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後，被害人家屬曾打來電話，表示自己家孩子是元宵節被害的，七年後的元宵節，最高檢通知抗訴了，家裡人激動得很多天睡不着覺……這是辦理最高檢抗訴辛龍故意殺人案過程中，讓我深受觸動的一個細節。
時間回到2015年。那年3月6日6時20分許，被害人張某艷被發現橫屍在自己家樓下。在案證據可以證實，3月5日（元宵節）當晚，張某艷的男友辛龍一直在案發現場，即張某艷家裡，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但辛龍拒不承認致死被害人。
究竟是不是辛龍殺人？辦案過程一波三折，一審法院認定辛龍故意殺人，判了死緩。辛龍不服上訴，二審法院將案件發回重審後，改判其無罪。被害人家屬一直不服，申訴到最高檢。
我接手該案後，審查的重中之重也是辛龍到底是不是真兇。原審判決無罪的理由主要有：本案被害人死亡時間無法確定；從被告人離開到被害人屍體被發現，其間約2小時的時間段是空白的；被害人住處遺留多枚嫌疑足跡未作比對等，法院認為證據未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無法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合理懷疑。
我審查全案證據後，認為無罪判決理由不成立：一是辛龍具有作案動機。辛龍與被害人存在感情糾紛，矛盾激化嚴重。二是案發現場符合熟人作案特徵。三是辛龍有作案時間和條件。四是辛龍雖不承認致死被害人，但其穩定供認案發當晚為制止被害人喊叫曾捂壓被害人口鼻。這與屍檢結果被害人系受外力作用機械性窒息死亡吻合。五是現場提取的生物檢材，只檢測到辛龍、張某艷的dna。六是樓下鄰居證實當晚一男一女在樓上廝打、爭吵到凌晨3點左右才安靜，辛龍的手機定位顯示當時其未離開案發小區。綜合全案證據分析，我認為可以形成辛龍實施殺人行為的內心確信。
雖然我內心確信案件是辛龍實施的，但要促成改判，必須補強證據。我赴案發地與案件原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座談交流，深入了解有關情況。此後，我復勘案發現場，重新取證，委託鑒定。復勘案發現場時，距離案發已經過去六年多，但案發現場仍完整保留，這也是該案的不同尋常之處。
此外，我又對辛龍開展調查。去之前，我精心設計調查詢問提綱，把想問的問題埋在大量的、一般性的瑣碎問題當中。詢問中，我以「嘮家常」方式切入，關心辛龍生活狀況，促使其放鬆警惕。當天，他說了大量對定罪極為有利的細節證據，在口供上實現了五六個關鍵性突破。比如，他供認了被害人的進食時間，結合在案證據可以確定被害人的死亡時間為凌晨3點到4點；再比如，他承認現場嫌疑足跡是自己留下，而現場嫌疑足跡不明是原審判決無罪的重要理由。
我們還委託公安部對案發現場嫌疑足跡重新進行會檢，最後專家一致傾向認定，現場嫌疑鞋印為辛龍所留。
經過補強證據可以認定，被害人死亡時辛龍尚未離開，現場嫌疑足跡是辛龍留下，能夠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合理懷疑，可以認定辛龍案發當晚在被害人家中捂壓被害人口鼻致其死亡，後拋屍樓下偽造自殺假象。據此我提出，原審判決錯誤應抗訴糾正的審查意見。
該案經最高檢檢委會審議，決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抗訴。最高法指令再審後，經大連市中級法院、遼寧省高級法院一審、二審，最終以故意殺人罪改判辛龍死緩，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辦理刑事案件，從有罪到無罪像是「拆房子」，從無罪到有罪像是「搭房子」。「搭房子」必須四梁八柱穩當，房子才能立得住。這是我辦理最高檢抗訴辛龍故意殺人案的感悟。對一個案件來說，「搭房子」的質料就是證據。這個案件是「零口供」殺人案，需要通過間接證據形成證據鏈定案，最難的就是要對六年前已進行充分偵查的舊案補到新證，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檢察官的基本職責就是查明真相、追訴犯罪、法律監督，為了對得起這個職責，必須不懈努力，最終歷時三年，變不可能為可能，促成本案改判。
（作者系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廳主辦檢察官、二級高級檢察官 郭竹梅）
來源：檢察日報·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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