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直男，你是怎麼拍出《斷背山》的？」這是昨天在新電影《雙子殺手》的對談活動中，李安收到的其中一個問題。
儘管這個問題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不知道被問到過了多少次，李安還是認真地給予了回答：
「我拍了很多女性電影，顯然我也不是女性呀，我想我們做藝術的有一些天分吧，用假借、形容的方式達到寫真的目的。
「同性戀我一共拍了三次，可能我陽剛氣不夠吧，每次拍打打殺殺就不太賣座，拍陰性的、壓抑的，好像觀眾就感同身受，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的確，說到李安的電影，我們會想到敘事溫柔、情感細膩、跨越文化隔閡、讓人感同身受。
甚至這幾年在追求電影技術的時候，他也始終在試圖還原人與人之間幾不可聞的呼吸、情緒甚至是感覺。
而李安為什麼能成為李安？也許是因為，他對自己的定義始終是一個漂泊的、不安的、在找尋些什麼的「失敗者」。
1954年10月23日，台灣屏東潮州，時任花蓮師專校長的李升家裡，新添了一個大胖小子。按照老輩人的說法，這個孩子屬馬，其命納音為砂中金，流年納音為長流水。金水相生，運勢不錯，但瑣碎，勞碌。
此時是李升到達台灣的第四個年頭，這是他的第三個孩子，另外的一兒一女不得不留在老家江西省德安縣烏石門村，一同留下的還有他教育部主任秘書的頭銜，一棟五井大宅院，以及開在九江的「恆裕商行」。
1954年，世事如棋，倏忽萬變，每個人都如風中飄萍。對於客居他鄉的李升來說，這個孩子的出生，使得中國人的隨遇而安和知識分子的悲天憫人，找到了更切實的着力點。李升給兒子起名為安，把他當做長子養。
在多年後的一次採訪中，李安解釋說，父親起的這個名字，一是要後人不要忘了老家德安，一是紀念來台時搭乘的「永安號」貨輪。
當時誰都不會料到，這個叫李安的孩子，成了家裡最不爭氣的那一個。他沒有做到父親希望的那個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甚至在李安結婚，有了孩子之後，父親還寫信罵他，要他「像個男人一樣」。
但也正是這個父親口中的「鬼樣子」的李安，成為目前最成功的華人導演。他三次獲得奧斯卡獎，一次金球獎最佳導演，兩個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兩個柏林電影節金熊獎，他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被供奉進世界電影史。
他打破了好萊塢對外裔導演綿延了近百年的偏見，也打破了民族、種族的文化界限。
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被譽為「當世界都以為電影已經老去的時候，這部電影則證明，電影剛剛被發明」。
他的第14部電影《雙子殺手》將在本周末上映，在4k與120幀之後，他還加入了VR技術。
他叫李安，他說他一直是個失敗者。
1.一個達不到要求的兒子
小時候的李安在花蓮長大，對於花蓮，李安的記憶是「很單純，泥土性很強」。
就像很多人對小時候的記憶一樣，李安對花蓮的記憶也是模糊，甚至是混亂的。他記得每年過年時候家裡要拜祖宗，但他不記得拜祖儀式和隨後對父母大人的叩拜，在細節上有什麼不同了。他記得每次吃飯時候，氣氛都很端莊，因為父親教導過「食不言，寢不語」。
他也記得，父親還會在吃飯之前告訴他們，「不要把飯都吃光，留一點給內地的哥哥姐姐」。
很多年後，李安總結說，在花蓮「接受的是美式自由開放的實驗教育」，他像一匹野馬，可以隨意奔馳，但家裡是典型的老式儒家環境，一回到堂屋，他必須按下心思，撫平所有縱橫交錯的念頭和舉動。
但作為一個小孩子，李安永遠不會做到收放自如天衣無縫，弟弟李崗也說，「哥哥小時候挨揍比較多」。
父親對於長子的期望，從一開始就沉甸甸地壓在李安身上，這是他直到現在為止還在心繫念念的，每當家裡出現了任何大事小情，他的第一反應都是，「我是長子，這個應該由我來」。
和爸爸的嚴厲不同，媽媽和李安「是一夥兒的」，他最高興的就是和媽媽去看電影。十歲之前，李安記憶最深的，是和媽媽看了李翰祥的《梁祝》，九歲的李安哭得稀里嘩啦。
這件事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李安對李翰祥的崇拜綿延至今；二是換來了父親更大噸位的失望。李升第一次對兒子說出「要像個男人一樣」這句話，當時他不會料到，此後，這竟成了他對家中這個長子說的最多的一句話。
李安不止一次地承認，「不是個合格的兒子」。從小李安就沒有表現出父親所期望的胸懷和擔當，不但不能「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就連「仁義、好施、慷慨、重諾」都磕磕絆絆。
失敗的兒子當到十歲，李安又迎來他生命中另一個更失敗的身份，學生。
10歲那年，家裡搬到台南。「老師都講閩南話」，而且台南實行的日式教育，李安「上課第二天，就因為數學考不好被打耳光」，「打完還要謝謝老師」。這讓李安再一次生出外省人之感，10歲的少年開始學習此後他一直需要學會的融入。
對於一個學生來說，融入一個環境，首先得在學習上佔據話語權，而這恰恰是李安作為一個家學淵源的孩子，最感到丟臉的，他的成績「比糟糕還糟糕」。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失敗的學生，李安另一方面的優點開始浮出水面，唱歌、跳舞、書法，他都冠絕全校。但每次放學，他又暗暗企盼，這些要是能反作用在他的科目上，該有多好。
大概每一位天才都曾經歷過這樣的撕扯吧，自我與他者的廝殺，要麼以向現實繳械而終結，要麼以涅槃重生為起點，而每一個這樣死裡逃生的天才，這一番掙扎最後都成為其讚美詩中的一個特別的註腳，以供旁觀者津津樂道，但只有當事人才知道這有多兇險，有多煎熬。
尤其是16歲之後，他進入了由父親做校長的台南一中。李安不止一次地和媒體說起，在台南一中時候，看見父親時的複雜心情以及他遠遠避開的舉動，聽者無不莞爾，李安亦憨厚地笑着。
作為成功後的點綴，任何艱苦都有了足夠盛大的理由，但少年李安的艱苦，似乎應該更被記取其艱苦本身的意義。
2. 磨難接着磨難而來
李安說，他至今遭到兩個重大的磨難，一是兩次高考落榜，第一年差了六分，第二年差了一分，也就在得知第二次高考失利的當天，李安摔了桌上的檯燈和課本。
他說那是他「這輩子最激烈的舉動」，其恢弘可以和當年因為在戲劇社裡扮演女生被父親罵，他摔門逃走相併列。
第二個磨難就是從紐約大學畢業後，在家賦閑了六年。
這六年仍然是被大家津津樂道的傳奇，想想看，一個後來震驚世界影壇的大人物，在畢業後整整六年的時間裏，在家洗衣做飯帶孩子。
每天在老婆要下班的時候，李安就和兒子規規矩矩地坐在沙發上，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着獵物回家」，是不是比一部好萊塢電影還要驚險刺激？
在一次和朋友閑聊的時候，李安說起那段被人讚歎為「起跳前的下蹲」的六年時間，說「我要是有日本丈夫的氣節，早就剖腹自殺了」。
妻子林惠嘉是李安去芝加哥替中華榮工青少棒比賽加油的時候認識的，在關於李安的各種文字里，林惠嘉被譽為奇女子。這個伊利諾大學畢業的生物學博士，比李安酷得多。
大兒子出生，她居然沒有通知李安，李安後來回憶說：「第二天我搭飛機趕到伊利諾，醫院的人都高興得鼓起掌來。原來半夜惠嘉獨自進醫院，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和親友，她說不用了，院方還以為她是棄婦。
」她感覺羊水破了，自己開着快沒油的汽車就到醫院生孩子去。二兒子出生時她也趕我走，說你又不能幫忙，又不能生！」
李安功成名就後，和妻子去菜市場買菜，有人羨慕「你命真好，先生還可以和你買菜」，她答「是我今天特意抽空陪他買菜的」。
即便酷如林惠嘉，也曾被李安那六年弄得幾近崩潰，她打電話和媽媽訴苦，媽媽要她離婚，放下電話，林惠嘉自責「我怎麼變成這樣子的女人了」。
難怪老父親寫信罵李安，就連李安自己都喪失了信心，想去學電腦，聊以度日。妻子林惠嘉罵他，「學電腦的人這麼多，不在乎你李安一個」。
也許，很多人不相信的「成功與失敗永遠一步之遙」這種泛酸的話，是大多數人碌碌無為的主要原因吧，起碼這句話的光芒折射到了李安身上。
他的成名作《推手》是獻給父親的，也是獻給妻子的，在影片最後他專門寫有鄭重鳴謝林惠嘉。這個失敗的兒子、丈夫，終於等到了極有可能等不到的這一天。
李安的電影被譽為打破了東西方界限，曾有專家為此專門研討，他跨越種族與文化的藩籬的原因，結論是李安對人的思索是基於人性本身出發的，而人性從來都不曾被時間和空間圍剿得手過。
這或許只是一家之言，當一個標誌性的東西被納入到大眾視野的時候，其解讀永遠都帶着仰視的切入點。
3. 電影是他與父親求和的方式
正如《理智與情感》對於英國文化的認知，《與魔鬼共騎》對美國歷史的觀看，《卧虎藏龍》對於東方文化的審視一樣，李安被當做某種符號被放大定格。
他不得不在越來越盛大的洪流中起伏。所以他說「我可以處理電影，但我無法掌握現實。面對現實人生，我經常束手無策，只有用夢境去解脫我的挫敗感。我對電影的憧憬，正是我心蠢動的根源」。
換句話說，李安的成功正在於他對自己失敗的直視。
李安的電影一直沒有走出他的少年陰影，他在《推手》、《喜宴》、《飲食男女》中探討的是兩代的隔閡，所以，他把這三部電影命名為父親三部曲。
他藉著電影怯生生地和這個以父親為代表的世界講和，他試着去理解，去溝通，去勇敢地到父親面前大馬金刀地坐下來。但他到底還是那個在花蓮瘋跑完了，在進入堂屋之前，先整理了衣服的孩子。
對父親的敬畏，是他探尋那些他所不知道的世界的緣由。父親高大的背影一直出現在他的每一部電影中，在這樣的背影的籠罩下，長大了的李安依然背負了那個小小的李安的全部，努力地和每一個風車戰鬥，希望得到來自父親的認可。
他說，從《綠巨人》開始，他走了出來，但這也是迄今為止他不甚成功的作品。在影片巨大的投入產出的壓力面前，最後還是父親對他說，「要是不行，你還是回來當老師吧」。
在父親面前的失敗，造就了李安的成功。李安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像是他的自傳。
片中派的父母去世，他沒機會見到父母最後一面，只能對着大海喊，「爸媽，我對不起你們」。李安也借這部電影向父親說感謝和對不起。
父親李升在2004年過世，當時李安正在拍攝《斷背山》，接到父親病危的通知，他連夜回家，在機場，接到弟弟的電話，他隔着電話和父親說話，但再也沒有聽到父親說話，再也沒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他說他「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
說李安的電影都在寫父親，有些言過其實，但李安的每一部電影的確都帶着父親的氣息，《卧虎藏龍》時，他聽取了父親「用力不要太深，着色不要太重」的勸告，拍攝出了中國人所獨有的沖虛空靈的禪意。
《斷背山》拍攝之前，父親鼓勵他「等你拍到五十歲，應該可以得奧斯卡 」，他說「沒有這句話，我可能堅持不下去」 ，但李安很少和人提及的是，父親緊接著說的是，「到時你就退休，去教書」。
《色·戒》的時候，較真較到死心眼地步的李安瀕臨崩潰，在法羅島見到伯格曼，抱着老爺子大哭，這個被李安稱作精神之父的男人再次挽救了他。李安回到上海，完成了《色·戒》。
李安用電影去向父親求和，去獲得那句他從小就一直夢想的來自父親的首肯。他用電影和父親溝通，也用電影去尋找父親的精神，現在他知道了，父親是他的一個結果，但更多的是他的原因。
因果相生，如金水循環。
4. 一個「失敗的」異鄉人
除了兩代的隔閡，李安在他的電影中一直在做的，就是在探討不同文化的共通之處。這是他的電影可以穿透種族的天然壁壘，並最終獲得世界範圍內應和的原因。其實，這也是他從小就不得不去做的。
李安出生於花蓮，相對於父親的漂泊來台，算得上土生土長。可在一個更大的環境下，他的出生地只是他的一個眷村，他和父親一樣，生活在當地人的故鄉里。加上10歲時遷移至台南，小小少年就不得不在兩種以上的文化漩渦中，尋找他的立足點。
少年時候，他是台灣的外省人，碩士畢業後，他是對於紐約來說更遙遠的異鄉客，他的前半生，一直在故鄉之外顛沛流離。
他永遠是一個失敗的異鄉人，找不到工作的李安甚至去到劇組打雜，具體工作就是在拍攝時去攔阻圍觀，生性溫和的李安，被一個非裔女人指着鼻子，「再擋，就揍你」，嚇得跑開，一下午都不敢出現。
李安的電影一直以中國人傳統的儒家文化，去攔人，去做有效溝通，他發現了那些篆刻在石碑上的字。所以，他的電影都隱忍，就像《斷背山》探討的禁忌之愛那樣，隱忍着，但也如儒家水滴石穿的堅韌那樣，堅持着。
和李安合作過的人都說，李安在藝術上和為人上完全是兩個人，在電影面前，他寸步不讓，在平時的生活里，他溫和靦腆。
還有比李安更失敗的人嗎？
在父權和異鄉長大的孩子，對人情世故總是理解得特別深刻，他必須學會很多，才可以保證自己在一個個他不慎闖入的世界裏求得安全。他在台南的要做的，其實就是他在紐約要做的，也是他的電影一直在做的。
還有比李安更成功的華語電影人嗎？
他的成功就在於他對自己失敗的坦誠相見，他從不企圖用後來的成功去塗抹之前的失敗，以供書寫者去製造一個天賦異稟的佛陀，他不需要供奉，經歷過排斥和拒絕的孩子對平等和博愛的需求，遠大於這幾個字的表面意義。
所以，電影是他的入口，也是出口。就在不久前，再次聊起那部《色·戒》，他承認，「其實王佳芝很像我，鄺裕民身上也有我的影子，那個，那個……我也有點像易先生」，台下哄堂大笑。
除了拍電影，他一無長物，「我沒辦法跟命運抗衡，但我死皮賴臉呆在電影圈，繼續從事這一行，時機來了，就迎上前去」。
他喜歡在電影里把人逼上絕路，就像《色·戒》里繃緊的易先生，他總是把惡塑造得更惡，但他的惡之花總是汁液淋漓、羞慚鮮妍。電影里有現實中的他，也有他自己願望中的他，如李慕白，如綠巨人。
李安永遠記得父親教他寫毛筆字，「寫字要回鋒，走到盡頭時要回來，要圓潤才完整、好看」。李安做人如寫字，做電影也如寫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