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收視紀錄,評分不降反升,台灣年度神劇因「矛盾」制勝

從3月開播,豆瓣不到一萬人評價,評分9.3;到4月完結,超過4萬人評價,劇集《我們與惡的距離》的評分已經升至9.5分。

收視率方面,根據「tw.dorama」網站數據顯示,《我們與惡的距離》稱霸4月的台灣電視圈,大結局當天最高收視去到3.4,一舉打破2019年台灣地區收視率的最高紀錄。而2018年的最高收視也才1.84。

現實題材確實是該劇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與此同時,故事也要講好才行。

除了大結局有些刻意正能量之外,劇情節奏,演員表演,矛盾設置,全劇都做得非常出色。

尤其是角色的情感矛盾,這是能夠吸引觀眾一直看下去的關鍵。

1.王赦&丁美媚:家庭與事業的矛盾

王赦這個角色存在兩個矛盾點,前面5集是自我意志與世界形勢的矛盾,後面5集是事業與家庭的矛盾。

對於王赦為什麼能在被全世界唾罵的情況下仍然能堅持自我,後半部分劇情給出了交代。原來他就是從「弱勢群體」里走出來的人,所以他才會有着如此強烈的意志。沒記錯他應該是全劇唯一一個獲得「兒時經歷」,被加強塑造的角色。

能動搖他意志的,是來自家庭的責任感。

家庭條件優質,從小就被捧在手心長大的丁美媚哪裡受得了外界的巨大壓力,她只希望家庭能夠安穩幸福,子女能夠平安長大,只是丈夫王赦的事業成了一顆絆腳石。

愛妻心切,具有家庭責任感的王赦陷入了一個兩難的矛盾抉擇。

堅持事業,家庭會進一步支離破碎;

維護家庭,夢想會土崩瓦解。

和王赦一樣擁有一顆壯志雄心的觀眾可以問自己,萬一真的遭遇這樣的情況,該怎麼辦呢?

現實中這樣的情況並不會少見,商人馬雲就時常吐槽,自己沒有時間陪伴家人。一個人要想在一個領域攀上巔峰,就得付出時間和精力,家人就算不遭受外界壓力,也難以避免地要接受孤獨的拷問。

丁美媚其實也只能依靠社交網絡打發寂寞,可以說王赦為了自己的事業,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家庭的幸福。

就在丁美媚及其父母都把矛頭指向王赦,逼得他無奈妥協後,觀眾終於得到了一個解決事業和家庭矛盾的方案。

也許問題主要不是出在王赦身上。

很多人都有着遠大的目標,並把目標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若是家庭與事業本身是矛盾的,那是不是就代表着這些人都不結婚為妙?

世上並不缺少愛情事業雙豐收的人,他們能夠在事業上大展宏圖,又能擁有家庭的和睦幸福,為什麼呢?

《我們與惡的距離》給出的觀點是,需要妥協的不是王赦,不是事業,而是丁美媚,是家庭。

家庭本應該是支持每個人前進的力量,無論是與父母的原生家庭,還是與伴侶的新生家庭,家人之間的鼓勵往往能起到強大的作用。

所以,擁有能夠理解自己的父母或伴侶,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幸運的事。沒有家人的支持與陪伴,那就只能和寂寞作鬥爭,而偉大的人最後都取得了勝利。

家人不理解不支持的話,那家庭便會成為偉大事業上的一個絆腳石。可見,伴侶之間的三觀一致有多麼重要。一個人想着闖蕩,另一個人只想要穩定,不發生矛盾就真是見鬼了。

2.宋喬安&劉昭國:藝術與商業的矛盾

宋喬安與劉昭國的價值觀就嚴重不一致。

宋喬安覺得如果沒有流量,內容再好也是扯淡;

劉昭國認為做新聞就要保持內容的品質,不能一味迎合大眾。

兩人的觀念矛盾也是全劇的一個核心議題,關於新聞媒體的利益與操守。

每一集的開頭部分是新聞報道與網民的評論反應,暗示媒體時時刻刻在影響着社會輿論,而社會輿論對事件當事人總是影響巨大的。

媒體要想有流量收視率,跟蹤熱點事件是非常有效的方式。現在新媒體獲得流量的重要方式也就是三個字,追熱點。

在媒體泛濫的信息時代,大眾得到的信息會難以避免地重複。於是有些無良媒體就開始尋思,要做不一樣的內容,更加爆炸性的內容。然後他們便不顧及當事人的立場和感受,加工和渲染事件。

當競爭對手那樣做獲得了利益,你不這麼做,領導就會說,愚蠢!

結果,新聞媒體就在利益的驅使下,逐漸失去了本該擁有的職責,還有道德良知。特別是某些只顧着流量的自媒體,由於平台沒有關於媒體道德的限制,他們可以任意煽風點火,社會熱點事件變成了他們的搖錢樹。

通過宋喬安一角的轉變,《我們與惡的距離》反思着當今新聞媒體的沉淪墮落。

當然轉變有鋪墊的。

宋喬安本來是和劉昭國一樣在先驅報工作,而在諸多新聞幕後工作的情節里,她都更偏向把控質量,而不是盲目追求流量。

泰國的爆炸案,她懷疑是新聞來源的真實性,壓住不報;

幼兒園劫持幼童事件,堅持要等幼童安全才live連線;

把品味新聞台設定在「坐二望一」的位置,也許是在暗示宋喬安雖然是「標題黨」,但還沒有完全失去媒體良知。影響她變得暴躁,失去理智的,陷入矛盾掙扎的,是李曉明的槍擊案。其實只要她能走出陰霾,本身是和劉昭國的觀念相差不大的,只是兩人對「藝術」的處理方式不一樣。

宋喬安尋求變通,卻無意中做過了頭,再回過頭來反思和改變;

劉昭國堅守老路,所以他做的是傳統的紙質傳媒,可惜流量一直上不去。

結局看似沒有給出「商業與藝術」的解決方案,但其實宋喬安和劉昭國的和解就是解決方案。

最後先驅報與電視媒體做了聯合專題,算是對開場李曉明事件的一個總結反省,也算是對新聞報道的一次正確示範。

「商業」的東西不能丟,熱點的東西你要去追,但絕對不能歪曲事實,惡意渲染事件,引起無謂的輿論波瀾,我們應該從各種社會事件進行反思,保持「藝術」的價值。

商業與藝術同時在發揮作用的時候,兩者的矛盾便能得到一定的化解。

3.李大芝&應思悅:面對與逃避的矛盾

哥哥的任性妄為令到還在讀大學的李大芝頓時迷失了人生方向。

年紀尚輕的她無法面對很正常,躲在家的兩年經歷成為了她人生里的黑暗篇章。

在母親的幫助下,她才被「推」出了黑暗的房間。只是她出來的時候,世界還是黑夜。

她還是只能夠逃避,世界不接受她,她自己也不接受自己,所以得知宋喬安家庭背景的時候,她要逃走。

哪怕王律師,房東應思悅不停地鼓勵她,她仍然處於自我懷疑的狀態。

觸發她轉變的,自然是樂觀向上的應思悅。

曾沛慈奉獻了超乎預期的演出,幾次哭戲都顯示了她具備當實力派演員的潛質。與李大芝不同,應思悅在遭遇家庭危機的時候表現得非常堅強,她能夠面對問題,然後解決問題。

應思悅是應對難關的模範,所謂近朱者赤,李大芝受到感染和鼓舞,逐漸從迷失走向掙扎。

那種掙扎,就猶如你從黑夜裡醒來,迎接光明之前,要起床的掙扎。

要勇敢地迎接黎明並不容易,首先要克服的心裏難關是加害者親屬的身份。這等於給自己扣上一個不光彩的標籤,難。

其次是要走出被網絡暴力,受害者家屬甚至是一些「熱血青年」的恐嚇威脅的心理陰影。從心理陰影中走出來需要時間,也需要有人推一把,很幸運,李大芝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逃避不能解決問題,李大芝選擇躲一輩子,那件事就會猶如黑夜一樣籠罩她一輩子,她的人生將是永夜。她只有推開那扇門,不怕別人謾罵,不怕別人扔雞蛋,才能力迎接黎明的到來。她必須面對自己的內心,面對一個既定的事實。

她不是什麼李大芝,她是李曉文。

除了製造利益矛盾,讓角色或者集團產生正面衝突之外,編劇還可以讓角色們陷入難以消停的矛盾掙扎之中,來保持故事的懸念性。他們的選擇越是艱難,觀眾就越是揪心。

《我們與惡的距離》成功地讓一眾角色從開始掙扎到結束,最後他們都各自得到了一個相對圓滿的,解決矛盾的方式,縱然人性中的惡,社會中的種種問題,仍然是懸而未決。

對於那些暫時無法解決的現實問題,通過李曉文和應思悅的對話,算是給了一個期許。

「看得見的東西就不用相信。

就是因為看不見,我們才更有機會去相信。」

看不見希望,不代表沒有希望。

希望,就在雲後面。

真相永遠只會怪我們的社會體制出了問題。——《我們與惡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