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複雜的動物，有人天生擅長應對多種任務，有人擅長專註應對一件事情。
張藝謀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大導演，2018年初，籌拍電影《一秒鐘》時，已經68歲了，這個時候還同時主持着八九個不同的大項目。他的日常狀態是，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走路5公里，只吃一頓飯。
早上7點趕到郊區參加平昌冬奧會8分鐘項目的誓師大會；10點趕回錄音棚為電影《影》錄製後期錄音；11點趕去彙報冬奧會籌備情況；下午2點開電影《一秒鐘》美術會議；4點開青島上合峰會演出的策劃會；傍晚6點和9點還要指揮兩個大型演出的綵排；深夜10點以後還有三個策劃會。
全天的工作是直到次日凌晨3點才結束，至此張藝謀工作了整整20個小時，後面的日常也是拍得很滿。可以說，張藝謀的工作狀態，就是不斷地切換任務模式，遊走於不同的事務之間。
那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張藝謀的多線程
當導演，和畫家、作家不一樣。從拉投資開始，要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進組以後，要統籌劇組人員，處理大小問題，得一直開會。而從事獨立創作的藝術家都不喜歡開會。
張藝謀經手的項目，都是要在妥協和權衡之間做決定的。當他面對形形色色的意見時，反問對方「怎麼辦」時，對方往往就沒詞了，這個時候導演是孤獨的。
張藝謀說自己對抗衰老的方法，就是保持運動和忙碌，自稱是「斜桿老年」。他的導演業務涵蓋了電影、大型晚會、歌劇等，幾乎都是國家級的重點項目，有期限和硬要求，推脫不得。
比如平昌冬奧會8分鐘亮相、青島上合峰會演出、《對話·寓言2047》話劇等等。在這些時間的夾縫裡，張藝謀還要拉着劇組人馬趕去敦煌拍電影《一秒鐘》，為什麼一定要拍這部電影呢？
張藝謀說自己六七十年代在山西插隊時，連殺人犯都不願意破壞大家看電影。放映機只要一開，觀眾的痴迷和熱情，就會讓導演有自豪感。這部《一秒鐘》，就是他獻給電影膠片時代的情書。
主演張譯發現，老一代的電影人談論膠片的時候，都有一種無上的榮光。這部電影既是張藝謀的個人情感，又是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張藝謀說，這是一部關於電影的電影，自己是有感而發，想保持住原創的熱情。
比如全劇第一個鏡頭是在沙漠里，按原來的設計，張譯扮演的張九聲在烈日之下快步行走，誰知道一開機，天上就刮來了沙塵暴，機器就得停下來。張藝謀考慮了片刻，決定不等了，把這一場開頭換成在沙塵暴里行走。張譯拍了幾條，看來效果還不錯。
如果那天繼續等下去，也還是沒用用，因為沙塵暴停了之後就開始下冰雹，還是沒用出太陽。這種突發情況的調整，在執導大型晚會的時候是隨時進行的。
不過對於導演來說，選擇改日再拍也是可以的，那張藝謀為什麼要這樣選呢？
張藝謀對於細節的判斷皆是如此，重要的細節不能遷就，像劇組在沙漠里拍戲，拍完一個鏡頭就要換地方，因為沙丘上腳印太多，平整過了也不自然。
但是像電影《懸崖之上》的鏡頭，是在山西大同取景，雖然雪的場景跟東北不同，但是張藝謀也沒有要求極致還原。
這就是張藝謀的工作原則，常常要高頻率切換任務進程，這時候，完成就比完美更重要。
很多情況下，條件也不支持在細節上消耗，越複雜的合作，越容易因為某些原因而失控。但只要你身在其中，接手這項工作，哪怕情況再糟糕，也要接受這個結果，陪着大家走下去，這是基本的職業態度。
幾十年來，張藝謀的電影和大型晚會很多，也沒少挨罵。但是張藝謀依然樂此不疲的工作着，這無法讓人不敢動。
在電影《一秒鐘》的開機儀式上，張藝謀說自己和團隊會在短時間內，多快好省地拍完這部電影，非常樸實。
侯孝賢的專註
相比之下，另一位導演，台灣電影節的代表人物侯孝賢，卻是另一種風格。
侯孝賢拍電影時，一束光、一片雲、一陣風都要等。拍一場樹林的打鬥戲，通常做法就是用電風扇吹風，但是侯孝賢就是要大家坐着等，他覺得自然風是模擬不出來的，電影里山上的霧氣也不是模擬出來的。
這種極致的追求有必要嗎？對於侯孝賢來說有必要。他首先給觀眾就是一種環境的真實，侯孝賢的片場沒有綵排，每一次都是架上機器真實拍攝，這是為了捕捉微妙的自然。
所以侯孝賢拍電影非常費膠片，是一筆相當大的開銷。一般導演的降級標準是劇情連貫，但是侯孝賢要求是每一幀的畫面從光線、結構到人物表情動作都要完美，沒有一點瑕疵，必須達到他心中的100分。
侯孝賢說，好萊塢的每項技術都很強，台灣在工業上沒法做到這麼專業，只有對細節精雕細琢，用感性不斷去調整。
侯孝賢的電影看上去沒什麼大場面，但是相當奢侈，主要體現在時間上，他拍攝《刺客聶隱娘》一共花了四年時間。這部電影在法國和日本影響很大，侯孝賢還因此拿到了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
侯孝賢說自己追求畫面的完美，中間放棄了很多連貫的劇情段落。侯孝賢在戛納領獎時，說拍電影不容易，需要很多資金，他當年拍電影就是賣了家裡的房子，和發行商各自承擔一部分風險。
如果說張藝謀是多線程的務實高效，侯孝賢就是極致專註，他們的工作原則和節奏幾乎是對立的，也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好電影。這裏面的風格不同，但是不妨礙這些大導演拍出一部部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