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和製片人一定要成為夫妻嗎?

周浩：我直接開始，首先請問趙琦，我覺得趙琦早期是做製片人，後來有很多片子是做導演，把製片人和導演都做過了以後，是不是覺得不需要製片人了？自己制就可以了。

趙琦：今天這個論壇是質量可能比較高的一個論壇，說的都是乾貨，只可惜是「和氏璧」類型的，大家都沒有意識到它的價值。我既做製片人也做導演，製片人的項目多一點，不過這兩年被稱為綜藝導演。

范儉：綜藝也沒有什麼不好。

趙琦：製片人和導演都在一條船上，大家都要想辦法讓這艘船乘風破浪，但是分工有所不同。在大的方向趨同的情況下，具體分工不同，導致在一些小的航程上會打轉，產生矛盾，然後在裏面一直糾結着往前走。我自己做的話，就可以統一，就我自己的案例來說，我覺得效率會高一些。但是有的時候也讓我在兩個角色中間切換，也未必是一種非常流暢的狀態。

我最新剛剛做的一部紀實長片還沒有出來，大概年初會出來，我還是請了一位製片人，是一位女孩子，叫陳竹（音），她幫我做製片人，所以分工還是有必要的。只是自己做的話，我更能理解這個工種，同時給予這個工種支持。

周浩：所以還是更希望有團隊？

趙琦：對，還是一個團隊會更通順一些。

周浩：我當年在很早期合作《大同》的時候，我認為我一定要有一個製片人，我要進入這個工業體系，一定要跟別人合作，即使我們合作有很多磕磕碰碰，那時候開玩笑說，我們倆因為愛走到一起，但是因為了解我們分手了，但是不排斥我們倆以後還有合作的機會。所以我覺得我會一直堅持跟製片人合作下去。最近范儉有一個特別奇特的案例，就是他的新片子《愛過》，今年找了四個製片人，他們不「打架」嗎？

范儉：我們都在相愛過程中，兩個主要製片人，一個江松長，一個梁為超，他們都在美國，也有他們力所不及的地方，就請到趙佳負責歐洲這一部分，大家還是有一些分工配合的，因為我覺得要把一個項目做到真正的國際化，把一個項目能量發揮到最大，一是需要一個好的製片人，二是需要製片團隊的力量。

再放眼我可以接觸到的國際優秀的製片人，能把全球幾大區域都打通的，其實我也不認識那麼厲害的，但是我也想跟華人合作，因為我覺得華人合作會很通順，所以我現在合作的幾位製片人，都是華人。 總而言之，我們的關係還是比較緊密和甜蜜的狀態。

周浩：怎麼協調他們四人之間的關係，是由你來協調嗎？所以有時候你的作用變成了統領製片人的角色，他們是由你來分工嗎？

范儉：我也算做了一點製片的工作，但是我絕對不會說自己也是製片人，因為這個項目是我發起的，主控是我這裡，我需要協調大家的關係，但是總的來說把一個規則講好，合作的原則從一開始就講好，基於怎樣的方式合作，在權利和義務方面是怎樣的標準，只要談好了也沒有什麼意見，而且這幾位也特別專業、職業，熱愛紀錄片，所以目前都是很順暢的，就是提前把規則講好。

周浩：趙佳老師，他當年怎麼找到你的？前面有三個人了，為什麼您還會接？你現在也接很多中國的案子，我下面的案子也期望跟您合作，什麼樣的案子您會接？

趙佳：范儉導演，其他兩位製片人，通過其他場合我也都認識，首先是看這個團隊是怎麼組合的，特別是做聯合製片的時候，意義就是搭個手，就跟我做主製片肯定不一樣，如果是主製片我可能從有一個想法的時候就跟導演密集溝通，所以在范儉這件事情上，從某種意義來說，能夠幫上一把，或者出一點小力，把這個事大家一起做完，而且又是我比較熟知、比較認可、比較喜歡的團隊，那麼何樂而不為。

周浩老師找到我談到您的新項目，也是同樣的初衷，作為我來說，身在歐洲，我了解的某一個語境能夠跟大家了解的另一個語境合在一起，可能能把一些出色的故事，大家一起做好，都是華人，都是華語圈，我有一些經驗和教訓可以分享，然後帶進來的話，沒準可以做出一點什麼事。

周浩：我們相對來說還算「老人」，您已經有特別棒的案例《風中之城，喀布爾》，如果國內的年輕導演想跟您合作，他得具備什麼條件？

趙佳：我要感謝一位年輕導演叫王申，那是我第一次給中國年輕作者，從頭到尾有很多可以回味的東西，首先對我來說要挑選一個方案，先要看導演的思維方式是怎樣的，這個案子呈現給我的時候，特別是年輕導演，不一定非常成熟，但是我覺得是大家一起來想，有一個特別棒的想法，比如說王申的《芳舟》，當時想拍在希臘的華人沒做過的事，就是扶持那邊過來的難民，我想這個想法有一點怪。但是在對聊過程中，我們經歷了很多「走左邊還是走右邊」的過程，首先看導演是不是願意跟我有這樣的溝通，就像結婚一樣，從有一個Idea走到最後，變成大屏幕上播出，這是非常長的一個過程，也是對「愛情」的考驗。我擇友或者擇偶的前提條件，方案不是有多層性，起碼要有潛質，導演能不能跟我零距離的聊，如何做出一個好的東西。

周浩：剛開始我想找什麼人做這個論壇的時候，韓軼是首先跳出來的，說一定要參加，我覺得你一定有很多話想說。

韓軼：在講這個話題之前，我有準備一頁PPT，經常討論導演和製片人，製片人到底是什麼，製片人到底做什麼，我就引用了奧斯卡對製片人的定義，到最後一個影片你要參評，30條裏面要佔據2/3，才能打上製片人的身份，我覺得可以拿這個作為一個標準，其實可以看到製片人的參與其實非常之多，並不僅僅局限於找錢，也不僅僅局限於找團隊。

從這個角度而言，製片人在整個行業裏面，可能現在會好一點，但是還是被低估了的角色，這一點是一個團隊的合作，所以為什麼會有愛恨情仇四個字，為什麼會有糾結，因為每一個人的付出在這裏面，如果最後沒有得到相應的認可，總會有這樣那樣的矛盾。

圖/製片人30條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頒任何獎項的時候，奧斯卡做得很清晰，把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分開，可是紀錄片領域沒有，當一個團隊全部做完了之後，站在台上的永遠是導演，大家熟知的也是導演，製片人是被忽略的，會有這樣的愛恨情仇也是這個決定的，大家對（製片人）的認可不夠多。這一定是團隊的合作，沒有一個人在今天可以單打獨鬥把一個影片完成，一個影片從最開始的一個想法，慢慢孵化到製作，其實製作完成，都只是萬里長征50%，還有剩下50%是怎麼通過各種方式讓它走向更多的觀眾，那個50%的長征其實更難，對於紀錄片來說，在現在的狀況之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稱職的製片人應該做到什麼，他做到的情況下，應該得到行業的認可，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愛恨情仇。

周浩：這裡我要向趙琦道歉。當年我們倆曾經得過一個獎，亞太電影節，當時趙琦沒有時間去，就說讓我去領獎。後來對方來函，上面寫着我是代領獎，獎項是給製片人的，我就說不去，我憑什麼幫你代領獎？現在想起來是我的不對。這個世界之所以有這麼多分歧，大概就是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這也是為什麼合作不下去的重要原因，其實自己並沒有那麼好了。

賀珊是我新片子的製片人，因為她和我是男女朋友的關係，趙琦剛剛問我：難道導演和製片人一定要成為夫妻嗎？有時候，我和賀珊之間公和私真的撈不清楚，做我的製片人真是不好過。賀老師有話要說一下嗎？

賀珊：在座的各位前輩，包括趙佳老師，其實她們的老公也都是導演，所以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其實對我來說，公的方面，我跟周老師的合作，站在製片人的角度，我不僅僅只是跟周導合作，還有合作其他年輕導演，我之前幫小米做過一個片子《一團火》，在網上也特別火。

比如說周老師問趙琦導演的第一個問題，導演如果做優秀了，是不是會做製片人？因為對這個行業來說，特別優秀的人可能只佔5%或者3%，如果做到那個份上，這個行業的產業化、規模並不是那麼大，如果你頂級優秀了，可以做到趙琦老師那樣，既可以成為導演，也可以成為製片人，因為他非常清晰每一個職位自己的角色，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和義務，所以能夠在這兩個身份里轉換，但是其實大部分人，一個行業做到頂尖是極少數人，大部分行業是像我這樣的人，屬於資質平平的人，如果資質平平的人，就非常希望在製片人的身份上做到很職業，這個「職業」我也會給自己定標準，比如說韓老師列出30條關於製片人的職業，當我從事這個行業的時候我也默默給自己定了非常多條製片人該做到的專業能力是哪些，我默默的做。我記得我初次入這個行業，問過這個行業的老師，我說，希望自己具備什麼樣的能力？當時他說，當你具備這樣的能力的時候，你應該是一個總經理了，就是你應該是一個老闆了。

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這個行業對於其他電影或者綜藝行業來說，相對規模比較小，行業不成熟，產業也沒有建立，所以在這裏面稍微對自己有一些要求，或者做到了一定的能力，都會瞬間出來，或者不滿足於這個平台帶給你的一切，所以就會做這做那，會覺得什麼都能做。

對於我來說，我就很想專註於製片人這個角色，當製片人角色的光環被導演搶走了，因為製片人要好好經營你的孩子，必須要在裏面獲得自己的價值感，當光環被導演搶走的時候我也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該怎麼面對這個身份，我該做什麼體現自己的價值。我可能不會做導演，而是想去尋找或者打造自己的平台，製造更大的平台，只有這樣製片人才能獲取自己的價值。

除了跟周浩合作之外，我還期望跟年輕導演合作，周浩已經有健全的美學體系，有做片子的理解，我更多是跟他學習的過程。對於年輕的導演，我覺得我可以去幫助他、服務他，去實現我在周浩導演身上獲取不了的價值感，就是自己內心能不能告訴自己，還有更好的空間是你可以去實現的。

韓軼：導演的光環大過製片人是事實，但是不是導演有意從製片人那兒搶去的，就是行業的問題，大家沒有意識到製片人的重要性。商業電影也一樣，站台前的永遠是導演。

我曾經遇到過一個年輕製片人，當時參加一個提案大會，跟導演從一開始走到最終，最後獲獎的時候證書上只有導演的名字，這是行業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能更多的認可團隊的付出，而是把所有的東西自主加在導演身上，沒有意識到其實背後是整個團隊的成果，所以我想說的是，尤其從行業或者廣州節來說，也許可以設一個獎鼓勵製片人這個職業，因為在這個鏈條上，每一個鏈條其實都很重要，導演在聚光燈下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意味着其他人就沒有價值。

趙琦：在我的認知里，我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些誤區，或者我認為概念是怎樣的，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是我當時跟周浩合作的時候，我個人認為導演是創作的靈魂，製片人是影片的靈魂。製片人在率領着整體團隊往前走，這一直是我的認知。如果製片人真正成為一個有效的管控者，如果仔細閱讀就會發現無論是在角色、攝影師、剪輯師、聲音等等方面，都是製片人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各個環節，製片人在掌控整個流程，在這樣一個掌控體系裏面，製片人是有支配權的，之前我跟周浩也交流過，就像韓軼說的，國內紀錄片也形成不了一個產業，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在給中央台做節目，做完了節目大家掙一點製作費而已，也沒有獨立影片版權在誰手上，日後產生怎樣的Revenue（收益）等等，所以一個成熟的市場體系裏面，比如說導演，他拿到了很多榮譽，但是在影片獲得了商業價值的時候，Revenue歸製片公司或者製片人，大家各取所需，有的在市場上獲得收益，有人在創作上獲得了認可。

但是因為國內形成不了這樣的環節，所以製片人在一個體系裏面，沒有辦法通過任何一個途徑得以展現，所以在這裏面，心態自然會發生很微妙的一些變化，這樣對於立志想做製片人的年輕人來說，要認識到這一個矛盾，這會是一個天然的矛盾，而且是一個根本性的矛盾。這還不包括在事實的歷程裏面，跟導演在各個環節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

周浩做了快20年的影片，產出很多，范儉現在也有非常多的影片出來，但是大家可以從稱謂上看出，都是周浩老師、范儉老師。在我看來，真正的一個有機的配合，在這樣一個認知體系裏面，製片人很難對他們產生支配權，很難要求他怎麼做。就像范儉說，這個項目是他發起的，他把這些人組合在一起，這些人是在為他服務，他其實是一個總製片人，他請一些執行製片人為他作為導演的身份服務。

在我的認知裏面，因為我跟韓軼一起做過《千錘百鍊》、《歸途列車》，我們一直當時從加拿大製片人身上學來的，他們怎麼在這裏面駕馭整個題材，要求創作怎麼走，這是我們的原始信息，甚至中國後來推廣出來的一些東西，都是從那個點開始的，因為那是最早的相對在國際上比較成功的一部影片。所以愛恨情仇，有一些是由於整個行業不健全，是畸形狀態導致的，沒有辦法調和的。另一方面來自於人的性格，對於角色的認定和對於角色認定以後，由於性格導致在創作上產生的一些碰撞和最後帶來的結果，產生了綜合性的一種反映，這是我的感覺。

圖/趙琦

韓軼：《歸途列車》當時也在說，他們的管控為什麼這麼嚴，最後利益分配的時候到底應該么分？他們說：「導演得名，製片人得利」。那時候影響了《歸途列車》結構上的東西，現在再想，我是不贊同這句話的，我不認可這麼簡單粗暴的區分，我更覺得應該是一個團隊共同的前行，如果有名大家一起享，有利大家一起分，這樣的方式更好。

就合作前提而言，只要合作雙方願意，這種合作模式就可以成立，不管是否符合大眾，當然肯定會說，如果跟製片人在一起，最後買的版權，有可能製片人可以買斷，也可能你們共同開發，各自佔有一定比例，都是可以的，只要雙方同意，別人都沒有辦法講什麼。

但是我不認為名和利這麼簡單粗暴的區分是對這個行業很好的操作模式，如果大家眼界放開一點，以後國際化合作會越來越多，絕對是一個團隊在往前走，這個團隊自己內部如果不能有很好的意識到這一點，以團隊去應對外面各種各樣的壓力，我覺得不會長久。所以是同甘共苦的一個過程。

趙佳：有的東西如果不給一個定義，開始大家覺得模模糊糊，最後就說不清楚。因為這個過程從開始到列出是非常長的，各個基金會只有製片人才有資格申請資金，導演是創作的靈魂，而製片人所有的環節都要自己去負責，唯一的回報就是作品，就是人家交稅拿出來讓你做文化的錢，讓你非常大的壓力，而且直接決定你下一部片子是否能幫到下一個導演，所以不能走錯一步路。

紀錄片是清水衙門，並不是肥得流水，所以都要精打細算，所以要做成CEO，要懂財務、人際關係等各種策略，這是非常複雜的過程，如果每一環扣不上，就都完成不了。所以這就決定了分工，我們一般是簽約導演，並不是綁定你，更多的意思是說，你該做什麼，我該做什麼，我們一起去完成它，我完全同意紀錄片也好、電影也好，絕對是一個團隊，因為這是一個龐大的體系，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到這個技術和藝術水準的，需要有非常多的專業人員。包括選誰拍這部片子，選誰剪這部片子，不是說水平高下，更多是量體裁衣，就是哪一款合適你，這是製片人需要操心，和導演一起討論和決定的事情。

最開始的時候說我要作為主製片的話，我覺得是非常大的一個責任，所以我不會貪多接很多項目，什麼是責任？我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好的話題。「一定要把它做好」這就是責任。導演跟我一定要有這個共識，才能把這個事走到最後，因為中間肯定會出現很多情況，比如說剪輯師說，我喜歡這一段，為什麼你不喜歡？剪輯師裏面的金三角，製片人必須要高度參與這個過程，一對一的時候，剪輯師是服務的。最終大屏幕上呈現的結果，幕後都有很多愛恨情仇，作為一個製片人來說，必須要Enjoy（享受）這種磨難，要有比較大的心。在署名的時候，簽約的時候要說清楚，誰署前面，誰署後面，事先說好就不會打架。導演的光環在外面大一點是正常的事，大家知道幕後是誰。

王申發過一個朋友圈，我特別感動。如果跟導演達到這樣的感受，就沒有白乾。他說：「《芳舟》我拍了15塊硬盤，但是最有價值的還是製片人，製片人才是真正的寶貝」。《風中之城，喀布爾》在IDFA作為開幕片結束之後，我和導演阿巴扎爾·阿米尼）兩個亞洲人登上2千人在座的台上的時候，有一句他沒有跟我預演過，就是介紹我的時候，他說我是他的soulmate（靈魂伴侶），把我嚇得覺得我們家老公都要跟我討論這個問題了。但是還是很感動的。雖然你出盡風頭，去了40多個（電影/紀錄片）節，一般來說電影節都是請導演不請製片人的，製片人就自己掏錢去，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這是我們共享的，這個複雜的過程是我們一起磨合出來的。可能也是因為歐洲的環境讓我能夠理想主義。大家不要氣餒，中國年輕的製片人，我是非常期待的。

范儉：其實我都認可大家的感受和觀點，所謂光環不光環有很多行業的問題，從我處理跟製片人關係的角度來看，規則是容易談的，其實很多又不完全是規則的問題，有時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一種情感、一種尊重的問題，這是特別微妙的和變化着的、基於不同人的性格而產生的一種關係。所以一旦這些東西調整不暢，一定會在導演與製片人之間產生某一些問題或者裂痕。

從我的感受來說，一個項目團隊里所有人都需要存在感，所以從導演的角度來說，應該要不斷刷其他人的存在感，而不是刷自己的存在感。從導演角度，應該各種場合多刷製片人的存在感，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也努力把這件事情做好。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尊重。這種尊重也不只是對製片人，對攝影師、剪輯師，都要有很多刷他們存在感的時刻，有一些東西，如果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台，都可以一起面對獎項之類的事情，能把這種集體的存在感做好，我覺得就會少很多吵架的時刻或者不高興的時刻。

還有一點，從導演的角度來說，應該要在某種程度上學會一些製片人的思維，製片人的思維和導演的思維特別不一樣，導演的時候很多時候就是創作，有的時候還比較任性，但是從製片人來說，是很理性的思維。兩者有的時候要切換，但是有一些導演不懂這個，切換不過來，就會產生一些麻煩。導演要不斷的向製片人學習，向這個製片體系學習，我本人也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圖/范儉

賀珊：我比較想呼籲國內，如果年輕人想做製片人，我覺得你們重點可以放在對自己的要求上。我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國內的環境跟國外不太一樣，首先國內的環境不太像國外那麼明確，是通過合同或者是通過準則來規範大家的行為模式，因為中國的文化和環境氛圍不太一樣的。

我為什麼覺得你們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重要，第一，國內的環境正在發生非常大的變化，現在遊戲規則沒有定，你們只有通過對自身的要求和努力去做一個改變這個遊戲規則的人、去定規則的人，這幾年互聯網的崛起，紀錄片在爭什麼，紀錄片在跟電影、綜藝和其他形式的東西在同一個梯隊爭資源，憑什麼別人要給你？你得講出來紀錄片憑什麼可以拿到錢和資源做推廣，所以從大的環境來說，中國的環境是特別好的環境，不像國外遊戲規則已經定了，而且是別人定的，你們要學習這個遊戲規則。中國的環境，更多是你們自身價值得到鍛煉之後，你們去定義這個遊戲規則，所以第一個層面，這個環境是需要自己對自己做要求的。

第二，關於尊重的問題，就像周老師剛剛跟你們介紹我一樣，我對周老師有一個嚴格的要求，他每次都不會遵照。我跟他說，介紹別人的時候首先要介紹我的名字是誰，其次介紹我是做什麼的，最後再介紹我是他的女朋友。我覺得所謂的尊重，也是一個很微妙的東西，如果像范儉老師覺得尊重是骨子裡的東西，那我通過尊重對方來跟大家在一起合作，成為一個團體，如果有的人先天就具備這樣的意識，我覺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也很願意跟這樣的人合作。當我面對是周浩，又不得不跟他合作的時候，我的辦法覺得尊重是我自己去爭取的，我讓他知道我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讓他離不開我。就這麼簡單。

周浩：我印象特別深刻，當前趙琦跟我簽《大同》合作協議的時候，其中有一條，我覺得怎麼這樣，就是影片最後的決定權在製片人手上，就是這個片子該怎麼剪，決定權在製片人身上。當年我看了很懵逼的狀態，但是我本着想試試的心態，最後簽了這個協議。其實這體現在另一個點上，就是說趙琦說這一段要拿下來，不能呈現出來，我說你是在「閹割」我。其實這個決定是正確的，這決定了這個片子還能「苟活」着，沒有下架。所以這個決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可能要很長時間才能看這個規則是否合理。

趙琦：我跟周浩的合作裏面有很多我的問題，我要自我批評，向周老師道歉。就像范儉說的，他還有人天然的合適度，我的性格屬於比較強的，也比較自以為是，認為自己了解一些東西。周老師很溫和，其實周老師對於創作的理解也是非常深的，所以有的時候不免會在一些地方出現問題，如果我們可以兩條腿一起走，一方面大家性格互補，可以相互有更多天然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有很規範的一套體系，大家都認可的話，可能相對來說都能處理其中的一些問題。

但是就像周浩剛才說的這些東西，比如說簽「最後剪輯權在誰的手上」這件事，如果製片人的水平沒有那麼高呢？它的水平不一定比導演高呢？因為從創作的角度，了解這個社會各個方方面面的角度，或者製片人考量的和導演考量的不一樣，如果有一個導演版，我一定覺得周浩的版本是好的，我知道那個片段很有價值，可以很深入地了解一個人的內心。

但是我的做法不是從藝術角度考慮問題，而是別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是製片人要去思考和保護的，但是這需要你有很多經驗和訓練。因為我終歸是在中央電視台幹了很多年，所以大概了解灰度是怎樣的情況，所以不能一概而論，並非說製片人一定有最後的話語權，也並非他的話語權總是正確的，只不過還是要根據製片人和導演當時的狀態，彼此之間都處於對不同領域的理解能力，有一定的協商。

我跟周浩老師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來來回回的磕磕碰碰，我們就像談戀愛一樣，中間總是有一些問題，但是最後不管怎麼樣，《大同》這個片子相對是比較成功的產出，我一直也覺得這是我製片工作中高光時刻，所以我還是非常感謝周浩老師，我們有機會在這樣一個重要的題材上面合作，如果以後有機會，我還是希望可以跟周浩老師有更多的合作。隨着我的年齡漸長，脾氣已經越來越溫和了，特別是有我兒子天天折磨我，我現在已經非常溫和了。

韓軼：製片人和導演最終誰有剪輯權，在於你們談判的時候怎麼談，應該有一個相對的規則，每一個角色的分工應該是明晰的。但是至於合作的模式，其實取決於兩方，有的時候可能導演比較強勢，在談判中，他可以做到他有最後的剪輯權，也是可以的，這取決於談判雙方在當時的情況下，怎麼做出讓雙方都滿意的決定。從一開始把事情說清楚是最好的，明晰下來，可以避免後面不必要的一些模糊的區域。

周浩：趙琦和賀珊跟我合作的時候，你們最不能接受我的問題是什麼？或者說製片人，范儉也談一下，你們合作過程中，覺得最彆扭，最後又掰過來的是什麼？因為我們還是想跟製片人合作，但是每個人都認識不到我們的問題是哪裡，我希望我的脾氣越來越好。

圖/周浩

范儉：我覺得可能會產生矛盾的其實是創作的一些觀念，因為有的時候導演合作製片人是一個創意型的製片人，這是非常好的，如果能找到這樣的製片人一起合作，會在創作上給你很多的幫助，很多的想法和指引。

但是與此同時，也會發生矛盾，因為你有你的創作，導演有導演的創作觀念，製片人有製片人的創作觀念，有時候兩者會打架。有的時候你合作的製片人，不是創意型製片人，他在創意工作上並不做太多的干涉，在這個層面上就沒有太多的衝突。對於導演而言，可能就是在創作層面上，一旦大家發生了這樣的衝突時，會花一點時間磨合和調和。對於雙方來說，都需要很多商量和妥協。

對於我本人而言，這樣的案例還沒有發生，但是有可能會發生。我現在合作的製片人是美國人，美國人有美國人的視角、文化去看待剪輯和表達方式，我是東方人，中國人，我會堅持中國人表達的語境，這兩者可能會產生衝突。雖然現在沒有明確的衝突，但是這個創作觀念上一定會有衝突的，我和這個美國的製片人一定會有調整和調和的過程。當然還有歐洲的視角，又不太一樣。

趙琦：當時《大路朝天》，最後在版本上就有很多意見。但是整體來說，所謂的創意型製片人不太存在，不用擔心太多。可能只有自己導過片子，站在導演的角度會思考很多問題，最後又做製片工作，才能更多理解在整個創作過程中和導演可能會產生的一些問題以及他的解決之道。

我做《奇遇人生》，作為總導演，實際上我也是總製片人，在這樣的體系里，需要商量的不僅僅是製片方對於一些內容的管控，還有市場、運營，每一次說到騰訊運營點，這個點要加進去，不加進去，就會很糾結。我也在創作過程中出現過這樣的問題，如果把這個加進去我就不署名的情況。

這種矛盾由不同的市場決定，這種矛盾是天然的。還是在於開始如何製作規則，本着相互尊重、理解，並且一起想把這部片子做到最好，利益最大化，雙方利益最大化，在互相認可的基礎上，一起推動片子往前走，我想最後的結果應該還是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一個好結果。

我對周浩沒有什麼意見，這是真話，在創作過程中整體還是比較通暢的，我們有兩位剪輯師，後來用一個剪輯師剪輯主體線索，還有外圍一些不同的想法，我們也有機加入進來，整個故事線索在創作上我們都在一個大的線上，中間可能涉及到具體操作上、管理上、具體事務性的事情上，可能有一些磨合，但是這都是一些小問題，都比較容易克服，事實上最後這部片子是非常好的產出。

周浩：我的邏輯是，每做一部片子，都可以讓自己在影片中得到成長。這真不是噱頭，我真心是這麼感受到的。跟很多人的合作也是這樣的，當時我們四個人，兩個剪輯師，我和製片人，我們最後一直認同，這部影片是我們四個人「拉扯」出來的，「拉扯」這個詞是台灣的剪輯師林欣民帶給我們的。後來在Q&A環節中，我經常提到「拉扯」這個詞，而林欣民去哪兒都說」混沌」這個詞。就是大家都在學習，在合作過程中，可以從對方那裡學到東西。我從趙琦那兒學到東西，他從我這兒得到一些東西，這種感覺是很美妙的。拍片子過程中，自己也不斷在成長，這就是合作紀錄片的快樂。

賀珊：如果這個主題是導演跟製片人的愛恨情仇，我的感受是，只要存在這兩個特質，從長遠來說，做片子做多了，合作多了，就會發現這都不是問題。有兩個前提，一是你跟導演的價值觀是趨同的，對他的美學和價值觀是趨同的，不可能跟一個完全不認同的人合作。所以這是最基本的原則，你知道導演創作一個題材的動力源自哪裡，這需要製片人用心觀察和發現導演的潛質和能力，並且很認同他，這是一個基本。

這個過程里的拉扯是常態，其實不用把這個端上檯面來說是誰對或者誰錯，因為一個好的東西，一定是在這種拉扯和博弈過程中發生的。所以只要兩點都具備，導演跟製片人的關係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就是從長遠來看，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只是局部吵一個小架，後來又反思這個架不值得吵。

圖/賀珊

周浩：就像我跟趙琦一樣，我現在回想一起，我們曾經很美好過，我們還是「相愛」過。

觀眾提問：謝謝各位的分享，我想請問趙琦老師，您在《奇遇人生》的經歷，現在讓你回過頭想，你想做哪種片子，或者說它們有什麼不一樣？

趙琦：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總是有活着不同的維度，我也很希望還有機會可以做出來像《大同》這樣的片子，這種東西留在時間裏面，它的重要性日後越來越會被認識到。反過來說，《奇遇人生》這樣的東西，可能沒有那麼深，但是一瞬間有比較廣的到達度。

我們做的日本的一期關於阿爾茲海默症的，發的一篇導演手記上面寫着「我只認識你」，做完到現在大概兩三年，點擊量才200來萬，對於紀錄片來說，其實已經很高了。但是這一期節目在騰訊的播出也都有4500萬，因為一般人未必會那麼深入體會一個人的情感，從泛泛來說他認識到這個問題，知道這是大家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對於這個社會的基礎認知會有一個培養。我們希望《奇遇人生》達到這樣一個功能就可以了，我可能都會做，主要是看時間怎麼安排。

周浩：趙琦做完這個片子後，我看見各種評論，讓我覺得他（趙琦）難道比范立欣還火嗎？還有很多人問趙琦結婚了嗎？

觀眾提問：我來自上海紀錄片學院，對於各位老師剛剛說過的製片人的光環沒有導演大的問題，從現在中國國內教育這一塊就可以看出這個問題，不知道各位老師是否了解，現在國內對於這樣一些專業的設置，有一個編導專業，有編有導，但是製片人可能需要懂的東西更多一些，資金的控制、招商等等，現在製片人並不是學出來的，所以現在很多非科班出身的進入這個產業，趙琦老師您本科也是學法律和英語的，周老師之前是從紙媒轉過來的，並不是學院派出身。所有科班相關專業者，如何在這個行業中把握住自身的優勢？不斷的在行業中更好的成長？現在製片相關領域，在國外可能有設置相關的東西，但是國內從教育這一塊就有一些缺失，不知道各位老師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

范儉：國外應該有這個專業吧？

趙琦：《大同》這部片子，本身有導演協會，也有製片人協會，我國有沒有製片人協會？我們都不是members（成員），紀錄片體系裏面，製片行業沒有自己的規範，沒有它的經驗，大家都是自己在產業裏面摸爬滾打，就像你說的，我只是機緣巧合在這個體系裏面，2002年正好在英國學習，學習了一定的國際製片信息，反過來能跟周浩在一起合作，我一直覺得我們倆在一起做的最根本的基礎，在於我們倆都有國家媒體體制內的經驗，導致我們看待問題都會相對理性，不至於某一個人過於偏，導致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如果真的這個產業需要發展，肯定這個人是不夠的，缺乏系統性的培養，單獨靠外頭一點點做起來，每個人的機緣不一樣、潛質也不一樣，雖然英雄生於草莽，但是數量和質量是不可預期的，從產業的角度來說，沒有辦法幫助更多的作品產生，所以還是需要忠實的。

趙佳：很多東西在學校里學了後，還需要實踐。如果有機會，亞洲也有相當多這樣的，在中國也有中國電影節或者創投會，這真是實踐的一個行當，我現在每做一次提案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這是學不完的，每一個提案都不一樣，人家給你的反饋也不一樣，學着學着就高明了。我也是半路出家，我是學科學的，所以不用怕。

韓軼：你做一遍很多就知道了，至少知道下一遍做的時候，很多坑不會再跳了，一次一次就可以避免更多的坑，我們也不是一出來就都會的，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現在不一定非要學這個專業，我同事裏面還有學醫的，現在是非常優秀的製片人，所以不是直接對等的關係，但是這個實踐的行業，必須不停的去做、去試錯，趁着年輕，確實需要交點學費。

我們剛才討論的是團隊內部的問題，還有一點是團隊外部的問題，當你面對真正投資人的時候，別人憑什麼給你錢，給了你錢後給你提要求，你怎麼應對這些要求，所有外圍的東西還有很多，所以實踐是最好的辦法。

圖/韓軼

觀眾提問：我想請問趙琦老師，今年我發現一個新的形式，旅遊vlog，它是不是一種新型的形式，未必要遵守一些傳統紀錄片一定要有的真實的東西、一定要有故事，一定要有一個團隊，把發行搞好，他們什麼都沒有想，就過去了，然後交給旅遊衛視《行者》欄目，也交給別的發行平台發行，夢想就這麼簡單地實現了。

趙琦：這個問題讓周浩回答吧。我們倆在這方面是有共性的，我認為沒有那麼多束縛，周浩老師有觀察類型的，也有介入到生活裏面去的，創作形式是各種各樣的，他的片子做得比較多，體會肯定比我更深，所以可以讓周浩老師解答。

周浩：剛才你說我浪費了這個時間，我不那麼同意。我一直鼓吹三十歲以前，所有的經歷都是你的經歷，如果這時候就指望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結出豐碩的果子，反而過了20年後，發現自己走錯了。很多東西就是埋下了機緣，只是現在還沒有結果。也許我是過來人，會勸你說，根據你的想法再走下去。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個世界有懷才不遇的人，滿身抱負最後一無所獲不可能的，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會結果的。

觀眾提問：他說你才進這個行業一年半，我們花五年時間甚至更長時間，也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周浩：根本不用在意是不是紀錄片，我記得有一個採訪，說趙琦做《奇遇人生》，我說你管它是不是紀錄片，它表達你的某種理念，同時它有這麼大的傳播量，你的人生價值和跟這個社會的鏈接更緊密了，也許在為下一個事情做什麼鋪墊，我也不清楚，我根本不會在意說他做的《奇遇人生》是紀錄片還是綜藝節目，他在表達自己，在這個階段他做這個事情是一個成功的選擇，本質上就是這樣的。幹嘛非要在30歲、40歲做人生總結，我們的人生總結是我們離開世界的那一天。

觀眾提問：我是來自上海的製片人，我自己是編導專業畢業的，我可以在兩個視角，導演的視角、製片人的視角，可以看到這兩個視角。作為紀錄片，如果想在中國運行發行，也需要拿到龍標，為了拿到龍標，製片人和導演關於剪輯的觀點如何做平衡？

范儉：拿龍標的矛盾點不在於導演和製片人。

觀眾提問：但是我遇到過我製片的片子，在國內有運行院線，導演需要明確意識到這個片子一開始如果要在中國放映，必須要通過龍標，而不是說拍着拍着，當中如果產生割裂式分歧，為了進入電影節或者個人的表達，這當中會產生變化，是很致命的分歧。

韓軼：你前面想好就可以了，你到底要什麼，你要作者型電影，放棄中國市場可以的，沒人說不可以，如果你希望這個片子被中國看到，就得接受你要經歷龍標這個過程。

觀眾提問（陳玲珍）：大家好。我是跟台上每個人都有千絲萬縷關係的製片人，我覺得我還是有一點點資格說話的。

我贊成范儉說的，龍標矛盾不在導演和製片人，龍標的矛盾在製片團隊和審查，只要能過審查，製片團隊有共識就可以了。做紀錄片和劇情片不一樣，紀錄片是你儘可能拍攝你想拍攝的東西，最後再操心你要什麼，不要什麼，你的主旨。

我代主持人問大家一個問題，在座有多少人是製片人？（舉手統計）大概12個不到。有多少人是導演？比製片人還少。有多少人是想要當製片人的，在當製片人而且要繼續當製片人的？有多少人是當導演，想繼續當導演的？有多少人想繼當導演還想當製片人的？舉的手越來越少。大家不操心，沒有人搶飯碗，飯碗是絕對足夠的，重點是你自己夠不夠好而已。

我就穿插一個娛樂節目。作為《大同》的Producer之一，我是在趙琦約我去喝咖啡，說我給你看一個片花，看了後問我要不要加入這個項目。我看了後很喜歡這個題材，但是我說國內肯定不能播，而且這裏面沒有主人公的個人生活，所以我覺得如果想讓它在國際上的話，有可能是要加強的地方。我那時候口袋也沒有錢。後來趙琦跟周浩再給我看一個版本的時候，已經有他一部分的家庭生活了，我們就加入了。

但是兩個人在台上都沒有提到，所以作為Contribution的事、作為Producer，首先要有很大的心，你要相信做紀錄片的人都是理想主義者。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只要他的出發點就是好的，作為Producer就要有支持的心，至於最後誰得到名誰沒有得到名都不重要，重要是這個片子想講述的重點，核心價值是不是體現了，最後讓多少人看到，影響了多少人。這個片子得到它應有的影響力，這才是作為製片人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周浩：今天圓桌論壇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