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行業像個「大廟會」熙熙攘攘，不能說皆為利來、皆為錢往，但都很難逃脫被票房綁架的命運。如果電影創作不用跟風、不用揣摩臉色、不用為取悅觀眾而糾結，只需要心靈深處的表達，只需要潛心鑽研技能和方法，該是多麼幸福啊。北京民族電影展曾收到了一部獨特的作品《照見》，這不是一部民族題材的電影，也歸不到宗教題材電影里，但我決定推薦它入選展映。
正像這部影片的導演喬美所說：「如果有人看完電影后能靜下來幾分鐘，想想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那麼我花時間拍這部電影就值了。」
喬美是一位僧人，他在北京黃寺的高級佛學院進修過，卻從未進過電影學院。
僧人當電影導演在中國他可能是第一位，這也使得《照見》的美學特質和追求更顯其獨特：與當下的商業電影霸權沒有絲毫的卑躬屈膝，與流行的藝術電影在美學觀價值觀上也沒什麼協商對話。
《照見》就是《照見》，它使我想起一句話:在相同的路上總會有許多相同的失敗，在不同的路上總會有許多不同的成功。
《照見》的創作走在一條對人的終極關懷追尋的路上，產生於具備宗教情感體驗的電影作者的表達，順理成章。
影片講述了一個盲童的母親為找到出走的孩子，用蒙住自己的眼睛去聆聽孩子心靈的方法最終找到孩子的故事。
從母親帶上眼罩模擬孩子的內心生活開始，心靈就向她開啟了溝通母子間的深層感應與反思體驗，孩子內心的痛苦成為母親的啟蒙，藉助對孩子心靈世界的揣度，
母親在世俗中蒙塵的靈魂慢慢變得澄明無礙。母親精神上的覺悟，是她在找到走失孩子的過程中，掙脫了物質世界的觀念對自己的拘束。而拍這部影片的過程，也就成為了拍攝者自我修行的方式。
應當說，這是一種幸福。影片的色調古老，看着不覺得刺眼，應該是在調色時用了「敦煌色」，一種古代壁畫褪色的效果，顏色闡述與故事情節協調，讓觀眾感到體貼、適。
拍攝時只用了一個ARRI（阿萊）50變形寬銀幕鏡頭，沒有換過任何鏡頭，據說這使《照見》成為世界上第一部用一個鏡頭拍攝完全片的長篇電影。
喬美仁波切介紹說：是攝影師建議的一鏡到底，不要換角度，以佛平等觀眾生嘛。作為活佛，喬美聽了心頭一震，決定一試。
不少人勸他這樣拍太冒險，更有專業人士懷疑他不懂電影亂來。但他這樣去做了，並認為這樣拍會使觀眾在看電影時眼睛更舒適、心更能靜下來。
這位身披袈裟的青年導演，其藝術生命開始於海拔4000米的一座寺廟裡。喬美仁波切出生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的加塘草原。
兒時第一次接觸的「舞台劇」就是藏傳佛教的法會，他幼小的心靈即被金剛舞所震撼。按照藏傳佛教的闡示，喬美在兒童期的那個大時代，神已都住到天上去了，不再經常下界，而魔在人和神的夾擊下自覺無處可逃，但卻找到了更好的去處，那就是人的內心，於是人必須和自己各式各樣的「心魔」作鬥爭。
有時勝利，但常常失敗，而且魔鬼的數量和能量大大超出人的想像。這也許是解讀喬美在電影創作中的導演美學觀探索和確立過程應當注意到的，他的自覺更多源自自己多年來形成的獨特知識結構——一種佛教文化的體系。
而其成果呈現給我們和讓我們體悟到的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作者發現了藝術形式對內容表達的某種決定性作用，攝影、音樂、剪輯等風格對影片的藝術生成至關重要，從而形成獨特的電影敘事和藝術風格；
二是對「人間佛教」理念的藝術實踐運用，傳達了佛教「慈悲」觀的文化力量及其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對心靈的影響。《照見》之所以後來受到來自電影界專業方面的關注，並屢獲電影節獎，正是因為它在當下電影生態中的另類價值以及它創造了「新物種」的精神。
這部影片為什麼要叫《照見》？涉及宗教智慧，若從思想性上作深度釋示，我想最好是引用哲人的話，比如印度哲學家克里希那穆提（公元1895-1986年）他的觀點對國際學界影響很大，他說：「真理純屬個人了悟，一定要用自己的光來照亮自己。到中國傳統文化中來，就只有禪宗能闡明。也可以說《照見》這部影片是新的、現代性的禪宗公案。
