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優秀的電影不僅可以改變我們的認知，還能夠在故事與生活之間創造一種頗具互文性的審美體驗，進而構成屬於電影人同觀眾的雙向表達路徑。如果說，電影的魅力在於歷史記憶的留存與復現，那一部講述電影的電影則更為深刻地串聯起塵封故事與當下生活的烙印。電影《追光萬里》正是這樣一部充滿溫情與感動，寫滿榮耀與滄桑，鐫刻了屬於電影人骨子裡浪漫與赤誠的電影。
伴隨着著名電影人盧燕老師的陳述，黃柳霜、黎民偉、蔡楚生、阮玲玉、梅蘭芳、李小龍的故事呈現於銀幕之上。這彷彿情景再現式的還原，使得這些靜靜躺在電影史書上的人物突然間活了過來。沉浸在偌大的影院之中，不僅沒有給人以陌生感，反而以一種老友重逢的經驗式觀照，提振了內心的主體性意志與電影的內在衝擊力。在張同道導演的鏡頭下，時代故事與過往記憶娓娓道來。在我看來，這不光是電影之電影的再命名，更是對於歷史真實與記憶倫理選擇的一種態度。回望歷史，大多數人只記得宏大史述的表達，卻選擇性地遺忘了有關歷史的微茫之地，連同那些富有生活細節、美好與疼痛兼存的時光。因之，《追光萬里》給予觀眾這種情感的釋放與抒懷的渠道，將故事的講述視野橫亘於東西之維，南北之向。
《追光萬里》中的影人故事既是歷史參照與現實關懷的情感投射，更是當代人試圖了解自我與過去關係的具象呈現。從洛杉磯、上海到北京、廣東，那代電影人代表的是個體身份的確證與面對冷眼旁觀後的篤定；亦是在飽受戰爭蹂躪與民族危亡之際振聾發聵的吶喊與記錄。對於當代人而言，或許這種演繹的歷史更能夠走進觀眾內心深處，不僅可以鑄造個體內在的精神力量，且別具外在的倫理感化意義。基於這層思考，《追光萬里》的確是具有超越性思索的，這份超越既指向了電影人的主體層面，更折射了普通人內心世界一種烏托邦化的建構，向觀眾傳遞出理想主義式的生活常態並未遠去的信號。
當然，作為一部紀錄電影。《追光萬里》必須要克服現有材料保存不完整、歷史修復、真實選擇等問題，最大程度地實現藝術性、真實性與紀實性的特點。張同道導演以五年之久的記錄與創作，採取真人扮演式的情景再現，較為“柔化”地呈現了基於歷史檔案之下的某些真實場景。儘管在這一問題上存在真實性本體論思考的顧慮，但於整部紀錄片而言卻處理得恰到好處並相得益彰，不僅增強了電影的可看性與沉浸感，還很好地詮釋了“追光萬里”的路途顛沛與光影之美。
法國歷史學家安托萬·普羅斯特在《歷史學十二講》中闡述道：“人不是通過遺忘來擺脫壓在其身上的過去，而是通過重新找回過去，完全有意識地接受它，以便整合它”。如此來看，歷史的意義與價值恰在於從過去中解放出來，填補我們在認識上的空白，而這種空白在《追光萬里》中成為一種日常性的細節存證，得以使當代人回望那段有關光影的歲月，有關青春的日常，有關信仰的追問。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歷史學像是一種教育學，是我們學習自由的場地，也是我們自由的手段”。正因此，《追光萬里》這封寫給當代人的電影情書穿越了歷史的場域，鋪就了倫理之善的道路，書寫了文化信念的選擇，既可以在逝去過往之地得到迴響，又能夠在面向未來之時獲得某些生活的答案。（作者：韓貴東，系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部助理研究員、哲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