兒,角色也是這樣。他不覺得自己曾經身處舒適圈,即便是生活劇,也有不同的演法。每一個角色,他投入了思考,設計了細節,形成了自己的理解,最終形成了豐富的表演。這種過程,是對自己和觀眾的尊重,難以抹殺。

在佟大為看來,演員是一個注重節制的行當。多年來,他保持着穩定的作息、規律的運動和節制的飲食習慣,這些都讓他在外形上符合大眾對於男演員的形象要求,而「不至於失控」。最近幾年,他找到了自己舒適的拍戲節奏,一年工作八九個月,拍兩三部戲,給自己一些留白,在進入下一個角色前,充分地利用這段緩衝期去充電、去琢磨,而「不會沒有招兒了」。這些,或許都是一個演員的本分,也是所謂「花期」足夠長的原因之一。

過了40歲之後,佟大為也有過焦慮,因為未知的角色,未知的困難——「從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件事,摸着石頭過河,慢慢知道怎麼去處理這樣的事,從中總結一些方法,這就是成長」。

《玫瑰的故事》播出後,我們和佟大為通過電話採訪時,他正在南京的劇組拍戲。電話里,他的聲音鬆弛自在。他說,自己準備殺青後帶着孩子們一起看看國內的石窟。

那個上午,他難得的有了幾個小時的空閑。我們聊了聊他的反派角色初體驗,也聊了聊他節制的日常生活,以及如何儘可能地延長演員的花期。

以下內容是佟大為的講述——

文|令頤

編輯|楚明

第一個反派

顧己鳴是我演的第一個反派角色。

演戲的那段時間,我時不時晚上睡覺就做夢,夢見有一場戲演不過去了,一激靈,殺人了。稍微清醒一點,才知道那個不是真的,就會慶幸自己沒有像顧己鳴一樣殺人,做這樣錯誤的選擇。

拿到《錯位》劇本的時候,首先我覺得它脫離了生活劇的範疇,是懸疑類型的,挺新鮮的。之前我嘗試過另一個劇叫《消失的孩子》,雖然也是個懸疑劇,但是我在裡邊還是演一個父親,直到這次,才遇上了一個正兒八經的反面角色。

顧己鳴跟我自己之前演的角色有比較大的反差,他不再是插科打諢、不再是老好人這樣的一種形象,而是陰鬱、有心計和有秘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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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這個片子的製片人戴瑩有過幾次接觸,她說想讓大家演不一樣的東西,讓演員打開邊界,才能打開作品的邊界。我聽後挺受觸動的。在我們行業里,找擅長的人干擅長的事,對製片人來說是最安全的選擇。所以很多時候不是說演員不想做一些嘗試,是你沒有嘗試的機會。

藝術本來就是世界的冒險,而不是成為一種讓演員複製粘貼自己的風險管理。希望行業里能多一些像戴瑩那樣的製片人。

我之前在採訪中聊過,演員在頭一個星期演戲的時候,就跟傻子一樣,他跟角色是割裂的。反倒在扮演顧己鳴的過程當中,這種割裂感其實沒有很強烈。

拿到這個人物之後,我就給他畫了一下大輪廓,他在人生幾個關鍵的時候,做了不對的選擇,鑄成了大錯,殺害了無辜的人。顧己鳴跟我之前演的《門第》里的何春生是不太一樣的兩種「鳳凰男」。何春生是自暴自棄到另外一個極端,但顧己鳴從小順風順水,他有自信,而且這種自信導致他對自己的認知不客觀,覺得自己只是懷才不遇。這個角色的大方向我就把握住了。

這兩年,有一個很明顯的變化是,精緻短劇越來越多了,這是當下時代的產物。觀眾習慣在集中的時間內獲得更高的視覺刺激,是一種更高效的觀看形式的轉變。

長劇家長里短,其實是靠台詞能讓戲精彩,但懸疑短劇的精彩程度,不是純靠台詞堆的。短劇介於長電視劇和電影之間,對創作者和演員的要求反而更高了。它最好沒有廢戲,每場戲都要有各自的戲劇任務。它的好處是能把人物的整個弧線都勾畫出來,又不用那麼多的對白來堆砌,通過人物、事件一步一步抽絲剝繭把故事展開,對觀眾來說,是很舒服的狀態。

這樣一來,要琢磨的事就很多了,我每天腦子得不停轉,還是要揣摩一些細節。

進劇組的第二天我們拍了一場在停車場的戲,那是顧己鳴人生轉變最大的事件。劇本里原本的表述是把重點轉變放在前邊蘇真真的好朋友把顧己鳴的小說不屑地扔到地上,這激起了他的「黑化」。後邊就是顧己鳴走到停車場,看見兩個車之間狹窄的位置,留了一個後背的鏡頭,意思是說他走到了人生很狹窄的一個衚衕里。

但是我提前做完功課,覺得那個地方不足以達到那個衝擊力,而且這種場景在其他的戲裏也有展現。我就跟編劇老師說,如果是電影的話,這種留白沒有問題,它會讓觀眾有思考、有想像,但它畢竟是一個網劇,我們還是要把一些點、一些細節稍微放大。

我想到好多年前,在一個停車場里,有人想請旁邊的豪車司機幫忙挪下車,結果這個豪車的司機就說了一句,「你知道我這一腳油是多少錢嗎?」

我把這個場景沿用到了劇里,想表達的就是,在這樣的party,沒有人看得起顧己鳴,他受到的壓力是來自四面八方的,這對他來講是一個重創。他原本就渴望成功,又遇到這樣一個情景,就覺得自己一定要成,要讓那些瞧不起他的人看到他是有能力的。這些人才是改變他的最大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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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劇和生活本身

過去幾年,我演的大部分都是家庭生活劇,像《虎媽貓爸》《小捨得》都是演了一個「慈父」。他們在家庭中充當白臉,在氣勢上弱一些,有時候靠着幽默、逗兩句嘴就化解那個矛盾和尷尬。包括《玫瑰的故事》里,黃振華也是這樣的,有網友就說這是「窩囊廢男主角」。

這種角色多了,觀眾看到我會有親切的感覺,一方面是觀眾在看劇的時候追求平等的視角,另外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戲裏的人物彼此之間都是出於重視和愛,才會有這種表達。

我看到過一段文字,一個國外文學家評價說中國人有特別大的智慧,一個字——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時候就把一件事辦成了,又沒有走到撕破臉皮的極端,這不挺好的嗎?

其實,過往演的那些好爸爸,我覺得會反哺我。我會像一面鏡子一樣看到自己在對待孩子的時候有哪些做得不足,有很多是可以跟角色學的,哪些是角色做得不對的,我就要在生活中杜絕這些事情。

在之前的一些採訪中我也表達過,我平時對女兒還挺溫和的,但如果她真有什麼做錯的地方,我還是會嚴厲。在教育孩子上,我們會給孩子立些規矩,有些事絕不可以做。面對女兒的時候,我還是希望自己偶爾能有一個「嚴父」的形象,但是一般只有大聲說話這一項「發威」技能,而且事後會忍不住又寵愛起來,因為她實在是太貼心,太可愛了。我女兒有一年在我生日的時候,送了我一個1塊錢的硬幣,我問是怎麼回事,她說這是幫媽媽做事情賺來的,一共可能就拿到了1塊5毛錢,但是她把那個1塊的給了我,雖然簡單地看1塊錢很少,但這相當於她拿出了收入的三分之二給爸爸,當時讓我感到心裏特別溫暖。

拍完《小捨得》之後我就思考了很多。夏君山是個有點特別的爸爸,他對於家庭特別上心。導演當時填充了很多細節去充分塑造夏君山「別人家爸爸」的樣子。歡歡平時是夫妻倆的掌上明珠,但也會有讓人生氣的時候,所以怎麼能讓半大不大的孩子接受父母的教導,其實是一個學問。不能一味地去強迫孩子做什麼,但也不能由着孩子的性子。我覺得孩子的快樂和學習要兩邊兼顧,但是都不能太極致了,極致了就會出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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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之後,我的改變是,會想更多地參與孩子的學習生活,儘可能多地陪伴他們,讓他們能夠豐富地成長。我要是在外邊拍戲,遇到像家長會、運動會,還有孩子的演出,類似這些對孩子來說比較重要的事情都會跟劇組協調,盡量提前把這些時間協調出來。

每年夏天我都要帶着他們一起玩一下,幾乎是雷打不動。最近我拍完戲準備帶孩子們好好感受一下我們的名勝古迹,去幾個石窟看看。

生活劇演多了之後,這次演了顧己鳴,就有網友評論說,我突破了舒適區。說實話,我不覺得演顧己鳴這樣的反面角色就是個突破,我沒有什麼野心,而且這種嘗試應該是每個演員都想去做的,就是想看看自己所學的東西能不能用一用。

即便這個行業里的人覺得我能演好生活劇里的角色,我也絕不可能躺着、不做功課就把這些事干好。

我要琢磨生活里的很多細節再把它融進表演里。比如說下雨了,家裡沒有地庫,你開車回家,車裡沒有傘的話,進屋的時候你是哪兒濕了?這個停車的位置離你家單元門洞有多遠?另外一個你是從哪兒回來的?是從單位下班回來的,還是說跟客戶應酬回來的?

有人會說那些東西不重要,不用想那麼細。但是我覺得不想那麼細,演得就不細。因為人在這些不同情況下,狀態就是不一樣的。所以即便是拍生活劇,類似的細節我也一定是要考慮到的,功課也是要做足的。

真不至於說「舒適區」,這個詞把這個事形容得太容易、太簡單了。如果我是觀眾,我就覺得這人都不用琢磨、不用想,就把這戲給拍了。但真不是這樣的,我們在鏡頭裡呈現的東西,觀眾越覺得看着舒服的,越是要花心思來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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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玫瑰的故事》播了以後,我一直在南京拍戲,在拍外景的時候,就遇到了好多熱心觀眾,特別多的人叫我「大舅哥」、「黃牡丹」。

很多人說我出走半生,歸來還是陸濤,還有人說我一直深耕在建築這個行業,說真的,我不排斥陸濤的影子。我覺得能讓大家勾連起來這個事兒,還挺開心的。首先原著裡頭,黃振華就是在香港的建築事務所工作。這個戲裏,自然黃振華就跟陸濤乾的事是一樣的,觀眾聯想到這個我覺得很正常。但戲無論如何也不是一樣的,他們不在同一個年紀,說的事不一樣,人物關係也不同。

說實話,我和陸濤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人,我是一個挺典型的i人,你別看我在現場說詞兒能說那麼多,但以前做採訪的時候,我根本說不出來這麼多話,說的全是概念。做一些專訪,記者問題問了一大串,我可能就回答,是的,不是,有嗎?(笑)

演陸濤的時候,我處在跟他相似的年紀,演的也是那個年紀的事。現在我再回去看陸濤,就是覺得那是個以為自己無所不能的年紀。陸濤得到的很多東西都太過容易,過得太順了,所以他總覺得現實和理想之間是有偏差的,會擰巴。

我之前拍了《奮鬥》《與青春有關的日子》,每個戲有每個戲的氛圍,卻又都是不同年代年輕人的青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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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講的其實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的青春往事,那撥兒孩子基本上沒有父母在身邊,都是憑自己野蠻生長,所以他們的青春更有野性。等他們稍微大一點的時候,會覺得這個成長過程里有荒誕、有揮霍、有彷徨,各種經歷是最豐富的。

我是靠近80後的一員,但可能沒有人們想像的那種恣意、洒脫。我從小在遼寧撫順長大,現在回想小的時候,是很快樂的一段童年時光。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每年夏天,我都泡在室外游泳池,吃完中飯就去游泳池待一下午,玩到傍晚回家吃晚飯,所以每經過一個暑假,我都變得特別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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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是警察,他在我很小的時候因為執行一次工作任務時意外受傷而癱瘓成了植物人。父親出了事故之後,過了小半年的時間,媽媽才告訴我和姐姐發生了什麼,中間就一直說他出公差。我看着媽媽往返醫院和家兩頭,我是自己學着長大的,7歲就學會了做飯,小學三年級自己就能搬煤氣罐、扛50斤的大米,那時候還是拿着糧本去糧庫買糧食。

我不覺得那是因為自己懂事兒,我那時候挺調皮的,孩子在童年的時候,想不到那麼多,做飯是出於餓的本能反應。那會兒還是貪玩,有小孩子的小心思,去醫院混點巧克力、麥乳精吃,那些都是稀罕物。

之後可能才是覺得不想讓媽媽太累,能做一些事,媽媽就少干一點。

印象里,我媽那段時間幾乎沒什麼笑模樣,又要上班又要做飯又要照看我們所有人。我跟姐姐相當於吃百家飯。有時她在一個親戚家,我在另一個親戚家住一天。

我媽還是挺樂觀的人。小時候,有一天我媽他們單位組織出去春遊,她為了多一天時間陪我們,就沒去,而是帶着我和姐姐去瀋陽玩。當時單位還會把不集體旅遊的錢發到他們個人手裡,但她就沒帶那筆錢。我們那天上了從撫順到瀋陽的大巴以後,她才發現就帶了10塊錢,走了兩三站,也懶得回去拿。我們在瀋陽的中山公園,拿着那幾塊錢掰着手指花,我和姐姐坐了小羊拉車,拍了照片,回來之前仨人吃兩碗冷麵,剩下了一點錢才夠回撫順的。這段經歷,我們覺得很快樂、很甜蜜,一直記到現在。

我爸出事的時候,我媽才34歲,相當於現在90年生人的年紀。按我現在的理解,她還可以去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實現個人價值。但她都沒有,而是繼續頂起來整個家。在物質上,媽媽從來沒有差過我和姐姐,我上初中的時候,流行一款名牌旅遊鞋,一個班裡頭六十多人,沒幾個人能穿,我跟她要這個鞋,她就承諾我說如果我考到班級前十五名就給我買,最後我考了二十多名,她還是給我買了。

現在想想,她那會兒遇到的難事應該多了去了,但我們從來沒見她哭過,她也盡量不在我們面前提,都是長大了以後,我們閑聊天的時候,她才會說到一些自己覺得特別難的時刻。

考大學的時候,我曾經想過要報播音主持專業。我是一個特別需要穩定的人,覺得當個主持人、編導之類的,回老家有個事業編,就挺好的。後來考上了上海戲劇學院的表演專業,上大學也不怎麼喜歡出去玩,特別大學一二年級的時候,真沒那個心情,開始接拍廣告,用第一筆廣告費給媽媽買了一雙鞋作為禮物,後來自己能掙學費不用再向家裡要錢了。

入行之後,第一次感覺自己火,並不因為陸濤這個角色,而是從《玉觀音》的楊瑞開始的。我記得特別清楚,當時我在深圳拍一個戲,每天去同一個超市買吃的,那個戲播幾天了,就有人跑過來叫我楊瑞,開始有人找我簽名。給人簽名了,他們還叫不來我的本名,但這可能也是一種層面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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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我自己做了父親之後,很平靜地就接受了自己要演父親的這件事。之前有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男演員提起自己第一次扮演父親時的糾結:推開這道門,有另一番廣闊天地,但或許也沒法再回頭演某個年齡段的角色了。

我幾乎沒有過這種顧慮,什麼年紀就演自己能演好的角色。心裏還有愛就能接戀愛的戲,該演成家就演成家,當了父母就對如何演好父母有了心得。

去年有這麼個角色找了過來,讓我演個20多歲的年輕人,往回演了,演個大學生,我說這怎麼演,我自己的信念感做不出來。近幾年遇到的這些角色,其實是品質和表達的東西正適合這個年紀的自己。

我一直沒怎麼上過綜藝,我覺得自己不適合。像很多e型人格的同行,他們會比我適合。

《非誠勿擾》是我參加的為數不多的綜藝,2014年的時候錄過十多期,今年又錄了幾期。我覺得就是去給人家做月老兒,這可能是老天爺給我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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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場,那是一個觀察當下年輕人的好機會。我看着他們從認識到後來互相了解,是挺有意思的過程,也是保持與世界聯繫的方法。

去年我看到了一個公眾號說,現在的很多年輕女孩會一塊合租房子,比方說七八個女孩租一個大房子,互相分工,有做飯、有洗菜、有打掃衛生的,她們不允許男朋友來,到了假期,就會結伴兒一起去玩,她們還會簽訂協議來彼此約束。這種現象就很有趣了。

那天又錄《非誠勿擾》的時候,一個男嘉賓說他希望的戀愛方式是,幾個哥們租在一個房子裡頭,哥們兒的女朋友租在對門。他說,我希望我的女朋友可以跟我哥們的女朋友住在一起。我當時第一反應是,這不就是《奮鬥》那種烏托邦的形式嗎?他說也不是,他想的是,我們要談戀愛的時候就在一起,不談戀愛的時候就是男生跟男生玩遊戲,女生跟女生玩。而且,現場不少女嘉賓贊同這個觀點。這跟十年前人們想要天天膩在一起,彼此離不開對方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節目里他們會在不同的環節滅燈,有的人一說起感情經歷,或者突然說到哪段話的時候就嗖嗖嗖地滅燈,這樣就看出他們在意的東西到底是怎麼樣的。所以,你會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在想什麼,他們的相處方式、觀念是什麼,他們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現在除了追求三觀一致、喜好相同,年輕人們也會更注重自我感受和體驗,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知。

如果能多觀察、理解、借鑒別人的生命體驗,是很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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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制

現在,我一年裡有八九個月在拍戲,一年拍兩三部戲的樣子。演戲有點像練功,中間停的時間久了的話,你就得從頭把這些東西撿起來,適應得會比較慢。但是每部戲和每部戲之間一定要有緩衝,從一個人物狀態過渡到另外一個人物狀態,需要提前適應和調整。

我對現在的工作強度挺滿意的。我也需要時間去吸收養分,靜下心來專心地讀書、看電影。緩衝也是為下邊的角色作準備,讓自己充電。要不然確實是掏空,沒那麼多招兒了。

我最近在專心看一本兒童讀物,講東周列國的歷史。我本來是跟我兒子一塊讀,後來我自己看上癮了。我就發現那段歷史自己雖然學過,但人名和順序怎麼也記不住。這本書就不太一樣,它把周天子當成是班主任,剩下的都是班裡的學生,這樣一下子就把誰先誰後,越國在哪兒,吳國在哪兒,齊國在哪兒,有哪些人,都在哪個位置給搞清楚了。

很難說這樣的書當下會產生什麼影響,但積累着,總不是一件壞事。

去年拍《玫瑰的故事》,開機前一周我們要試裝。原來,劇本裡頭寫玫瑰的哥哥長得熊,我就覺得他應該是個胖子,起碼是微胖。

試裝那天導演就看到我了,說大為你怎麼這麼胖啊?我說那戲裏不是寫的有肚子嗎?他說你在戲裏是要談戀愛的,你得減肥呀。哎喲,那會兒還有一星期了,讓我減肥,有點愁了。那天劇組還一起吃飯,我也沒咋吃。

回來就用6天減了7斤,然後就進組了。

演員是一個需要節制、剋制的行當。我現在的生活很規律、很穩定,就是早睡早起,每天鍛煉,晚上11點之前就會睡覺。像昨天,我晚上11點睡,今天6點就起來,把今天的戲再複習一遍,吃早飯。每天晚飯我吃一些蛋白、沙拉,或者有時候就吃素,弄一些胡蘿蔔、芹菜和煮熟的花生米拌一拌,煮一些青菜豆腐,配一些醬油、醋和香油。

大家都這樣,這種節制是基本。就像汪俊導演在拍《玫瑰的故事》時候說的,你在戲裏要談戀愛,你得讓觀眾相信,你如果是個胖子,你跟萬茜談戀愛或者跟陳瑤談戀愛,觀眾信嗎?

減肥的那個過程倒不難受。我找了一些補脾胃的東西,減肥不能傷脾胃。我在家裡用茯苓粉、山藥粉做了一些餅乾,還用蕎麥麵和黑豆也做了一些餅乾。說實話,那個東西口感非常一般,裡邊也不放油,只放一點鹽,烤出來它也不脆,但總比一直餓着強。

這麼多年,我知道快速靠餓瘦下來的,只要之後正常吃飯,就會反彈,那我就少食多餐。早上起來不餓就不吃,餓了就吃點我帶的餅乾,一天一直讓自己保持在微餓的狀態。這樣的好處是不會特別餓了之後失控地暴飲暴食。我盡量不讓自己有失控的可能性。

人過四十,我不會再有「希望今後的日子都一帆風順」這種期待。作為演員,你會遇到一個特別難演的角色,突然就卡住了,要反覆想才能捋順。在生活里,你也會遇到突發事件,意想不到的困難會打亂生活的秩序和穩定。

不過人生不就是各種未知突然出現,我們從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件事,摸着石頭過河,慢慢知道怎麼去處理,從中總結一些方法嗎?

我看起來好像一直有戲在演,很少有斷檔的時候。但看見的和實際它也是有差距的。你看見的是有作品出來,你沒看見的時候,我們也會經歷很多等待、挑選的過程,也很難熬。

但這也是作為演員的功課——默默耕耘其實是常態,不拍戲的時候就只管做足儲備,慎終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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