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時節，走進永安，滿城盡綠。這個人口僅有30餘萬、面積不足3000平方公里的縣級市，卻是與重慶、桂林齊名的三大抗戰文化中心。紅色的抗戰文化，帶給永安人民無盡的精神財富。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從福州內遷至福建中部山城永安，作為戰時省會達七年半(1938年5月——1945年10月)之久。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一大批革命知識分子、愛國進步人士、熱血青年和一些身份隱蔽的共產黨員雲集永安，組成了一支頗具規模的文化大軍。他們以筆墨作刀槍，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輿論，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戰文化活動，使得永安成為東南抗戰文化的一面旗幟。
出版事業蓬勃發展
市博物館原館長張承忠告訴記者，當年，內遷永安的機關、學校、團體機構有100多個。「當時永安本地人口不過三萬，而外來的人口數也有三四萬。」這其中包括著名作家黎烈文、傑出軍事家楊潮(羊棗)、畫家薩一佛等。他們到達永安後，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抗戰文化活動，繁榮了抗戰文化事業，使永安成為當時東南半壁的文化名城。
在當時永安創辦的眾多進步刊物中，《改進》算是影響力最大的一家。主編黎烈文在發刊詞中呼籲：在東南人民「精神糧食過分缺乏的情形下……我們抱着『雪裡送炭』的苦心，想以微薄的力量，儘可能補救於萬一。」他向全國廣泛徵稿，以他的赤誠和改進精神吸引了一大批有名望的學者、作家、記者撰稿，其中有郭沫若、巴金、老舍、艾青、朱自清、范長江等。
曹遠鎮霞鶴村80歲的黃永麟，至今還不知道當時住在黃氏宗祠里的一群人正是《改進》出版社的編輯部人員。徹夜趕工的印刷機器、手拿稿紙的路人，這對當時僅有七八歲的黃永麟而言都充滿了好奇。「膽子大的小孩會溜進印刷廠去撿他們裁下來的紙邊，印刷工人會開玩笑把油墨塗在小孩的臉上……」
同樣在霞鶴村，70歲的黃紹梅沒有機會親身經歷那些事，可是聽父輩講述當時有兩個作家住在他們家。「是寫作宣傳抗日的。」黃紹梅說。後來經過考證，住在黃紹梅家的是中共東南文委負責人邵荃麟、葛琴夫婦。
《老百姓》是當時由中共地下黨員直接領導和創辦的報刊，當年參加過編輯工作的高時良如今已104歲，他在為《永安抗戰文化史話》作序時寫道：「那時永安尚無電燈，我們白天上班辦公，晚上在油燈下撰稿，刻蠟版、油印都是自己動手，隨着編輯隊伍不斷擴大，辦刊也從油印改為鉛字排印，發行量也從數十份擴大到數千份，《老百姓》刊登過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功績，也發表過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文章。」
據不完全統計，戰時的永安，有近40家出版社、20個編輯單位、4家新聞通訊機構、19家印刷單位，編印、發行報紙12種、各類期刊129種，出版800多種各類叢書、叢刊和專著。其中不乏一些福建乃至全國的暢銷讀物，這些刊物對喚醒民眾同仇敵愾共同抗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興辦教育影響深遠
抗戰時期，福建省僅有9所高等院校，其中4所在永安。這其中，對於後世影響最深遠的當屬國立福建音樂專科學校。那時的校友在艱苦的環境下，創作了大量像《永安之夜》一樣傳唱度高的抗日救亡歌曲。他們還利用寒暑假，進行巡迴演出，舉辦百餘場音樂會，傳播音樂文化，開展抗日宣傳、為抗日募捐等活動，足跡遍及福建、江西、浙江、廣東各地。
樂開豐是永安十二中的音樂老師，2013年，他在市委宣傳部的支持下，先後到福州、廈門、北京等地拜訪了不少當年的音專校友。「這些校友遍布大江南北，而且大多年事已高，要見一面真不容易。」樂開豐說，讓他印象最深的是，每位校友只要聽說是永安來的，「都像見到親人一般，我們總會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
談及當年那次特殊的「旅程」，樂開豐記憶猶新，2013年暑假期間，本來約好拜訪曾在福建人民廣播電台工作的校友鍾粵，彼時93歲的老人因為身體突然不適，行程取消。回到永安之後，樂開豐卻意外地接到了老人的電話，電話里，老人向樂開豐回憶起了當年的往事，講述自己步行從廣東到永安求學的經歷……
「國立福建音專為新中國培養了大批的傑出音樂人才。」樂開豐告訴記者，音專有3位老師榮獲中國音樂最高獎——「金鐘獎」終身榮譽勳章，而2008年奧運會主題曲《我和你》的創作者陳其鋼，是音專校友的後人。
「永安經驗」曾向全國推廣
我市民間黨史研究學者安孝義長期致力於抗戰文化研究，在他看來，永安在抗戰文化史中的地位長期以來都被世人低估。
「永安在抗戰史上有兩個偉大的地方，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在此發表了《北上抗日宣言》，另一個是首先在國統區實行『田賦實征』制度。」安孝義覺得，北上抗日宣言在當時就是「時代最強音」，中國共產黨是最先挑明旗幟、堅決抗日的政黨，「抗日第一軍的名號當之無愧」。北上抗日先遣隊沿途散發抗日宣傳材料10萬餘份，喚起了千百萬工農的抗日熱情。而「田賦實征」則類似後來的「交公糧」。安孝義解釋說，抗戰早期，糧食買賣被黑市把持，糧食價格虛高，糧農卻沒有真正得到實惠，一些不法分子通過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獲利，有些地方甚至出現搶糧風潮。永安最先推行的「田賦實征」有效地解決了國統區的糧食問題，日後成為向全國推廣的「永安經驗」。
古堡見證台灣抗日歷史
距離我市城郊西南方向約5公里的文龍村，有一座始建於清代初期的古堡，名叫復興堡，寓意「光復台灣、振興中華」。這裡是抗戰期間國民黨直屬台灣省黨部駐地，影響深遠的《台灣研究季刊》同樣誕生於此。當時的主編、後擔任台灣地區副領導人的謝東閔曾在回憶錄中寫道：「民國十四年，我從台灣迂迴日本前往上海升學，是因不願接受日本帝國統治，而歸還祖國懷抱。那時我心裏發誓，只要日本統治台灣，我就不回台灣寶島家鄉。20年後，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光復，我得以不違誓言，堂堂正正歸還家鄉。」
安孝義告訴記者，1942年到1943年，國際反法西斯局勢日漸明朗化，在同盟國中出現了要把台灣「國際共管」的聲音。彼時復興堡內的台灣黨部人員大多是台灣抗戰救亡的積極分子，他們開展了一系列活動，包括舉辦「台灣史案展覽」，編輯出版了《台灣研究季刊》《台灣問題參考資料》等刊物，介紹台灣的風土人情、歷史淵源，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光復台灣的輿論宣傳工作。
出生在文龍村的退休幹部余爾望，與這段歷史有着不解之緣。他妻子的大伯當時因為人機靈，又有點文化，曾經在復興堡內當過勤雜人員，後跟隨國民黨移居台灣。兩岸互通往來後，老人曾多次帶領後人回到復興堡，追憶往事……
70多年過去了，抗戰的煙雲早已消弭，但留下的是一段「燃燒」的音符。在永安這塊富庶的土地上，當年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收復台灣，「上演」了轟轟烈烈的抗戰文化活動。如今，抗戰文化已漸成永安的一張特色名片，吸引了海內外遊客前來觀光、遊覽。(魏興谷 童長福 林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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