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衛們的上海也是上海 | 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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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衛們的上海也是上海 | 見識 - 陸劇吧

劇集《繁花》

60年前,五歲的王家衛跟隨父母離開上海,他似乎保留了對那個作為「世界主義俱樂部」的上海的記憶。在他離開之後,上海的摩登腔調多少為歷史話語所裹挾,這期間的世情,在金宇澄筆下的亭子間和工人新村裡,被細細記錄了下來。

到了劇集《繁花》中,阿寶的曹楊新村歲月,連同原著中的整個六七十年代,被一併隱去。王家衛把阿寶送進「遠東第一樓」和平飯店的大套房裡,又讓這座城市昔日的奇蹟特質重新浮現出來。

這場對「上海」的遮蔽與凸顯,似是王家衛對他心中某種「上海傳統」的恢復。那麼,他要在上海這樣的大都會身上投射什麼樣的夢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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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集《繁花》

1930-1950年代,上海曾把最時髦的商業和文化往香港帶。1937年,日軍侵佔上海,紛飛的戰火讓大批定居上海的知識分子南下。上海電影界的大亨重新在香港辦起他們的公司;永安和先施等百貨公司也建立了他們的香港分部;隨着上海資本在港的興盛,紡織業應運而起,真真假假的「上海裁縫」在香港遍地開花。上世紀50年代的香港經歷了一個「上海化」的過程,如火如荼的現代化進程像是傳奇大都會的鏡像。

1940年前後,作家張愛玲離開上海,來到香港。她對這裡的感受相當複雜,在她看來,香港在摹仿西方時,終究是太喧嘩了。而同時期的上海不是這樣,至少不完全是這樣:上海更有一種文雅的世故。這在語言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張愛玲認為其時香港的大眾文學可以用膾炙人口的公共汽車站牌表示:「如要停車,乃可在此。」某種英式中文的典範。而在上海,到處可以找到具有本土性靈的文字。張愛玲遁入市井去買肥皂,聽見一個小學徒在向他的同伴解釋:「喏,就是『張勳』的『勛』,『功勛』的『勛』,不是『薰風』的『薰』。」在百貨公司的開幕廣告上,她又看見駢散並行的陽湖派文體廣告詞,關於選擇禮品不當的危險,結論是:「友情所系,詎不大哉!」凡此種種讓她感嘆:「到底是上海人!」

一個平常的工作日,我乘坐電梯上行,在載滿晨間睏倦的狹小空間里,一名男子勞煩我替他按下十層。他先用上海話講了一句「十樓」,又用法語說了一句「salut」(致意之意),緊接着,還有一聲恰到好處的、自嘲的笑。我在體悟上海人語言內斂的靈性與俏皮時,常常會想到這一場景,滬語中獨有的,幽默、可愛、曲折的自我諷嘲。

上海話可能是中國最年輕的方言之一,直到民國初期才逐漸成型。

學者盧漢超說上海人氣質的精髓是精明,這是由商業造就的。其實上海話亦然。我在一次採訪中聽吳語研究學者錢乃榮講起過,「上海方言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生活詞彙商業化,另一個是商業詞彙生活化。」諸如「捲鋪蓋」(辭退)、「墊台腳」(行賄)等詞彙,皆是生活浸潤商業的體現。而在「賣相」、「翻老賬」、「打包票」(包在我身上)、「講斤頭」(各不相讓)等詞中,又可以見到商業行為對日常生活的侵襲。

言語與性格中的商業精明氣,並不僅僅意味着市儈,也有時候,它意味着一種「對生活勇敢果斷的想像,用中國的一句成語來形容,就是敢於為長期利益而『擲金如土』」。(盧漢超《霓虹燈下》)

除此之外,滬語的魅力還在於,它是聯絡本地方言與世界其他語言的斡旋者,其中自有一個國際化的文化空間。慢慢的,上海人把「lane」變成了「弄堂」,把「house」變成了「號」,把「dear」變成了「嗲」……把外來的「pattern」逐漸內化為自家的「派頭」。

文化身份的焦慮很少體現在滬語之中,更多時候,魔都更樂意將外來之物內化為自己語言中的貫通、跳躍與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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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衛電影《2046》

上世紀70年代伊始,香港開始了她的經濟騰飛。小說《繁花》中,阿寶與雪芝談戀愛,言談中多少離不開「香港」;理髮師傅將一張香港明信片插在鏡子邊沿,且把正面的香港風景盡量露出來,為的是自豪地告訴顧客,「這是親戚寄來的」。

「1993年,家中剛有彩電,上面放的是金庸武俠片和《刑事偵緝檔案》,到了2000年,電視里放的是蘇永康的麥斯威爾咖啡廣告,為此,我特意買了盤磁帶《悲傷止步》,放出來的是粵語版。」這是80後同事的記憶。

而有趣的是,席捲上海的這股港風潮流,是在tvb拍攝的《上海灘》中達到巔峰的。在這部創作於90年代的港劇中,上海依舊是那個華洋雜處、品流複雜的冒險家樂園。

在學者李歐梵看來,香港大眾文化中的「老上海風尚」並不僅僅折射着香港的懷舊,或是香港把自身的焦慮題記在一個老上海身上,倒更是因為上海昔日的繁華象徵著某種真正的神秘。

那是作家劉以鬯筆下,賈利·古柏與海倫·海絲演《天長地久》的時代。《玫瑰玫瑰我愛你》《恨不相逢未嫁時》唱遍街頭巷尾。霞飛路上有安南巡捕和帽上一隻大紅球的意大利水兵。舞廳里的菲律賓樂手在吹奏華爾茲與探戈。梅蘭芳在天蟾舞台演出《貴妃醉酒》。大世界的文明戲,蘇州河上的小船,膠州路的落日光,黃浦江的晨曦。黃包車夫的腳力與電車競賽,跑馬廳的金風針在陽光中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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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衛電影《2046》

在劇集《繁花》中,1990年代的上海重申了它昔日的夢幻。阿寶帶着最樸素的好運和心腸,替我們所有人飛了一次。可這樣一個完美的寶總,平滑得更像是一場夢。相比之下,那個被困在海鮮市場和一地雞毛中的、不會飛的陶陶,更接近芸芸眾生的真實。

beyond的《不再猶豫》響徹了整部劇集,可最令我動容的卻是陶陶的猶豫。

慾望的鑰匙在手心裏捏出汗來,卻怎麼也插不進小阿嫂的鎖心。這扇誘惑之門、機遇之門,他開還是不開?在手握鑰匙的掙扎和擺動中,最美的煙花開過,好勢歹勢統統打馬而過。

只是,在所有沒有起飛的惘然的宿命中,也總有一些沒有為歷史的車轍碾過的東西。無論在牯嶺路海鮮市場,還是走進黃河路飯店包間,繁花的綻放與凋零彷彿無關於己,陶陶只是陶陶。這種「無關於己」中,有生活本身不變的韌性,那是上海最雋永的世情。我們知道,日常有時也是很接近於奇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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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集《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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