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主流媒體一直都是劇集出品方中，一個關鍵點位角色。
那麼，主流媒體應該怎麼出品劇？應該出品怎樣的劇？就變成了主流媒體在這個關鍵點位上的終極問題了，但是，這個問題，似乎此前沒有拿來系統探討過。
而當我們梳理了這幾年smg在關鍵點位上出品並在東方衛視播出的劇後，似乎有了答案。
2018年，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smg出品了《大江大河》，豆瓣評分8.8分，
2021年，在建黨100周年之際，smg出品了《功勛》，豆瓣評分9.1分。
smg出品劇，已經成為關鍵點位、重大題材品質劇的代表。不僅在關鍵節點上不缺位、不失語，更是在重大題材表現上有方法、有創新——
《大江大河》之所以豆瓣評分高達8.8，因為它抓住了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特質，以城市和農村的雙重改革進程，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下的三種奮鬥歷程，拍出了時代洪流的驚心動魄；
《功勛》之所以豆瓣評分高達9.1分，因為它抓住了首批「共和國勳章」獲得者這個獨特視角，從八位功勛人物破題百年建黨偉業，既有黨性之偉大，又有人性之真實。
而在教師節40周年之際，smg自然仍是不缺位、不失語的，以第一出品方的身份，出品並在東方衛視播出了《春風化雨》。
那麼，作為在重大題材品質劇上出品成功率最高的主流媒體之一，smg在這次的探索中，又表達了什麼創新？累積了什麼經驗？沉澱了什麼價值？
一個新切口
主流媒體應該怎麼出品劇？應該出品怎樣的劇？
從《大江大河》到《功勛》再到《春風化雨》，smg出品劇給的第一個參考答案是——
應該出品具備創新切口的劇，才能在關鍵點位上做出聲響，才能在重大題材上做出品質。
教師題材作品，給人刻板印象，似乎更多關於「知識的教育」；但是，《春風化雨》不再拘泥於「知識的教育」，而是回歸到「人的教育」，關心的不只是孩子們的學習與成績，更是孩子們的營養、健康、衛生、精神、心理、社會化生存，它把教育的視角，從狹義的教育延展成了廣義的教育，教師的內涵，從教書之師延展到了教人之師。
尤其本劇切入的是「鄉村教育」，這個切口更是貼切。
它既切中了鄉村教育的本質——
在鄉村教育中，有比知識教育更重要的教育，是志氣、是理想。
安校長說，「他們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共情」。他們不會上帝視角、居高臨下地憐憫鄉村孩子，而該看到他們在逆境中仍然坦然、仍然上進的生命力，而鄉村教師們該做的，只是引導他們走好屬於他們自己的路。
所以，她會讓孩子們用酸菜換肉，用幫廚換飯，一是讓他們從小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意識，不要有心理上的低位、精神上的自卑；二是引導他們有意識地去找自己生命的路徑與出口，在未來的人生路上，能靈活地應變、機動地協商，有更打開思路的生存之道。
它既切中了鄉村教育的要害——
作為致敬教師節40周年的作品，《春風化雨》其實也客觀呈現了40年鄉村教育發展之路上的難點、痛點。
故事起筆於2002年-2012年，很多非鄉村教育語境下的人可能未必能意識到，這十年間，鄉村教育最大痛點之一，竟然是孩子們的吃飯問題。
而本劇的藝術價值之所在，就在他把這個現實難題創作成了劇情線索與動力：
故事的開篇，是2012年營養午餐的政策下達伴隨着學生的食物中毒，顯示出了吃飯問題對於鄉村教育的急迫性與重要性；
而故事的原點，是在2002年，安校長剛被分配到鄉村學校進行家訪，看到孩子因家中無好菜找到老師而羞愧，而自卑，讓她真正共情鄉村學生之處境，才有後來十年如一日之堅守；
再到故事的轉折，是在2012年，當安校長與丈夫發生矛盾，壓垮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他把孩子們來之不易的酸菜給扔了，讓她意識到兩人不在一個價值觀上而決定離婚，而她也在回城與不回城的選擇中堅定了紮根於鄉村，服務孩子們的營養與後勤。
劇情的開篇、人物的動機、命運的轉折，全都源自「吃飯難題」，作品將其巧妙地劇情化與藝術化。
二者兩個切中，恰恰構成了鄉村教育的靈與肉、內與表——
前者是靈魂內核，切中鄉村教育最底層的教育之本；
後者是動力線索，其中鄉村學子最表層的生存之難。
恰似馬斯洛需求理論，最底層的生存需求與最頂層的精神需求，也在鄉村教育這一命題實踐之難中，被這部作品所看見、所表達。而在生存需求與精神需求之間，再是知識的教育、生活習慣的教育、社會化的教育。
當然，這個需求也在40年的歷程中不斷被解決，這個圖譜也在40年的歷程中不斷被拉高。當生存的問題不再是底層的問題，鄉村教育才能一級一級地往更高級的追求而奮鬥。
兩個參照系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是鄉村教師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目標。
而主流媒體所應出品的劇，就是應在各個領域中的關鍵點位、關鍵問題有所回答的劇。
《春風化雨》就是用男女主的兩相參照形成了一組鏡像，兩種路徑說清了一個邏輯——
安顏（佟麗婭飾）和叢俊生（楊玏飾），一個是畢業後直接投身鄉村教育，一個是工作幾年後申請下鄉；一個是踐行了十年的資深鄉村教育人，一個是剛剛加入的新鄉村教師。
「下得去」，可能出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或許是命運的分配，或許是升職的考量，本劇都非常坦誠而真率地呈現，並不虛假誇大男女主的人性光芒。
安顏是安排下鄉的，作為最後一屆包分配的師範生，她待業一年後，才有這個機會。她並非不想留在城市，而是也無更好選擇，家人有抱怨，個人有抵觸，但是，卻也安之若素，既來之則安之，十年間不是沒有一絲動搖，卻一點一點越扎越深。
所以，「下得去」不是一個開始或者結果，而是一個過程。起初，可能是一個命運偶然間的安排，後來，卻變成了一個反覆確認後的選擇。
叢俊生是申請下鄉的，他有出於公心，希望學習鄉村教學經驗，但也有其私心，在劇中被不同人犀利地指出——
安顏說，「除了累積鄉村教學經驗，更是有評職稱的考量吧？」
學生說，「你過了一年不是還是會離開的么？」
校長說，「你堅持上課堂，是上課容易做課題難，還是害怕課題做不好影響評價？」
所以，本劇在呈現「下得去」的創作上，是非常誠實甚至赤裸的。
本劇並不糾結人為什麼「下得去」，而更關心人要如何「留得住」。
《春風化雨》的理解是——
留得住人的是嚮往的生活，要基於鄉村生活方式的認同；
留得住人的是成長的生命，要基於生命路徑的上升空間。
透過安顏這個鄉村教師人物的塑造，一是她讓觀眾看到了，鄉村教育不是一種只有犧牲、只有奉獻的口號，而是一種值得喜歡、值得體驗的生活方式，或許這樣的人生是清貧的，但也是淳樸的、簡單的，沒有爾虞我詐的職場爭鬥，沒有都市叢林的死感班味兒。
她也讓觀眾看到了，下鄉未必意味着社會地位的向下流動，一個有自驅性、使命感、生命力的人，仍能有不斷打開、不斷上升的發展空間，就像她從一個普通鄉村老師，一步一步成長為副校長、校長，她的個人成長也與中國教育的發展，交融在了一起。
但本劇也非常勇敢地直面「留不住」的難題，比如離開的陸老師，她對鄉村教育有情懷，對鄉村孩子有責任，但卻無力面對生存之艱難、收入之微薄。所以，通過這個角色和這個橋段，本劇也在豐滿話題的探討——
要有生計條件的保障、生活方式的認同、生命路徑的發展，鄉村教育才能真正留住好老師。
「教得好」，則如上文所論述的，這部劇做出了「教得好」的豐富層次——
既有理想層面的教得好，恰如周校長所說，「農村孩子太可憐了，父母只能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但他們的理想抱負，沒人在意」，所以，鄉村老師就是要去在意他們理想抱負的人，去孵化他們理想抱負的人，才能改變學生一生的命運。
也有心理層面的教得好，恰如鍾校長所說，別人看不起你不是因為你出身農村、你家境貧寒，而是你不衛生，所以，你要學會讓自己體面，不要因窮而讓內心扭曲、而讓矛盾轉移；而你若是無法改變、無法闖過自己這關，長大之後才是真正讓人看不起。有一本書叫《貧窮的本質》，貧窮最可怕的點，貧窮給人造成的底氣匱乏所給人造成的思維方式，而鄉村教師的使命，就是扭轉這個思維的慣性，對抗這種心理的深淵。
再有社會化層面的教得好，知識層面的教得好，健康層面的教得好......透過《春風化雨》，我們才能感知，在因為種種因素而讓家庭教育相對匱乏、相對薄弱的鄉村，教師是如父如母一般的存在，一個「教得好」的鄉村教師，他的課堂遠不只在教室。
四代教育人
不管40周年的改革開放、教師節，還是100周年的建黨，紀念的本質在傳承。
為了讓精神不死，為了讓事業永固。
因此，在出品這類關鍵點位、重大題材的品質劇時，smg會整體把控此類劇的「劇眼」——
傳承。
所以，呼應於教師節成立四十周年，《春風化雨》刻畫了四代鄉村教育人。
第一代的於校長，一生清貧，錢與時間都花在了鄉村教育之上。
但是，恰是得到於校長的助學與感召，第二代的鐘校長也才走上了鄉村教育之路，一輩子待在和平中學，從未離開。
同時，於校長也影響到了第三代的安校長，她剛下鄉不久，就接到了為於校長治喪的任務。當她發現很多於老師學生寫給他的信件與明信片，看到很多鄉親自發戴孝、爭搶執幡，知道於老師曾說，「我就是老母雞，你們就是蛋，我能孵出一個來，農村就多一分希望」，知道他在執教的41年里資助了1311位學生，便立志要接過於老師的衣缽與傳承。
而當安校長一件一件地在為鄉村教育做實事兒，提議酸菜換肉、組織營養午餐、開辦助學小組......又讓叢俊生這樣的新老師決定留在鄉村，成為新一代鄉村教育人。
然而，本劇在「傳承」上的更大亮點，不僅在於抒情地敘述了代際傳承中的故事，更在於勇敢地直面了代際傳承中的問題。
比如第二代的鄉村教育者鍾校長，因為「體罰」而從鄉村教育的崗位上退了下來。
這其中，既有人與人之間的代際教育觀念衝突——
比如第四代教育工作者的叢老師，就不認可鍾校長的做法。但是，鍾校長卻主張，「老師就是行走的教鞭，能讓學生有敬畏之心。可是現在戒尺沒了，時代進步了，老師的權威卻沒了」。
這個劇的尖銳之處就在於，這裡其實體現出反思精神的，不是唯進步論地以為，新一代的教育思想就是超越於上一代的教育思想。事實上，鍾校長的主張，恰恰點出了當今語境下，不論鄉村教育還是城市教育的痛點所在、思想混亂所在——
教師正在失語，教育工作正在變得被動、散漫、管束艱難，於是，產生一系列的教育亂象。那麼，從過嚴到過松，是否存在矯枉過正？是否需要重新校正？
也有人與時代之間的教育輿論場的衝突——
技術的便利給了監管的權利，卻也給了誤導的可能、施暴的危機。
比如鍾校長的故事，就在提醒觀眾，你只看到了體罰的瞬間，卻沒看到前後的因果；你只看到了老師的暴怒，卻沒看到他對學生的心疼；你只看到了網上、陌生人的口誅筆伐，卻沒看到現實中、師生們的不舍挽留。
所以，其實這個劇的亮點，就在它呈現了教育在進步、在發展的過程中，現實世界中的複雜。
1號結語
所以，透過smg在《春風化雨》中的實踐，回過頭來，當我們再審視主流媒體如何出品重大題材劇時，似乎有了答案。
它是要有所思考、有所回答、有所創新的。
它要從主流媒體之視角，它要看到這一重大題材所代表的人群、想到這一重大題材背後的本質問題、找到表現這一重大題材的文藝創新方法。
比如《春風話語》，看到了鄉村老師們的真實處境，他們有他們之難也有他們之樂，有他們的局限也有他們的偉大；想到了鄉村教育的本質問題，如何「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也找到了鄉村題材教育劇的新切口，既切中了最頂層的本質，也切中了最底層的需求，在鄉村教育的精神理想與現實困境的天地間，見眾生。
而這，才是主流媒體出品劇時，應有之的文藝態度：
不只是獻禮與謳歌，還要能直面現實，還要有反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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