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精中的人精,影帝中的影帝

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為惡龍;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

前奏

1380年,大明王朝第13個年頭,左丞相胡惟庸被誅殺。

朱元璋親自給他定的罪名:謀逆,私通蒙古和日本。

但朱元璋沒說出來的「罪名」,是丞相這個職位,對他的皇權構成了鉗制,讓他這個皇帝當得不得勁兒。

殺完胡惟庸,朱元璋順勢廢除了行政中樞機構——中書省。中書省的長官左右丞相,自然也消失了。

朱元璋在《祖訓》中明令,以後子孫做皇帝,不許立丞相,如有臣下膽敢奏請立丞相,立即凌遲,全家處死。

不僅如此,他還規定,宮中太監不得讀書識字。因為,文盲無法干政。

在朱元璋的設想中,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歷朝歷代對皇權威脅最大的,無外乎大權臣和大太監。他想一舉把這兩種潛在的勢力收拾掉,讓子孫繼位者一勞永逸。

然而,獨裁的慾望是無窮的,獨裁的精力卻是有限的。

廢除丞相後,朱元璋被朝廷內外的日常事務徹底淹沒。連他這麼打雞血的一個人都頂不順了,只好設置四輔官來協助處理政事。他的後代肯定會更吃力。

朱棣在位時,正式出現了內閣。到仁、宣兩朝,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入閣輔政,雖無丞相之名,但權力已經很重。

從明英宗到明武宗時期(1435—1521),宦官勢力抬頭,出現了好幾個大權閹。權閹與權臣,始終處在權力天平的兩端,此起彼伏。

至此,朱元璋的制度設計,完全「破功」。

不過,在皇帝、內閣、太監三種勢力中,皇權終歸是最後的贏家,也將是最後的輸家。

艱難勝出

艾公子之前講了嘉靖朝45年的內閣權斗,徐階經過多年的隱忍,終於在1562年扳倒了嚴嵩,成為嘉靖時期最後一任內閣首輔。

徐階繼任首輔後,採取了一些柔性措施,標榜「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實際上,這是對夏言、嚴嵩以來內閣首輔專權獨斷的自我革命,把首輔擺在一個讓皇帝和朝廷百官都放心的位子上。

他還主動召集內閣同事一起擬詔旨。

內閣的權力來源,其實是通過「票擬權」(替皇帝擬定詔旨),獲得部分皇權的讓渡。徐階能主動與同僚共享「票擬權」,着實不容易,難怪當時人在他任首輔後,都稱讚他為「名相」

這很符合他的個性。

徐階這個人,有江南人的特性,擅長以柔克剛,以柔取勝。他當初與嚴嵩共事多年,始終隱忍、迎合,朝廷言官罵他與虎謀皮,他都忍着。沒有絕對的勝算,絕不出手。

嘉靖皇帝晚年向他請教,如何分清好人壞人?

徐階毅然答道,大奸似忠,大詐似信。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徐階推薦國子監祭酒高拱、吏部尚書郭朴進入內閣。

在徐階看來,河南新鄭人高拱(1513—1578)為政幹練,又是儲君朱載垕府上的講官,入閣是遲早之事,何不做個順水人情。

但事後復盤,高拱對徐階的籠絡並不領情。兩人的交鋒,反而因此提前了。

嘉靖去世時,內閣中僅徐階一人在場,高拱、郭朴等人都不在場。草擬遺詔時,徐階竟然繞開了其他內閣成員,而把自己素來看重的門生、翰林學士張居正拉進來秘密參與。

皇帝的遺詔發佈時,皇帝本人已經升天了。遺詔的內容究竟代表皇帝最後的意志,還是草擬者的意志,也只有天知道了。

嘉靖的遺詔對自己統治數十年的弊政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廢止了皇宮內一切道教活動,重新起用了一批被罷黜的官員。讀過遺詔的人,都不會認為這是一輩子任性的嘉靖皇帝的臨終醒悟,而可以百分百認定這是徐階借嘉靖之口對多年的朝政進行了清算。

朝廷百官對這些新政紛紛叫好,一時間,內閣首輔徐階大得人心。

高拱、郭朴等內閣同僚則對徐階越加怨恨,草擬遺詔這麼大的事,你徐階竟然繞開同僚,卻拉來一個門生參與,這意思還不夠明顯嗎?

1567年,隆慶元年,新皇帝朱載垕繼位後,內閣一下子充實到六個人的規模:徐階、李春芳、高拱、郭朴、陳以勤、張居正。

張居正在參與草擬遺詔後,很快就入閣。史家認為,這是因為張居正跟高拱一樣,是朱載垕府邸的講官,但更關鍵的是首輔徐階的舉薦。

六人中,徐階與高拱互相不對付,兩人的爭鬥開始了。

最早是言官、吏科給事中胡應嘉檢舉稱,高拱在嘉靖病重期間,竟然偷偷溜回家,有失職守。因為胡應嘉與徐階是同鄉,高拱認定,這起針對自己的舉報,來自徐階的指使。

高拱隨後在另一起事件中,抓住胡應嘉的把柄,要求對胡應嘉革職處理。結果一公布,在京言官認為高拱是挾私報復,把他比作北宋權臣蔡京。

深陷輿論風暴中的高拱,迅速唆使言官彈劾徐階,轉移輿論焦點,罪名是徐階縱容兒子橫行鄉里。

很快,言官之間進行了一輪輪的彈劾與反彈劾,朝廷亂成一鍋粥。

晚明的言官,作為一個群體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參與者,在高層權斗中,亦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打手。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這是以小官鉗制大官的一個「機關」。因為言官一旦對某個官員發起彈劾,無論這個官員的職位多高,都必須第一時間提出辭職,至於是否慰留,決定權在皇帝手裡。

在這場言官大混戰中,高拱、郭朴、徐階三個閣員先後去職。爭鬥的雙方,兩敗俱傷。

此時的徐階才意識到,新皇帝沒有按照慣例對他的辭職表示挽留,而是順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辭職申請。這表明,新皇帝並不需要他這個前朝首輔再來「倚老賣老」。

這一刻,徐階明白無誤地確認,自己的政治生命,徹底終結了。

離開京城前,徐階向張居正作了最後的託付。

張居正後來在給徐階的信中,說此次別離,「淚簌簌而不能止」;又說「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復何言」

徐階確實永遠離開了政治中心,但高拱在兩年後「捲土重來」。跟徐階這一仗,贏得着實艱難。

1569年,年底,高拱出人意外地重返內閣。

據《明史》記載,張居正與司禮監太監李芳聯手,策划了高拱的復職,目的是為了抑制新入閣的趙貞吉

趙貞吉1550年曾被嚴嵩驅逐出京,此次雖是新入閣,但資格比誰都老,因而舉止傲慢。張居正或許自認資歷尚淺,無法與之抗衡,故再次引入強勢的前同事、恩師徐階的勁敵高拱,作為對抗趙貞吉的「利器」。

高拱回來後,內閣果然掀起新一輪爭鬥。

我們都知道,行業老大和老二打架,受傷的往往是老三。歷史也一樣,高拱和趙貞吉杠上了,第一個退出內閣的卻是中立派陳以勤,誰都得罪不起,只好得罪自己,走人算了。後來,好好先生李春芳,也一走了之。

彷彿當初高拱、徐階權斗的重演,高拱、趙貞吉再次分別調動自己的言官資源,互相彈劾攻擊對方。

趙貞吉落敗,離京前憤恨不已,說高拱的蠻橫真是誰也比不了。

到1571年,年底,內閣已走掉四人,僅剩高拱和張居正二人了。

高拱感覺,自己的時代終於來了。他忘了一直蟄伏在身邊的危險。

兩虎纏鬥

當帝國行政中樞剩下二人相對時,張居正(1525—1582)敏感地體會到權力擠壓後的窘迫感,而心高氣傲的高拱,還在餘味悠長地享受勝利的滋味。

史書對高拱的評價是,有才幹,無肚量

他重掌內閣後,猶記恨當年徐階對自己的打壓,特別是對徐階不讓自己參與嘉靖遺詔一事耿耿於懷。所以,在他當權期間,把徐階的政策全部推翻,甚至宣布嘉靖遺詔是「議事之臣假託詔旨」,全然不顧張居正也是嘉靖遺詔的參與者。

張居正只能默默忍着。他當下的處境和心境,頗像嚴嵩當政時,徐階的處境和心境。

早年的張居正,曾在嚴嵩與徐階的權斗中,看不慣恩師徐階的隱忍退讓、無所作為,憤而寫信罵徐階是固位希寵的和事佬。隨後,他告病假,回江陵老家,藉以表達對朝政的不滿。

三年後,張居正重返京城,卻變了一個人。

他已經意識到,和徐階的政治智慧比起來,自己三年前的衝動,簡直就是個沒頭沒腦的愣頭青。

為了做成大事,首先必須捨棄名聲,不怕人言。

宋儒朱熹說過,「真正大英雄者,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作將出來,若是氣血豪忿,卻一點使不着也」。張居正有權力欲,但他更想在得到權位後,做救世大英雄。

此時,他必須忍受來自高拱的氣壓,把自己的姿態放得很低很低。

儘管他與高拱是淵源頗深的故交。

兩人有着幾乎相同的政治履歷,曾一起在國子監共事多年,後又一起擔任裕王府講官。高拱年長張居正12歲,一直算是張居正的頂頭上司。他們曾一起爬山,約定他日入閣拜相,必當同心戮力,扶危濟亂。

對高拱,張居正的感情十分複雜。他相當欽佩高拱的能力,所以在高拱去職後,仍然願意策劃其復職。即便後來,他們之間的裂痕清晰可見,但對高拱的政策,張居正也能以大局為重,予以支持。

在高拱的主導下,出現了史稱「隆慶新政」的改革局面。張居正在萬曆初年掌權後推行的改革,大多數均以高拱的政策為藍本。

權力是一切鬥爭的本質,也是不能說出來的本質。更何況,內閣權斗始終在皇權的俯視下進行,誰暴露出對權力的覬覦,誰就會死得很難看。

所以,內閣權斗都是在看得見摸得着的人事糾紛或政見分歧中進行着。

高拱與張居正的特別之處在於,二人政見一致,理念相同,均是「忠於謀國」的政治家。除此,二人能夠擺上檯面的分歧,或許就只有對待前首輔徐階的態度了。

徐階返鄉後,高拱意欲發動清算。後藉著海瑞整頓江南富戶兼并土地之機,讓徐階的兩個兒子充了軍。而徐階本人,在張居正等人的多方回護下,終於免受追責。

對此,高拱對張居正頗起疑心。一次,他直接逼問張居正,說外界傳言你收了徐階的兒子三萬兩銀子,到底有無這回事兒?張居正指天賭咒後,高拱才說,這是一個誤會。

此後,張居正迫於高拱的壓力,不敢與徐階公開來往。

1572年,隆慶皇帝朱載垕突然病逝。臨終前,急召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以及入閣不久的高儀入宮,要三人盡心輔佐年僅十歲的皇太子朱翊鈞。

三大臣互相期許,願同心輔佐幼主,共渡難關。

這裡的同心,不僅是告慰先帝的囑託,也是文官集團對抗宦官集團的慣例。

因為,在新皇帝朱翊鈞即位的半個月內,司禮監的人事發生了重大變動。原先一直受到高拱壓制的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突然被宣布升任掌印太監,成為宮中太監的一把手。

明朝以往的歷史,內閣與太監之間始終維持着一種微妙的對抗關係。內閣強,則太監弱;太監強,則內閣弱。

眼見司禮監的人事超出自己的控制,高拱很自然就把個人的不滿上升為整個內閣的意志。他憤怒地指出,內侍的人事變動,是有人欺負新皇帝年紀小、不懂事,亂來。他把自己與馮保的鬥爭,當作內閣與司禮監的鬥爭,聲稱要為內閣擴權而努力。

內閣三人中,高儀明哲保身,不表態;張居正則在接到高拱的通報後,表態支持高拱。

高拱信心滿滿,發動言官集體攻擊馮保。最重要的一條指控是,每次新皇帝視朝時,馮保都站在旁邊,文武百官到底是拜皇帝呢,還是拜一個閹人?

風暴來臨前,張居正以視察隆慶皇帝的陵寢為由,離開了京城。回到京城後,他仍以生病為由,在家「養病」,不參與轟轟烈烈的「倒馮運動」。

事件到了了斷之時,新皇帝召集百官集合。

隨着皇帝升駕,眾人抬眼望去,小皇帝的身邊,依然站着馮保。那一刻,高拱渾身顫慄,他知道,自己輸了。

馮保當眾宣讀了皇帝的詔書,厲聲呵斥高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高拱當場被褫奪一切官職,被勒令即日離京,遣返回籍。

《明史》記載,高拱「伏地不能起」,張居正「掖之出」。

隨後,張居正與高儀聯名,為高拱求情。

而精明的高拱迅速反應過來,他的落敗,最終是敗在這個攙扶着他,並假裝為他求情的人手裡。

張居正自始至終都對高拱的離去,表現出無限的惋惜和同情,但他在背後聯手馮保搞垮高拱的陰謀,卻未能逃過高拱的眼睛。只是他倆在世時,誰也沒有點破這層紙。後來,抵達權力巔峰的張居正,曾順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過他,兩人感慨一同走過的時光,動情處還互相擦了眼淚。

然而,在政治家眼裡,情緒的調動與展示,不過是手腕罷了。

張居正早已修鍊成為一個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為了達到一個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一切卑鄙的手段。

高拱去職後,張居正再度聯合馮保,想通過製造一起雇凶謀刺皇帝的冤案,致其於死地。後來沒成功,貧病中的高拱撿回一條命。

作為一名老政治家,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勢的日子裏,他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而實際上,他至死未曾原諒張居正。

臨終前,高拱留了一手,回憶自己參與的政事寫成《病榻遺言》,其中對張居正的人品、陰謀多有指摘。這部回憶錄在張居正死後,適時地出版了,成了萬曆皇帝決心清算張居正的導火索。

到1582年去世為止,張居正在萬曆朝的最初十年迎來個人權力的巔峰。他擔任內閣首輔的十年間,創造了明朝歷史上最繁盛的時期。而他這個首輔,也是明朝歷史上權勢最大的一任首輔。

說到這裡,歷史上的權臣,無論忠奸善惡,通通沒有好下場。張居正的結局,在他死前,已經寫好了。

尾聲

張居正死後,已經成年的萬曆皇帝朱翊鈞,發動了針對張居正的總清算。

高拱此時已死去四五年,但他的回憶錄,不早不晚,恰在此時出版了,成為皇帝下定決心剝奪張氏家族權勢的一劑催化劑。

誰也不曾想到,高拱以這種形式完成了他的復仇。

如同高拱當年被定下的罪名一樣,張居正最大的罪名,歸結起來也就一條:威權震主

也只有這一條,才能戳到皇權的核心與痛處。

儘管張居正得意之時不忘小心謹慎,但他終未能在生前堅持去位、還政萬曆,以致釀成身後的惡果。權力的迷人處,也正是它的兇險處。

悲劇的是,正如黃仁宇所說,「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

張居正當國十年的家底,只夠萬曆皇帝及其繼任者糟蹋半個世紀。

到崇禎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張居正家族獲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國破家亡,崇禎皇帝無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之相一也。」

從徐階到高拱,再到張居正,儘管權斗無情,但他們都有一條底線:做官是為了做事。而到了崇禎朝,17年間出現50位閣臣,皇帝多疑的本性未變,內閣輔國的性質卻全變了:做官就是為了做官,僅此而已。首輔周延儒的使命,就是在國亂如麻的時候,忽悠崇禎,我們又打勝仗了。

當內閣充斥着周延儒一樣的人物時,整個明朝早已一敗塗地,儘是輸家。

是的,雪崩時,沒有哪片雪花是無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