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今年是海峽兩岸同胞打破隔絕狀態開啟交流交往30周年。30年來，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社會聯繫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為兩岸關係緩和、改善與和平發展奠定了基礎。兩岸同胞在30年的交流交往中，既共同見證了兩岸關係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也發生了許許多多令人難忘的故事。一段文字講述感人故事，一張照片記錄精彩瞬間，一段視頻珍藏難忘記憶。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是過去3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中的親歷者、推動者和見證者，以及關心和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海內外同胞。他們通過講述自己或身邊人所經歷的真實故事，續寫「兩岸一家親」同胞親情。
作者：王劍，媒體工作者
9月，出差到台北，走在繁華喧鬧的南京東路，看着周遭行色匆匆的人群，我想：若不是兩岸交流開放，我必不會置身於此。多少年來，這一灣海峽隔絕了兩岸，對大陸來說，台灣很近，卻也很遠，遠到幾代中國人彼此間都無法跨越歷史的鴻溝。
歌與家的故事
「紅紅的花開滿了木棉道，長長的街好像在燃燒...」,是因為歌，讓我想要了解台灣，那從小收藏的卡帶和CD唱片，讓我在旋律中充滿着對她羅曼蒂克的想像，直到有一天，我哼着王夢麟的《木棉道》，來到羅斯福路，那一刻，真的有種穿越時空的感覺。
歌以外，可能還有家庭的一點點連接吧。聽母親說，姥姥出生在南京，幼時長在九江，後來家族衰敗隨父親回到河北原籍，再後來嫁給姥爺定居北京。姥姥的哥哥、弟弟卻在1949年後落腳台灣，兄妹再次獲悉彼此消息，已是40年後。那時我太小，對兩岸的歷史一無所知，對於母親說起的故事，也只有「喔」而已。再長大一點，提到台灣，除了講起姥姥，母親也會說起她兒時在大院的故事，她說有個同學的父親是台灣高雄人，是個有名的醫學專家。「那他什麼時候來的大陸，後來呢？」面對我的好奇，只是隨意一說的母親也無從回答。
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對台灣的印象也僅止於此，就像每個大陸人都記得小學課本里的介紹日月潭的文章一樣，那裡是祖國的寶島，我們有着樸素而單純的感情，可仍然不了解。
當然，在我慢慢長大的時候，兩岸的歷史也在改變着，解除戒嚴、開放「外省」老兵返鄉、「汪辜會談」兩岸破冰，雖然大時代的風雲際會，平凡人無從感知，但對台灣的了解，終究是多了一點。
我初中的歷史老師來自瀋陽，課本之外，他喜歡給我們講故事，老師很崇拜張學良，從郭松齡反奉、到中原大戰再到西安事變，一有時間，他總說個不停，他說張是大英雄，西安兵諫又親送蔣回南京，是個男子漢。但是，他的一生就到36歲，真的就到36歲，以後就再沒有了....
晚年張學良。（《世紀行過——張學良》紀錄片視頻截圖）
在老師的影響下，我開始一點點了解近代歷史。世紀之交，在張學良百歲的時候，我在鳳凰衛視看到了台灣作家郭冠英製作的紀錄片《世紀行過——張學良》，雖然當時只是初一的學生，但在電視機前，我看到了一個風趣幽默的世紀老人，在鏡頭裡，聽他娓娓道來這一百年的中國近代歷史。雖然當時的我對這些仍一知半解，卻記住了這部片子，也記住了為此傾注畢生心血的郭冠英先生，雖然那只是熒屏里的他，離我很遠、很遠。
那時，兩岸的交流也開始愈發頻密，電視上林林總總介紹台灣的新聞也多了起來，因為兒時母親的隻言片語、因為對歷史的一點點興趣，也因為那部《世紀行過——張學良》的紀錄片，我開始主動地去了解台灣，我會好奇，為何1949年的國共恩怨，為兩岸的歷史就此划下一道分水嶺？為何台灣從兩蔣時代，到李登輝、陳水扁，歷經「統」「獨」意識形態的流變，歷史如此翻轉？
從中學到大學再到工作，我對歷史的了解又多了一點，看的相關書籍也多了一些，我了解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兩岸進入冷戰時期，作為遏制「紅色中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所謂「戒嚴時期」是內戰和冷戰交叉重疊的產物。這就是台灣作家陳映真所說的「雙戰構造」，兩岸歷史的恩恩怨怨，也始終處於「雙戰」的延伸狀態之下。
相識郭冠英先生
兒時家庭的淵源與興趣讓我對台灣比別人多了一份關注，可是，很長一段時間內，那只是興趣、愛好，終究離生活還有很長的距離。我把這些放在心裏，夢想着有機會可以寫點東西，甚至寫個故事，記錄我眼中的兩岸與中國近代歷史。但我求好心切，設計了無數個百轉千回的情節，無數回合的戲劇衝突，仍不得要領，過程中不免有些失意與灰心。
就在那時候，我又在電視上看到了郭冠英先生，那個在10年前，打開我的歷史視野的人。歲月荏苒，青春不再，他老了，頭也禿了，他不再是那個進入了上帝之殿，迫不及待地走到張學良身邊，渴望抓住稍縱即逝的歷史的青年。因為愛國，只是普通公務員的他成為眾矢之的，綠營對他大加撻伐，藍營對他斷尾求生，一時間，他變成「全台公敵」，他在（台「新聞局駐多倫多新聞組組長」）任上被調回台灣的時候，「獨派」對他圍追堵截，要他俯身下跪、低頭認罪，我忽然意識到了，自從一個日本人（李登輝）當上「總統」，（在台灣的）中國人的「國」就沒有了，而此時，在他生活的那片土地，他傾注畢生心血的事已經變得不再重要，而比起這場因言獲罪的「政治風波」，這似乎才是他心底真正的失落吧。
請點擊此台灣作家、「激進」統派郭冠英先生，曾在台「新聞局」供職。（圖片來源：台媒）
當時，兩岸三通的大門已經開啟，從台北到北京，朝發午至。因緣際會下，在一場《辛亥百年與兩岸關係》的徵文比賽前，我見到了郭冠英先生，我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如同幾十年前，他對張學良做的一樣。這當中，除了對個人的崇拜，或許更是中國人對民族、國家的期許。那天，因為不熟漢語拼音，郭先生請我為他打出參賽稿件，下班後，我們逐字逐句的推敲，當一切完成已近午夜。到家後，我一夜草就，嘗試也將自己的徵文發出。兩個月後，比賽組委會打來電話，我本無心插柳，那篇《走過百年再讀辛亥》卻意外獲選，而郭先生反失之交臂。得知結果，他笑談我鑿壁偷光中了狀元，為這段相差40歲的忘年情誼增添了幾分戲劇化的色彩。
郭先生說，1949年，當張學良囚禁在頭前溪頭的清泉時，他出生在溪尾的新竹醫院裏，兒時的他隱約知道為什麼會生在這裡，與一個叫「西安事變」的東西有關。再長大點，他知道這個部下就關在竹東，叫張學良。
那時，在「黨國教育」的灌輸下，他愈發覺得張學良是罪人，如同《聖經》中的保羅，是罪人中的罪魁，國家有此「不幸」，都是他害的。他在學校認識了最要好的同學王一方，在好友家樓上樓下的進出間，他看到了一對老夫婦，先生帶着黑墨鏡，有時還頂着黑線帽。同學告訴他，那人就是張學良。喔，原來那個「罪人」還活着.........
又過了一些年，他去了舊金山，在伯克利大學的中國圖書館裏，他用手搖開了歷史，他的觀念在一點點轉變，張學良悲劇英雄的形象在腦海中也不斷擴大，當讀到楊虎城全家被匕首屠戮，連8、9歲的孩子也不能倖免，他的眼淚奪眶而出，在歷史的不斷糾錯中，他在矯枉，也縱容自己過正。
這時候，歷史也在改變着，終於有一天，那道禁錮的大門打開了，張學良走出了「宮廷」，重回人間。接着，歷史成幾何倍速前進，做壽、訪問、訪美，快得令人瞠乎其後，吵得令人心有所憂。
這時的郭先生不僅走近了張學良，他也認識了唐德剛、吳天威、王冀等歷史學者，在張學良大屯山下的家，為我們留下了《世紀行過》的珍貴影像。郭冠英先生說，其實他後來一直想「統戰」張學良，想讓他回大陸，為這幕中國人的故事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哪怕為他喜極而泣，掉幾滴淚。中國這近百年的辛酸都會化在裏面，大家哭個不停，然後又破涕為笑。
為此，女兒也成了他的「工具」，他讓她學唱《松花江上》，想着假如唱進張學良的心裏，他就能回大陸了。終於在1993年1月的一個晚上，他帶着全家拜訪了張學良，郭先生的女兒在張學良的耳邊唱起了那首歌，張學良笑了，心也打開了一點，那天他很高興，做了手帕兔子，寫下了「愛人如己」四個字。再後來，張學良去了夏威夷，再沒回到大陸，一切終成遺憾。
人如滄海一粟仍與國運沉浮
2011年的那次比賽成為我人生的轉涙點，我有幸為填補那歷史的鴻溝做了一點事，哪怕也只是一點點而已，因為結識了郭冠英先生，也因為這些機緣，我也開始像他一樣努力地發掘被塵封的歷史，那並非我的工作，也並無太多金錢的助益，但我甘之如飴。
再後來，我開始從事歷史紀錄片的撰稿工作，有機會去到台灣，我結識了很多朋友，他們都出生在台灣，當然，在斗轉星移的政治環境變遷中，他們也都成為「異類」。
在這些朋友中，陳征宇醫師很特別，他出身在台灣的一個「本省」家庭，與中國大陸並無太多淵源。但是，他卻用20年的時間到大陸遊歷、求學。
有一次，在台北延吉街的一家小酒館裏，陳醫師給我講起了他的兩岸故事。
1997年，他隨一批台灣醫師團來北京交流參訪，期間，無論是在八達嶺長城還是天壇公園，身為台灣人的他從不吝嗇自己的荷包，200元一件的軍大衣、30元一個的鑰匙鏈他都買得下去。陳醫師告訴我，他當然知道小販的標價有水分，也當然知道自己做了冤大頭。「反正就算幫助同胞拼經濟，不知道下次再來會是猴年馬月。」
為何對大陸有着如此的感情？陳醫師說內心的原動力是對「自己是誰」及「希望自己是誰」的追尋。他雖然出身在本省人的家庭，卻是在台北眷村子弟的學校長大。難道倒洗澡水也要把桶里的嬰兒一起丟掉嗎？否定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也要連帶否定自己是中國人嗎？陳醫師說，對血緣與原鄉的思索，讓他努力地回答「自己到底是誰」的生命追問。
當時，得知我在拍攝抗戰紀錄片，陳醫師送給了我一些國史館出版的文獻資料，在這些難以辨認的手記、檔案中，我在《戰後台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中，竟意外印證了母親兒時給我講過的故事，原來他叫李河民，抗戰時期，他和哥哥藍明谷先後奔赴祖國，台灣光復後，藍明谷返台繼續投身革命，在白色恐怖時期，就義在台北馬場町，而李河民留在大陸，畢生奉獻於祖國的醫學事業。母親提及的那位同學的父親，正是他。
我未曾想到，因為和陳醫師的互動，兒時母親隻言片語的漫談，20多年後竟穿越海峽，牽扯出一段曲折動人的歷史故事，一對台灣兄弟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尋找祖國的事迹就這樣躍然紙上。那個紛亂年代裏，每個台灣人的類似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沒有人知道，這當中又要經歷多少曲折與困苦？
2017年9月，當我以媒體工作者的身份再度造訪台灣，在台北馬場町的台灣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我想着超過一甲子的兩岸歷史，想着那些白色恐怖時期為理想與信仰播撒的熱血與青春，人如滄海一粟、仍與國運沉浮。若不能正視內戰與冷戰結構的悲劇根源，同胞的心裏仍會築起一道區隔彼此的圍牆。可我確信，隨着不斷地交流融合，待重新豎起民族的標杆，她終會一片欣欣向榮的樂土。我希望中國好，也想把這些故事告訴更多的中國人，為此，我這些年做了一點點努力。
這就是我的兩岸故事，兩岸交流的三十年，也是我從少不更事到邁向而立的三十年。我有幸結識了郭冠英先生、陳醫師還有許許多多的台灣朋友，我們背景、經歷南轅北轍，卻都有一個共通的信念，希望這一灣海峽再不要有骨肉分離、兄弟鬩牆。就像侯孝賢的電影《戀戀風塵》中講述的那段同胞之愛：
「一艘大陸漁船停在了金門，輔導長在連上招待他們，所有的人都像在辦喜事，能拿的東西都拿出來給他們。船修好的那天，大家去送，所有的人都靜靜的沒說話，船一直駛遠，遠遠還聽到劉文正唱的諾言。」
把最好的東西給我最親愛的同胞，在兩岸劍拔弩張的對峙年代，那種血濃於水的感情尚且如此，當兩岸的堅冰漸漸融化，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又豈是無謂的政治藩籬所能阻擋？
三十年來，兩岸關係實現了怎樣的歷史性轉折、如何邁向和平發展的宏偉歷程？因為時間、因為能力，我沒法一一道來，但我確信，是非就在那裡擺着，兄弟事、家務事，總有理清的那天，只要彼此疼惜，終能跨越歷史的鴻溝，當劫波渡盡，我們仍是一家人。 （作者：王劍，媒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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