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代價》前後(上)——與周曉文導演對談80年代娛樂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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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的代價》前後(上)——與周曉文導演對談80年代娛樂片現象 - 陸劇吧

經濟觀察報 王小魯/文 在當下,娛樂片作為電影產業的主體,已經不再是需要辯論的問題。但是在80年代,當陳昊蘇在1987年提出「娛樂主體論」的時候,卻遭受到了當時電影界的創作者和學者們的質疑。今天回顧80年代的娛樂片現象,是很有趣的事情。在80年代電影史中,周曉文導演曾經是娛樂片的一面旗幟,他被西安電影製片廠的吳天明廠長稱為80年代後期「中國娛樂片界的numberone(頭號人物)」。也許他的影片在票房方面,未必最高,但他對娛樂片的提升,曾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在上世紀80年代,周曉文最有名的作品是《瘋狂的代價》,這是一部娛樂片,但同時也是非常具有藝術價值的影片,十分超前,乃至當時在國外放映的時候,外國學者會覺得難以置信,這是中國人拍的嗎?他們堅定地認為,周曉文起碼應該是一位留學歸來的中國導演。

《瘋狂的代價》是八十年代電影的標誌性作品,它打破了娛樂片和藝術片的界限——雅俗共賞。如果想要了解這部影片,必須要從周曉文導演的第一部影片講起。他的創作是一個整體,三部影片的命運也存在着因果關係。這三部影片分別是:《他們正年輕》(1986)《最後的瘋狂》(1987)《瘋狂的代價》(1988)。

《他們正年輕》其實並未公映,只有少數人看過。這部影片沒有被禁,而是在後期被要求刪改的時候,西影廠自行暫停了這個項目。今天可以說它是一部獨立電影,其中有關於戰爭的反思。對於士兵形象的塑造,它也有別於傳統。它的文化思想顯然已經和國際戰爭片接軌。

第二部影片《最後的瘋狂》一亮相便獲得了巨大榮譽。這是一部犯罪片,是警察追蹤逃犯的故事。周曉文將片中的兩個主角視為了一類人,故意對逃犯和追捕他的警察在家庭和感情以及人生經歷等方面,進行了雷同式的設計,兩個人彷彿是由一個人分裂而成。我們甚至可以把這部影片看作是中國第一部黑色電影。兩位男主角一個是逃犯,一個是刑警,但導演並未將犯罪嫌疑人的犯罪過程加以視覺呈現,觀眾並不會覺得他是壞人,而且他外表英武周正,對人有情有義,觀眾很容易對他產生認同。他後來誤殺他人,然後一路逃亡,而觀眾的視線跟隨他的腳步,感受某種必然暗淡和必然走向死亡的命運。結局也是兩人同歸於盡,一起喪命。這其中顯然有黑色電影的真味。

《瘋狂的代價》是周曉文在八十年代導演的第三部電影。影片的開頭,是一群女性在浴室內洗澡的鏡頭,雖然用了磨砂玻璃遮擋,但是身體的起伏仍然一覽無遺。電影鏡頭搖過每一個年輕的肉身,這一沐浴場景長達兩分半鐘。這部電影在當時,被視為娛樂片的典範,它裏面加入了很多慾望的感性元素,但同時,又有着一種反思慾望的思想。娛樂片在八十年代的興起有其內在的邏輯,對於整個社會而言,這是個體慾望合法化的一個必然過程。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慢慢釋放了人們的慾望,由於六七十年代普遍的壓抑,人們的肉身開始激烈反彈。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慾望的老虎在大街上逡巡。周曉文說,當時,在大街上充斥了許多色情讀物。這是一種矯枉過正,所以《瘋狂的代價》對於慾望的展現是複雜的。

中學女生蘭蘭在晚上放學回家的路上,被一個男青年強暴,她的姐姐青青決定將犯罪者找出來。她來到大街上,來到海濱浴場,審視每一張臉,她還拿着攝像機對城市中的行人進行拍攝。海濱浴場人山人海,充斥赤裸的肉體,這些肉體被電影的女主角一一盯住,於是這些人都被看作成了潛在的犯罪者。

影片拍攝于山東的海濱城市青島。以上的一幕幕,即便在今天觀看,也讓人覺得震撼。在那樣一個時代,彷彿人們都已經無法控制自身,在慾望法則面前,所有人幾乎都成為了嫌疑犯。在影片開頭的裸體群浴鏡頭之後,切換到一個男青年拿着望遠鏡窺視的鏡頭。這個男青年叫孫大成,就是那個強暴蘭蘭的人,他的視線和觀眾的視線一下子重合,觀眾也成了「窺視者」,是慾望的主體。這樣一個精巧的設計更是強調了上述意涵,它揭示了觀眾和犯罪男青年的同構關係。

因此,和八十年代同時期的影片相比,我們可以發現,這不是一部普通的犯罪片,不是公安擒拿罪犯、為民除害的常規敘事。八十年代是探索電影的黃金年代,但沒有一部犯罪片呈現出如此形而上的氣息,如此輕盈而深刻的表意。它不用言語,僅僅使用鏡頭畫面,就將人性慾望和時代環境做出了如此深刻的聯結和複雜的評價。

扮演強姦犯孫大成的演員,是當時長相英俊、身材很好的電影小生常戎。導演督促他在影片中不停地展現青春的胴體,他藏在一個閣樓上鍛煉身體,看當時流行的色情雜誌,他脾氣暴躁,彷彿對於自己充滿能量的身體束手無策。他在這裡彷彿被處理為八十年代慾望的化身。當青青終於見到了孫大成的時候,非常奇特的是,青青並未流露出憤怒的表情,她的眼神甚至是充滿深情的,她毫無怨怒地凝視着對方。導演在安排這場戲的時候,是這麼說戲的:「你們應該呈現羅密歐與朱麗葉之間的感情狀態,希望能在一起,但又不被世俗所容。」

這的確是十分獨特的一幕,八十年代是充滿了探索和實驗的年代,但是很多探索並不成功。周曉文導演的這兩部電影,雖然是娛樂片,但是也很具探索性,而且這些探索都做到了相對的自洽,保持了一定的水平。

|對談|

    王:在《瘋狂的代價》里,有一種很強烈的女性視角,這在當時是很新穎的,對於這樣的電影設計,您有沒有受過別的書籍或電影的影響?

周:《復活》對我影響很大,我是在十幾歲時看的,對裏面的女性角色充滿了同情,甚至是熱愛。還有左拉寫的《小酒店》,對我影響也很深。當時我能讀到這些書,是因我當兵的緣故。我從小學開始,在外語學校讀書,十五歲當兵。當時,我們的部隊在河北宣化,附近有個學院,裏面有圖書館。後來該學院因運動而荒廢,我們這一群北京兵,在夜黑風高的時候,溜進了圖書館,不敢開燈,也不敢開手電,一人背上兩三個挎包,使勁往包里塞書。也看不見書的名字,塞一本算一本,去了幾回。後來,圖書館的窗戶被加上了木條,這證明我們偷書的行為,被人發現了,不敢再去了。

我們拿了不少書,互相交換着讀。部隊里還有很多農村兵,他們要是知道了偷書的事,絕對會告密。部隊都是大宿舍,在晚上,我們把被窩蓋得死死的,中間用棍支起來,然後拿着手電筒,在被窩裡看書,特別艱難。

有兩本書在輪換到我手裡後,我便再也沒有轉出去,那是關於電影藝術表現方法的書,我看了很多遍。後來在考北京電影學院的時候,我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到了學校以後,我才知道,原來那兩本書是由北京電影學院本科四年的全部教材整編而成,就是這麼偶然。

王:您在80年代拍攝的影片都很超前,思想意識也比一般導演高出很多,您是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但並不像張藝謀、陳凱歌,他們都是78級的,您在80年代早中期的時候,已經是西安電影廠的老職工了。當時您是如何學習和獲得自己的美學思想的?

周:在西安,我沒有過那種燈紅酒綠的生活,沒有去過卡拉ok,只在圖書館裏讀書。雖然西影廠並不大,但是圖書館的藏書可不算少。那些最有價值的書,主要是兩個人在讀,一人是我,還有一人是後來的編劇蘆葦。這些都是我挺慶幸的地方,還有比較幸運的是,我遇到了吳天明、馬繼龍兩位廠長。

王:您在北京電影學院學的是攝影,後來怎麼當上了導演?

周:那是在1986年的春節前後,西影廠的導演室工作人員找到我,說廠里得到一個出國留學名額。吳天明把這個名額給了導演室,主任認為我去比較合適。他們又查了檔案,知道我小學讀的是北京外國語學校,有英文基礎。

我當時快速地想了一下,反正也沒事幹,就去吧。隔了幾天,我去西安外國語學院報到,學員來自各個單位,主要是學醫的,基本都是馬上要出國的人,到這兒來緊急補習一下。我這純屬「湊熱鬧」,英語基礎雖不是零,但接近於零,人家可都是大學的高材生,有的都是碩士畢業。進去以後,我跟不上那裡的學習節奏,學了兩個月,就意外地準備去拍《他們正年輕》了。我走的時候,他們送給了我一個綽號——「外國文盲」。我的單詞量,是所有人中最少的一個,但是我的口語是所有人中最好的。

在學習期間,吳天明在西影廠發佈了一個命令。那時候是計劃經濟時代,西影廠有三個電影指標,廠里很多導演都想要。吳天明說,咱們來個公平競爭,參加者先把劇本發給十三位廠領導,由領導看一遍,然後再給每位參與者十五分鐘時間,談談自己拍攝的想法,最終由領導決定具體拍攝哪三部。

我立即從西安外國語學院回來了,問廠長有這事嗎?他回答說有,並問我有什麼想法,有沒有劇本?我當然說有劇本,然後趕緊跑去找文學部部長郝炬才,向他要劇本。郝部長從桌子上拿起一個信封,當時還沒有開封,說裏面裝有一本雜誌,雜誌里有一個劇本。

我拿回信封,拆開一看,那個劇本名叫《假如你也年輕》。我特別不喜歡這個「假」字,當時的大部分電影已經夠假的了,而這劇本名字的第一個字,還是「假」。並沒具體看內容,我就想把名字改成《他們正年輕》。這個劇本是講前線的故事,寫了一群年輕人在貓耳洞內的生活,整個思想傾向是為祖國而戰、祖國在我心中等,這是它的主題。

看完以後,我心想,真不是我的菜,但好歹是個劇本,刻不容緩,沒有第二根救命稻草了,就是它了。

吳天明稱競爭演講為「打擂台」。據說,所有人在20分鐘內都講不完,而我連15分鐘都沒有用盡,我只講了自己想怎麼拍。意外的是,最後我竟然得到了這個機會。我當時惶惶不可終日,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太意外了。我跟吳天明提出了特別過分的要求,要去體驗生活。怎麼體驗呢?去前線。去多少人?我要求二十六人參加。吳天明都驚呆了,我幾乎把一整個攝製組,全部都列在了體驗生活的名單里,包括導演、攝影、美術、服裝、化妝、道具、製片等,最後居然被批准了,這是西影廠空前絕後的一次,可能也是中國電影史的第一次。

王:您跟我講過,在邊疆您了解到了很多事情,然後您根據採風所得,修改了劇本,後來好不容易拍完。這部電影帶有80年代強烈的思想痕迹,富於反思性,這種反思在當時是特別超前的,那時可以看到的關於戰爭反思的電影,比較著名的有《雁南飛》(蘇聯)《現代啟示錄》(美國)等,這些之前您都看過嗎?

周:我沒看過《雁南飛》(1957),但是很認真地看過《現代啟示錄》(1979),它對我的衝擊力非常強。可以說,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對科波拉導演,也是佩服至極。我覺得他有一種瀟洒,把一個巨大的戰爭題材,拍攝得跟玩鬧一樣,但是同時又有很深刻的反思。所以真是令人佩服。它對我產生影響,那是毫無疑問的了,但是這種影響並不是具體的,應該是那種瀟洒勁兒,吸引了我,對於戰爭題材的電影,我認為,自己也應該拍得瀟洒些。

王:據說,當時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認為非常好,包括當時的電影局的人也認為很好。但為什麼這部影片後來沒有最終上映呢?

周:電影拍完以後,我被電影局石方禹局長叫去。當時的審查是面對面進行,不是背靠背,也就是說,局長就坐在我的旁邊,邊看邊聊,氣氛非常友好。看完以後,石局長站起來向我鼓掌,並且說:「太棒了,我們的軍事題材電影從來沒有像這樣的一部,我一直在等,現在終於有了。」

我當時特別感動。這樣開明的人!順利通過。這是1986年的12月31日。1月1日,我回到了廠里,吳天明在忙着拍攝他自己的影片《老井》,根本不在西安。剩下的這些人開會研究,吳廠長助理叫柏雨果,他說:「今年是1987年,是建軍60周年,咱們在8月1日上映,以此獻禮。」大家一片歡呼。

3月份,召開全國會議,一些人說:「我們白天開會,晚上在賓館休息,能給我們送幾部電影嗎?」因為我的這部電影被局長稱讚過,電影局就把它送過去了。沒想到,很多人提了意見,電影局就出了一個文件,讓西影廠修改。吳天明看完以後,決定等等再看。我也不敢多說一句話。

沒過多久,在87年的3月份,吳天明把我叫去,他說:「我現在替你背着鍋,那些人都在看我笑話,也在看你的笑話,都在罵我提拔的導演不行,拍的電影宣揚戰爭殘酷論,所以,你給我拍一部賺錢的片子吧,把那些人的嘴堵上。這事就算過去了。」

王:吳天明說讓您拍一部賺錢的電影,這句話在當時意味着什麼?是不是大家都不太喜歡拍這種賺錢的電影?

周:對,是的!在1984年,陳凱歌拍的《黃土地》,在歐洲獲得了口碑,張軍釗拍的《一個和八個》,也有很大影響,中國出現了第五代電影的這種說法。張藝謀正在積極籌備《紅高粱》,吳天明自己拍的也是《老井》這種電影,所以那時候的商業電影,是被人看不起的領域。我覺得吳天明這個廠長特別厲害,他不是因為我的電影沒能上映,就說這個導演不行,不要再拍了,他反而讓我接着拍,所以就有了《最後的瘋狂》。可以這麼說,《最後的瘋狂》,不是我想拍的,而是沒有辦法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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